胡思乱想

Monday, November 10, 2008

刘军宁:中国改革的事实与价值

　　2008年，中国的改革来到了第三十个年头。今年本来应该是改革进入而立之年，现在改革似乎反而正在倒下。改革不仅没有解决，甚至没有触及，旧体制的根本问题，反而给社会带来了越来越多的问题。上面的当代民谣表明，中国民众也对改革产生了厌恶情绪，逆反情绪，甚至有抵触改革之心。在民众的心目中，改革似乎正从众望所归的褒义词正在变成人人抱怨的贬义词。这就需要对改革进行深度的反思，需要触及改革的价值基础和指导思想。

　　当代民谣：新三座大山教改把你父母逼疯房改把你腰包掏空医改为你提前送终

　　中国的改革尤其特定的哲学背景。邓小平设计的中国改革是基于指导中国共产党人的唯物主义。这种价值观认为：物质决定一切，观念是不重要的；只要能够造就一个物质层面的事实，所有问题就能得到解决。它不承认人、社会与制度是由观念支撑的。这一指导思想，只注重关于物质利益的现实，回避旧体制的价值崩溃问题，拒绝承认与旧体制根本对立的新价值。此种思想指导下的改革不准备、也无能力解决社会中存在的深层价值问题。

　　改革的这种唯物主义指导思想，以制造事实取代选择价值，不承认现行体制的危机是价值的危机，用"让经济发展的事实说话"取代"让人们自由说话"。所以中国的改革是基于"制造事实"的出发点，恪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价值系统的窠臼，而不以"重塑价值"为出发点。其实，导致中国改革的深层原因，绝不仅仅是中国当时的经济不发达的现实，而是政权的价值体系所呈现的危机。当初的正统社会主义价值观不再能够给人们提供精神指引，不再能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官方的主导价值不再具有价值，甚至变成负价值，不能回应来自其它价值的挑战。所以，导致改革的前改革危机：不仅是现实与事实的危机，更是价值的根本危机。邓小平设计的改革不是指向解决价值危机，而是试图用制造经济发展的现实来掩盖旧体制内在的价值危机。

　　所以中国的改革无视价值问题，只强调经济发展的现实，不承认价值需求，不承认现体制的价值危机。邓小平为此提出了"不争论"的主张，认为在改革中不要去争论是非对错，姓社姓资，而是用政绩告诉社会，GDP的数字又有了哪些变化。邓小平告诫全党，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改革的任务就是通过增加GDP来实现全民奔小康。改革变成了制造事实的简单劳动，变成了追求数字，追求（人均）GDP的增加。

　　"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这句民谚形象地体现改革无视价值的后果。改革的假设是：只要政绩能够让ＧＤＰ达到了一定水准，让民众饭碗里的构成发生了正面变化，价值问题就自动消解了。"端起碗吃肉"的意思是政府制造的事实很成功，老百姓有肉吃了，端起碗、拿起筷子可以吃到肉了！这个事实已经到位了。但是，能吃上肉就表明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吗？没有。完全没有！吃到了肉，并不能自动消解心中的不满，不能满足心中对价值和信念的渴望。

　　今天随着改革失去动力、速度和方向，随着经济危机的幽灵挥之不去，当经济发展的现实无法遮蔽价值的时候，价值危机就再次浮出水面。中国的改革已经打开了旧价值的缺口，让人们看到了新价值的端倪。今天发生的种种事例表明，改革所制造的事实，不仅不能解决中国的全部问题，反而正在加重社会的价值危机和信仰危机。仅仅靠ＧＤＰ的数字，不足以替代人们对价值、对信仰的追求。三十年后的今天，以事实掩盖价值危机的做法不再行得通了。

　　改革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功能，就是它瓦解了旧体制的价值基础。经过三十年，在今天的中国，对旧制度、对赤色意识形态已经没有几个真正的信仰者了。中国的改革，出乎其发起者的意料，消解了旧体制的价值基础，但是改革自身却没有价值基础，这就是改革自身的问题所在。改革以制造事实为使命，它自身却没有价值基础，当它制造了事实以后才发现，问题不仅还在，有时候甚至还更加严重。追求"制造事实"的改革，只能加重中国社会的危机。

　　不承认价值观念对于社会的重要性，认为仅靠唯物主义就可以绕过旧体制的价值危机从而解决中国问题，这正是中国改革的致命之伤。无视价值，没有价值基础的实用主义改革及其背后的唯物主义指导思想，已经不能为中国的问题提供正确的解决方案了，这样的改革只懂国人的碗，不懂国人的心。只要改革还局限在体制所赖以建立的价值系统之内，这样的改革永远不会懂国人的心。承认价值与信仰的重要性，并把价值与信仰的自由选择权还给个人，这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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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原:为何将杨母送精神病院治疗？

　　11月5日，王静荣接到居委会领导电话，才知道妹妹王静梅在公安机关的安康医院接受精神病治疗。11月9日，她终于在安康医院见到了失踪四个多月的王静梅。

　　杨佳袭警案发后。7月2日，王静梅被警方带到朝阳区公安分局大屯派出所协助上海警方调查。此后，王静梅下落不明了。

　　为了寻找妹妹，王静荣报了人口失踪案。大屯派出所告之说，王静梅在接受调查后，已于7月4日自行离开了派出所。

　　9月11日，王静荣向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状告朝阳区公安分局，要求寻找王静梅下落。但是法院拒绝受理此案，并把代为立案的律师强行拉出了法院。

　　对王静梅莫明其妙失踪之事，我写过多篇文章予以质疑。我始终认为她还在北京，前不久网上传言说王静梅自杀了，有记者就采访我，问消息是不是可靠？我口中虽说半信半疑，但心里还是不相信。现在王静梅终于有消息了，真相也将大白于天下。

　　那么我们就要问了，为何将王静梅送到精神病医院接受强制治疗？

　　王静梅是7月2日被带到派出所接受调查的，她此时身份只是犯罪嫌疑人的母亲，由于她可能了解案情接受警方调查，从法律上来看，她还是一个证人。

　　警方对证人调查完后，如证人是精神正常的人，可以让她自行回家。如证人在接受调查时，突然犯了精神病，就应当通知家属，让家属接其回家。如直接将她送去精神病医院治疗，应当立即通知家属。

　　对王静梅调查完后，没有让她回家而是送到精神病医院，有可能是王静梅受到刺激后突发了精神病。假使是这样的话，公安机关将她送去治疗并无不妥，但是为何不及时通知她的家属呢？

　　如果王静梅没有精神病，公安机关强行将她送去接受治疗，这是一种严重违法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医院接受一个没有精神病的人住院治疗，同样违反了法律规定，这等于是在实施非法拘禁。

　　精神病医院对王静梅强制治疗四个多月后，有关部门才让通知她的家属去会见，这种做法严重违反了《北京市精神卫生条例》和《北京市精神疾病患者强制治疗实施办法》规定。

　　《北京市精神卫生条例》第31条规定，当精神疾病患者有危害或者严重威胁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行为时，公安机关才可以将其送至精神卫生医疗机构强制治疗，并要及时通知其监护人或者近亲属。

　　该《条例》第43条规定，精神疾病患者及其监护人或者近亲属有权了解患者病情、诊断结论、治疗方法以及可能产生的后果。

　　《条例》第44条还规定，精神疾病患者享有通讯、会见来访者、处理私人财物等合法权益；因病情或者治疗等原因需要限制住院精神疾病患者上述权益时，医师或者护士应当将理由告知该精神疾病患者或者其监护人、近亲属，并由医疗机构在病历中记录。

　　《北京市精神疾病患者强制治疗实施办法》第9条规定，精神疾病患者送至医疗卫生机构后，公安机关应当在24小时内通知其监护人或者近亲属，并做工作记录；无法通知监护人或者近亲属的，公安机关应当在工作记录中注明原因。

　　《实施办法》第10条规定，公安机关将精神疾病患者送往安康医院进行强制治疗的，办理程序按照公安机关有关规定执行。

　　《实施办法》第11条规定，需要将精神疾病患者送往指定医院强制治疗的，由公安机关填写《北京市精神疾病患者强制治疗审批表》（以下简称《审批表》），经公安分县局负责人批准后，送往指定医院强制治疗。卫生部门参与现场处置时，应当在《审批表》中签署意见。

　　《实施办法》第12条第三款规定，经诊断认为需要住院治疗的，公安机关应当在接到指定医院通知后24小时内通知精神疾病患者的监护人或者近亲属办理住院手续。对无法通知到精神疾病患者监护人、近亲属的或者监护人、近亲属拒绝办理住院手续的，公安机关可以先行办理，并在工作记录中注明原因。

　　使人感到气愤的是，当王静荣向朝阳区公安分局报失踪案时，竟然还在忽悠说"王静梅已自行离开了派出所"。那我们就要问了，到底是谁把她送去强制治疗的？难道是王静梅自己去安康医院治疗的吗？

　　作者是北京市忆通律师事务所刘晓原律师

杨涛:身份信息查询需避免“模糊地带”

　　为方便广大用户使用公民身份信息核查服务，11月7日公安部全国公民身份证号码查询服务中心正式面向公民个人推出公民身份信息核查、同名同姓查询等网上自助服务。而11月9日月下午，这个身份查询中心网站的网页已经打不开，由于目前网站系统仍在进行技术完善，网站已经暂停。（《扬子晚报》11月10日）

　　关于网上自助身份信息核查服务暂停的原因，该网通知说："因中心系统正在完善"，看来，对于暂停，官方的说法是技术原因。不过，从我个人观察来看，本月7日有关部门甫一这项服务，就引起了舆论与民众对于这一查询系统收费是否合理、是否侵犯公民个人隐私权等诸多问题的争议，"技术原因"大概不过是相关部门平息舆论非议的体面托辞。当然，不管怎么说，暂停总是好的。

　　有关部门推出的网上自助身份信息核查服务，并不是给民众的"免费午餐"，一次查询收费是5元。如果是商业网站，那也罢了，公民查不起，顶多"用脚投票"，一走了之，或者寻找另一家服务商。但推出这项服务的是政府部门——公安部全国公民身份证号码查询服务中心，并且是占用的是公共资源——全国公民的身份信息；更重要的是，提供这项服务还是垄断性的，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谁能像这个服务中心那样掌握全国公民的身份信息呢？这就有几个问题需要廓清：其一，根据"法定税收原则"，国家机关收取任何费用必须有法律的明确规定和授权，那么，查询服务中心收取这项费用有无法律的授权呢？要知道，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假设每天有10万人次上网查询，一年的收入将达到1.8亿元。况且，在大多数发达国家，政府信息都是免费查询；其二，倘我们以最大的善意来猜测，提供这一查询服务需要巨大成本，而且财政预算并未包含这一项目，的确需要向查询的公民收取一定费用。但这笔费用到底是多少才合理呢？查询一次5元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有关这个网站运行成本能不能公之于众，在阳光下晒晒呢？

　　此举是否会侵犯公民隐私权，也是争议之一。有关负责人介绍说，这一网站有利于"遏制和打击利用假身份证进行欺骗和犯罪的行为"，这种效果我们也承认。但是，有律师指出，"任何人输入别人的身份证号码和姓名，还有自己的手机号就能查询别人的身份信息，万一有人利用这个搞敲诈勒索活动，就会造成意想不到的损失。这有悖于《民法通则》中关于隐私权的有关规定，涉嫌侵犯公民个人隐私。"在这一问题没有经过详细论证前匆匆推出举措，未免操之过急。

　　从网上身份信息核查服务的争议，或许也能折射出一些政府部门借"便民、利民"名义行乱收费之实、忽视民生与民意的惯性做法与思维。比如国家质检总局推行了8年之久的国家免检制度，表面上看，"免检标志"有利于消费者更方便判别优质产品，更利于企业自律，但从实际来看，不过是国家机关借机收钱的工具，甚至成为某些造假企业的"护身符"。而且，这种所谓的"便民、利民"从来没有进行过听证就大张旗鼓地推行，如果不是"三鹿奶粉事件"东窗事发，还不知要祸害到何时。

　　来源：新闻晨报

张立伟:蒙牛事件凸显中国商业文明缺失

　　中国企业管理存在着严重的角色混乱

　　由于将股权抵押给外资投行后股价大跌，蒙牛乳业（02319.HK）大约4.5%的股权可能落入摩根士丹利手中。于是牛根生泪水汪汪的恳求国内"兄弟们"救援，以免民族品牌归于"外寇"。据说，"江湖大佬"群起响应，演奏了一曲民族精英共御外敌的悲歌。这不是故事，而是正在行进中的真实表演，只不过这种江湖气息暴露了中国商业文明仍然处于小农经济时代的原始形态。

　　诸如宗庆后、牛根生等人以民族情感博取同情，进而以道德模糊信用，这是对商业信用文化赤裸裸的破坏。现在商业文明的基础是契约文化，每个人以及每个企业都必须为自己的信用负责。作为蒙牛乳业，选择在国际金融中心之一的香港上市，意味着股权的国际化，极其分散的股权结构也明示任何时候都可能被外资收购。因此，牛根生的民族大义令人质疑。

　　经"救助总动员"，很多朋友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驰援现金，问题在于，这些人大多数有上市公司创始人或管理人的背景，如此巨款是其个人财富还是上市公司出纳？应该指出的是，这些曾经的创始人现在只是上市公司的股东之一或管理人，而不是其私人所有，其所投投资行为必须经过董事会同意。而商业规则中也绝没有不讲风险与收益的"情感投资"。

　　现代商业文明的基础是社会分工，各司其职，但中国企业管理存在着严重的角色混乱。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涌现大批私营企业，出现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两种单一所有制形态，而国有企业实际所有者缺位，造成国有与私营两种企业所有者与管理者事实上的统一，这意味着企业治理上的专权。进入新世纪后，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分别走向同一方向，即进行股份化改造，建立现代企业治理结构。其中很多企业上市成为公众公司。此时企业的所有制发生根本变化，不管是否控股，权利已经归属董事会，而原来大权独揽的经理（厂长）或企业主，则成为公司的经理人（代理人）。

　　但是，悠久的企业专制文化令现代企业治理架构形同摆设，那些转换角色后的厂长或企业主们，仍然延续原有的专断作风，形成事实上公私不分与凌驾于董事会之上的内部人控制。这显然是缺乏遵守职业操守的代理人文化，也是对契约的漠视。例如，深南电B没有经过正常决策程序，任由个别领导以绝对权威与美国高盛集团签订石油对赌协议，险酿大祸。

　　不仅是代理人文化的严重缺乏，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也越发罕见。中国企业家在艰苦的创业之后，往往失去进取与创新的企业家精神。随着中国在制造业产能过剩以及竞争激烈，一个新的现象是，很多企业家不再专注于专业或多元化扩张，而向风险投资或财务投资转移，赚取快钱，成为投资家（或金融资本家）。例如朱新礼欲卖掉汇源，表示专注投资，虽然间接的鼓励了创业，但是，这些企业家却更没有理由谈论所谓的民族企业。

　　当前的经济困局，集中暴露了中国部分企业家、经理人的契约精神与道德操守的恶劣，如浙江出现企业主逃逸潮，这是企业对员工与债权人权利的漠视，不以"破产"这种合法的市场退出机制，而是转移资产并一跑了之，将责任抛给政府和社会。如果说华尔街人过于贪婪酿成大祸，那么，危机下的中国经理人与企业家所表现出的是毫无商业文明的蔑视规则与道德信用的缺失。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Sunday, November 9, 2008

冉云飞:绝对不可向群众开枪

　　冉按：毛泽东在1950年给毛森品、罗驭雄、文涧泉、赵浦珠、粟世济、毛逸民、方觉民、文南松、君实、黄炎培、张峻明等人的信中，都直接或者间接地证明了彼时土改、征税、征粮中的很多问题。如果不是有较大的问题的话，那么这些毛泽东的同学、亲友不会在毛百忙之中写信叨扰他，事实上毛的回信也认可他们工作中是有诸多问题，只不过他说得比较隐晦，有很多掩饰罢了。土改中的粗暴、滥杀无辜、许多人包括毛泽东表兄所在乡的民众吃饭都成问题，引发了不少的质疑、批评乃至反抗。毛那个时新鼎初得，百事猬集，在做出不少错误决断的同时，还留下一点清醒的态度，这就是留下了这句"最高指示"——"绝对不可向群众开枪"，我认为特别值得今天面对群体事件越来越多的官员们学习。

　　近来各种利益冲突、官民冲突、警民冲突的事件层出不穷，应该真正保障让民众能用法律手段解决利益冲突问题，对于凡是阻碍民众用法律维权的官员、机构以及相关指示，应该依法裁撤废止。否则利益冲突愈演愈烈，民众又没有一个能给他们带来希望的解决办法，那么冲突的加剧和扩大势必不免。在此情形下，当然主要要倡导法治建设，并切实让法律能为民众争取利益起到真正的作用，而不是徒具空文。那种随时依靠忽悠，希求哄骗一时，取得短暂喘息的做法，其实是积累民怨而使政府各机构的公信力继续透支，几近于无。当人人都对政府各机构的公信力都不再相信的时候，那么再来实施本来早该实施的平缓务实政策，其平复社会人心的作用将大为降低。任何好的政策之产生效果，也需要恰当之时机，这就像清政府的立宪之太晚一样。目下政府许多作为恐也在暂缓和观望之中，总是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民众不会来争取他应该得到利益，这种想法贻害匪浅，政府中的有识之士应该有清醒的认识，果决地改变态度，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让所有的利益冲突用法律公平地来解决，是这个社会最为平稳的方式，也是不少人能够在此一渠道里实现多赢的理性办法。民众是胆小怕事的，不到万不得已，实不愿出头去与政府进行这胜算概率很小的博弈，因为其间的代价与风险之大，他们也是可以预料的。华东局这个注释中说到了官方征粮征税以及土改中的错误与缺失，但他们最终落脚到民众是被反革命分子所煽惑，就像现在他们老是爱说"少数不法分子"、"一小撮不明真相的群众"一样可笑。近六十年了，他们治理这个社会、解决官民冲突的思路僵化得像尸挺一样，一脉相承，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但不管怎么说，解决官民冲突和群体事件，我认为毛泽东这句话是值得现在各地官员反复重温的。有理性的政府才有理性的民众，因为目前的政府是比民众强大很多倍的一个权力机构。出现八九年的惨剧包括现在一些流血事件的惨剧，就是各位官员对毛泽东这句话领悟和执行得不够的原因。毛是有很多问题的人，但这句话我还是认同的（正是这点意义上我认同八九六四中主张对话反对开枪的赵紫阳），虽然要解决诸多社会问题，不可能只靠一句话，而是要靠对民众利益有真正保障的民主自由制度。不过，在目前良好的制度尚未健全的情形下，把毛这句话拿来作为处理重大群体事件的指针，还是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下面是毛泽东这句话的标题及相关注释，全文照录如次：

　　在中央转发的华东局关于镇压反革命暴动及处理群众性骚动事件的指示中加写的话

　　绝对不可向群众开枪

　　注释：这句话是加括号写在中共中央华东局指示的第二项中的一段话之后，这段话是："对因灾荒严重，或因秋征负担过重，群众生活困难，致为反革命分子乘机煽惑，因而引起如群众性的但非武装的抢粮骚动，我在场武装部队应首先竭力加以劝阻，使他们了解抢粮违法而停止抢粮。如劝阻无效，则可对空中鸣枪驱散群众"。

　　（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P324）

　　2008年11月9日6：38分于成都

赵牧:为国分忧，就早点死吧

　　被冠以著名的经济学家、原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赵人伟如是说："现在我们的人均寿命比30年前大大提高，60岁退休，活到90岁，吃30年养老保险，说不过去啊。"

　　是啊，确实说不过去。

　　看官不要暴跳如雷，比较而言，我以为这个专家的语气还算满有人情味的。不信给你举个例子：

　　上世纪鲁迅的同窗——国学大师钱玄同曾半真半假地说："40岁以上的人都应该枪毙"，理由是年龄大的人，都是社会进步的绊脚石。后来这个钱玄同活过了四十岁却没自杀，鲁迅便作了首著名的打油诗嘲讽他说：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

　　呵呵，现在赵人伟这个专家的意思其实也差不多，那些老人全都成了政府的包袱。我说赵人伟"满有人情味"，因为他还没有说，超过72岁的中国人都应该枪毙！

　　按中国人的平均寿命72岁计，寿命越长，消耗的养老金自然就越多，给国家造成的负担就越重。在数字的逻辑上，这是很过硬的。当然，赵人伟作为"以人为本"旗号下吃饭的专家，自然也不可能像钱玄同那样用枪毙的字眼，这么说岂不将陷无力担当社会养老责任（有报道说，国家养老金巨大缺口已高达8000亿）的政府于不义吗。所以，赵人伟们上了这样一道积极的奏折：提议延长退休年龄。延迟一年，就能为国家节约200亿大洋！

　　古人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最先进性的文化普及的今天，我以为今日之匹夫们的觉悟总该比古人高些才是。所以为国（政府）分忧，干到65岁应该不是什么问题。而且拥有自愿早点死那么高觉悟的人，恐怕也不少。八十年代末，黎明就有过一个创造性的说法：中国人连活都不怕，还怕死吗？

　　有人已经算过这样一笔帐，按目前养老金的交给办法和发放的制度，一个人活到72岁，就已经能为国做出相当大的贡献了。请看他的计算：

　　假设一位员工一年平均月薪为3000元，个人和企业按照1：2的比例缴纳企业年金，如果不计年收益，不计工资涨幅，那么10年后这位员工退休时，他的养老保险帐户金额应该是：

　　3000×8% （元）×12（月）×10（年）+3000×8%×2（元）×12（月）×10（年）=86400元。

　　当他65岁退休时，每月可领到的养老金＝3000元×15％＋3000元×8％×12×10÷120＝690元。其中，（3000元×15％）为基础养老金；（3000元×8％×12×10÷120）为个人账户养老金。

　　按照中国的平均寿命72岁，那该员工从退休到辞世能拿到的养老保险金额=690×12×8=66240元。

　　实际亏损=86400-66240=20160元

　　很好嘛！如果很多人都自愿早一点安息，那为国家（在我们这等于政府）做出的贡献就更大了。

　　说了一圈，那个重要问题还没涉及——就是全国养老金缺口截止于是乎005年就高达8000亿，这个窟窿究竟是怎么形成的？这毕竟是一个现实的危机，不能光用调侃的语气对待之

　　下面引一则旧日的新闻，仔细瞧瞧：

　　中国经济周刊 2006-11-27刊登了这样一则报道，报道说：

　　张红梅退休后的日子过得相当舒坦。

　　"当时我们银行进行改革，让40多岁的同志都早早办理了内退。

　　因为退休后待遇不错，我们这些年龄达到行里标准的同志都高高兴兴办理了退休手续。"张红梅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她在地方某银行工作了25年，2003年办理退休手续的时候只有45岁。她退休前每个月有1400多元的工资，退休后的工资每月也有1200多元，张红梅对目前的生活现状感到非常满意。

　　记者给48岁的她算了一笔帐：如果根据2000年普查得出的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71.4岁计算，今后23年她总共可以拿到近28万元退休金。而她比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规定的正常退休年龄整整提前了10年退休，多拿了约14.4万元的退休金。

　　"现在很多没有达到退休年龄的职工都早早退休了，40多岁、50多岁的人早早退休的比比皆是。这也是造成养老金缺口的原因之一。"全国总工会研究中心副所长郭悦研究员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在全国类似张红梅这样的没有达到退休年龄就提前退休的职工不计其数，这一因素与老龄化一起，使养老帐户资金严重亏空。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相关文件显示，2000年我国养老金"空账"还仅仅为360多亿元，到了2005年底，"空账"已经达到8000亿元。

　　此种形势下，"延长退休年龄"被很多人认为是解决"空帐"问题的重要手段。

　　"我们现在仍在做延迟退休的研究，今年底会把报告推出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相关人士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延长退休年龄的问题应尽早提上议事日程。

　　"延迟退休对缓解养老保险支付危机有积极作用。"全国总工会研究中心副所长郭悦研究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国家发改委的一项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人平均寿命比1990年提高了2.85岁，但平均退休年龄却仍停留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为51.2岁。由此造成的问题是，数额庞大的退休金压力使得现有的社保体系难以承受。

　　为了解决城镇职工养老保障问题，1997年7月16日，《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正式颁布实施。我国决定采取由现收现付制度和个人养老金账户这两大支柱组成的模式。根据该模式，一部分养老保险费用于支付当前退休者的养老金，另一部分则被存入个人账户。

　　但是，这种"老人老办法、新人新措施"的"统一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由于保险费收不抵支，养老金缺口日益扩大。

　　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0年进行的《延长退休年龄可行性研究》提供的数字显示，1998年我国有半数省市养老金支不抵收，当年养老保险基金总额开始出现亏损，亏损额高达71.3亿元；1999年全国亏损省市增至25个，且大多省市动用了历年积累。另据调查显示，2000年我国养老金"空账"达到360多亿元，到了2005年底，"空账"已经达到8000亿元。

　　另一个更为严峻的现实是，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据2005年底全国百分之一人口抽样显示，中国65岁以上人口逾1亿人，占总人口数的7.7%.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总人口的10.5%，2050年将上升到28%以上。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标准，如果一个国家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总人口数的10%或者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以上，那么这个国家就已经属于人口老龄化国家。德意志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估算，若中国不改变退休年龄，则2050年每百名劳动者就要供养79名退休者。

　　"随着社会的发展，对中年人、老年人的年龄定义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国也应该与时俱进，改变目前的退休年限。"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姚裕群教授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

　　引文完。看看吧。问题是，那么多四十多岁就下岗，就内退，是当事人自己的决定吗？如果不是政府允许和鼓励甚至采取强硬的措施，怎么可能有那么多人四五十岁就下岗内退甚至买断工龄扫地出门了呢。现在又要提高退休年龄了，那些为政府服务的专家，又准备出手帮着政府倒打一耙了吗？

　　来源：赵牧博客 http://zhaomu.blog.sohu.com/

路平:关了“大小非”，只有这一招了

　　中国股市就像一列正在下坡且刹车失灵的火车，直往"谷底"冲去。"谷底"（指数点位）在哪里？谁也不知道。

　　所有的人都在盼望：管理层应该拿出"进一步的实质性利好"。既要"进一步"，又要"实质性"，那是什么呢？管理层已经左一招，右一招，你们能说的"招"，他都使了，有的"招"正在准备使，可结果还是招招败北，股市还是起不来。

　　看起来，只有掏心窝子的一个"狠招"了，那就是"关了大小非"。说出这句话，马上就会有人说这是 "异想天开"了吧？你的理由是，证监会已经多次表态，"珍惜股改成果"，"决不会给大小非加第二把锁"，"不会倒退到股改之前"。管理层把话说"死"了，没有余地，别有希望。可是我说，恰恰此乃"希望"之所在。要挽救中国股市的下跌趋势，只有，也只剩这一招了。

　　第一，管理层为何要把话说得那么"死"？中国的股权分置改革实践下来的结果已经证明，股改没有取得成功，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一场为了实现全流通的改革，当全流通实施的时候，却要以这个市场里的绝大多数人财产的巨额损失为代价，为条件，为基础，这样的改革也说是"取得成功"，要加以"珍惜"，这无论如何不是有天良的人说得出口的。但是，"关了大小非"，就等于是宣布并承认股改的失败，那么尚福林同志任职的这一届证监会的最主要"政绩"也就没有了。在如何解决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的问题上，过去历届证监会领导，如刘鸿儒、周正庆、周小川等都曾经尝试过但都没有搞成。尚福林上任后，"快刀斩乱麻"，三下五除二就给解决了，这不是他的"本事"和"能力"的证明吗？况且，中国的现任领导哪有在任期间就否定自己"政绩"的？所以，想"关了大小非"这是万不能接受的。但是这只是尚福林等个人感情上能否承受的问题。说到底，股改即便没有成功，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中国的改革事业不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吗？股市的事情纷繁复杂、千头万绪，"三下五除二"的结果就是导致全体流通股股东"财产性收入"最终彻底蒸发，给党和国家2008年初提出的战略性意图打上了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注脚"。所以，感情必须服从于事实，话虽然说"死"了，但并不真的是一步"死棋"。"有错必纠"，没什么不光彩，相反是坦荡和豁达，无可指摘。

　　第二，"决不会给大小非加第二把锁"，这仅是一种谈判博弈的"技巧"。这里面还有两层意思。首先，对股市来说，"关了大小非"不过只是一个"技术问题"，没什么不可以的，也并非无法操作。中国股市历史上就发生过两次非流通股减持转售被"叫停"的先例，再来一次也未尝不可。想当年，小平同志曾说过，股市不行的话也可以"关"，现在一个大小非问题倒"关"不了，这岂非咄咄怪事？再说，"关了大小非"之后，可以再研究出一个市场能接受、能承受得了的缓冲方案，还是一条出路，大小非也并不会真的被"关死"了。其次，先把话说"死"，接下去看情况变化发展，还有没有其他救市途经，不到万不得已决不"让步"，这是谈判博弈的一个策略。因此，最"严格"的恰恰是最易松动的，最"死"的往往也是最"活"的，"不加第二把锁"恰巧是"可以加"或者准备"加第二把锁"了。因为道理很简单：这本身就没什么不可以。

　　第三，证监会在解释不能"关"大小非的时候还有一条"理由"，即：股改后上市公司内的非流通股（即大小非）与流通股之间，双方达成的契约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因而政府不能违背和干涉。人们一听，此话果然"有理"，很是"守法"。可是我说，其实，干涉和违背市场双方达成的契约，你证监会早就干过了。中国股市建立之初，上市公司里的大小非持股成本低但不能上市，而上市公司为了募集资金溢价发行流通股，二级市场上的投资者通过实际的买入行为，买下了比大小非持股成本高出数倍甚至几十倍的溢价流通股权，这实际上就在大小非与流通股股东之间形成了事实契约，这样的契约同样具有法律效力。那么，就是你证监会于2005年通过行政方式横加干涉，以"股权分置改革"为名，公然违背了上市公司内双方已经达成了的事实契约。请问：那个时候，你证监会怎么不想到"守法"了？你今天知道要"依法办事"尊重人家的契约，但当时你又是根据什么法律来破坏双方的事实契约的呢？一句话：根本就没有"法"，全凭你上下翻的一张嘴皮子！由此可见，我们已经无须赘言，证监会的那些貌似"公正"、"守法"的"理由"，完全是用于"忽悠"市场且洋相百出的遁词罢了。

　　第四，现在大家分析股市下跌原因，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美国金融危机影响，二是担忧国内经济出现下滑，三是大小非。在1700点面临失守的今天，再要把长达一年多时间、跌去70%以上的中国股市，依然归结为对我影响有限的国际金融风暴和本国并未出现严重下滑威胁的经济状况，这实在是说不过去的。现代经济领域的分析归根结底是建立在需求和供给的均衡分析的基础之上的。这么大的跌幅，只有股市的供求失衡才会导致。一个每天都在扩容、处于扩容威胁的市场，换手价格只能是不断下探，直到能够弥补、平衡供求关系为止。所以，中国股市下跌的主因，其实正是人们已经淡忘了的大小非。哪一天，大盘跌到更加面目全非不可思议，跌到连大小非都无利可图、无意再抛的程度，股价才会止跌，股市才会见底。从这个意义上看，只要大小非没被"关"掉，指数再回千点并不是空穴来风，毫无依据的事。

　　第五，股改产生的大小非和"新老划断"之后新股发行所产生的"限售股"，市场累积存量已达1.5万亿股（注意不是1.5万亿元）。从2007年10月至2010年长达三年多的时间里，这些"堰塞湖"都将依次解禁，"开闸放水"。我们假设，其中有20%的大小非股份将要抛售的话，那么也就起码要有3000亿股。以目前股市平均价格6元计算，需要资金1.8万亿元才能消化，而当前市场的流通市值总量可能连3万亿元都不到。如此规模的筹码供应量，如此巨大的资金需求量，不仅将使股市不断走低，而且将把所有"利好"刺激起来的反弹无情地予以"扑灭"。再说，谁能保证另外占累积存量80%的大小非能完全做到持仓不动一股也不抛？如宝钢股份，解禁后的大小非占其总股本的67%，它如果在有行情的时候，即便抛售掉16%，不是还能保持其控股地位吗？宝钢如此，那么中石化、中石油、中行、工行、建行等等众多的大中型"巨无霸"都可以。因此中国股市有大小非存在，以及大小非问题没有一个合适妥当的解决办法之前，是根本无法讨论价值投资和估值诱惑的，传统的投资法则也将全部失效。所以，要么不想救，要谈挽救中国股市，只有"关了大小非"这一招，舍此别无他途。谓于不信，那么咱们就一起等着看最终结果吧。

　　2008年11月2日于上海

范立群:周正龙的伏法和刑不上大夫

　　从去年秋天开始，为了周老虎的是真，还是假？"挺周派"和"打假派"各持己见，群情激昂，在媒体上论战高潮迭起，余波荡漾，折腾了半年。"打假派"举证历历，却拿不出能够一锤定音的过硬证据。"挺周派"说得口气强硬，但也无法证明真有活老虎的存在。掌握公权力的专业行政官员未经核实却力挺周老虎，当地党政领导和执法机构无故缺席，使本来很简单的一件查证核实事件演变成了一个轰动全世界的新闻大事件。周正龙信誓旦旦，要以他的脑壳担保他拍到的老虎是真。"打假派"心急火燎，恨不能发动一场大围剿，用吐沫淹死周正龙，让他尽快伏法。看来这场糊涂官司一时难了，真相难出。

　　然而突然峰回路转，在今年的四月，英明神武的执法机构终于出手了。他们不但在拍摄现场证实"虎照"的不可信，还在周正龙家找到了他搞翻拍的老虎图片，找到了木制的虎爪造假罪证，更找到了周正龙私藏弹药，足以治罪的赃物。这么一来，罪证确凿，周正龙人赃俱获，要去伏法了。不过话又要说回来，如果周正龙真的单枪匹马，为了诈取奖金，蓄意干下了这些勾当，他应该是一个颇具小聪明的乡间刁民，怎么会笨到如此大意？会拿这些会惹祸的实物证据都一起放在家里，等着执法人员一并拿获，轻而易举去治他的罪？

　　再说，既然执法人员只要到拍摄现场就可论证，只要追问周正龙即可得到全部罪证，那么一年前当"虎照事件"刚出现需要鉴定时，当地专业行政官员为什么不这样做？当地的党政领导和执法人员为什么无故缺席，迟迟不出现？按照中国的党政体制，当地的专业行政官员和执法人员都直接听命于当地的党政一把手统一领导。让"虎照"上网，任由专业行政官员力挺，听凭媒体的炒作，以致发展成为一件轰动全世界的新闻大事件，当地的党政第一把手有何难言之隐？周正龙翻拍的老虎图片是向邻家农户借来的，因此只需在邻近乡间稍加追问就会漏出马脚。这些当地的专业行政官员，为什么就是不去现场核实，甚至连追问一声都懒得问，就力挺？他们为什么敢如此胆大妄为？

　　有关部门搞出这场审判的目的，当然是想给社会一个交待。"虎照事件"闹得如此之大，成为了一个重大的社会事件，再不给一个清楚交代，会让各级地方政府颜面尽失，威信荡然无存。政法部门也无论如何要让周正龙伏法，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安抚"打假派"气势汹汹的民愤。然而，这回有关当局的"好心"却没有得到好报，还弄成了一个两面不得好，里外不是人。周正龙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山村农民猎户，"打假派"兴师动众，威风八面，结果掐死了这么一个乡间小人物，使他们觉得颜面无光，英雄无用武之地。英明神武的执法机构太能干了，周正龙太合作了，法院判得太迎合"打假派"的期待了，反而使"挺周派"觉得这场司法闹剧才是真的在弄虚作假。

　　按照法院的判决，周正龙犯下了欺骗罪，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诈取奖金和私藏弹药三大罪状。然而，判罪必须有法可依，有例可循，合乎逻辑，合情合理，才能服众。法官大人恐怕太急于想让周正龙伏法了，做出判决时忘了要多作一番逻辑推敲，即做出这些判决的根据是否可靠，理由是否牵强？一个既不会上网，又不具有摄影制作技巧，更不掌握媒体的乡间小民，想迎合有关县领导的需要，弄虚作假，声称自己拍到了华南虎，即使拿着小喇叭，叫破了喉咙也传不出几里地。如果有关当局能够及时做出查证核实，及时揭穿了周正龙的谎言，这只会是一个乡间笑话，应该只属于批评教育之列。

　　大家总还记得第二起"虎照门"事件吧？那位记者拿马戏团的老虎做了一个假新闻，很快就被揭穿了，他可被判了刑？难道作为一个穷乡僻壤的农民猎户周正龙的胡吹牛，要比一个专业记者利用媒体制造的假新闻还要严重得多？至于谎言被揭穿时间的长短掌握在执法部门和有关领导的重视程度，而不在周正龙。如果要说起所造成的社会影响问题，那就要问这些地方上的各级专业行政干部为什么会这么好骗？他们为什么不及时做查证核实，就迫不及待把"虎照"贴上网，还毫不犹豫试图证明"虎照"是真？

　　光靠周正龙无法造成这么大的社会影响，是这些专业行政干部利用了公权力散布和扩大了"虎照"的社会影响，是"虎照"迟迟得不到查证核实，是媒体的跟踪报道和炒作使"虎照"成了重大社会事件。因此，周正龙面对媒体牛皮越吹越大，欺骗了社会大众是事实，但是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这笔帐不应该简单地算在周正龙的头上。真正应该承担此社会责任的是上网扩散了虎照，并以政府有关专业行政官员的身份，为虎照是真作担保的人和听任"虎照门"事件越闹越大，又迟迟不出手的当地党政一把手和执法机构有关官员。

　　要说起周正龙的第二条罪状，即诈取奖金罪，就更不好说了。奖金是县政府有关部门颁发的，而不是周正龙可以随意诈取的。县政府有关专业行政部门确认周正龙拍的"虎照"是真，上门送上了2万元奖金，这是政府行为。周正龙虽然承认听人说起过，拍了"虎照"会有奖金，却没有主动申请过。县政府既然事先并没有发布过悬赏2万元拍一张"虎照"的公告，何来周正龙诈取奖金之说？至于要说第三条的私藏弹药罪，此罪算来应该是最硬气的。然而，如果说这些弹药是政府有关部门组织的专业"搜虎队"在搜山时留下的，周正龙只是贪小便宜捡来留作私用，这件事就又不好说了。

　　国家应该有十分明确的枪支和弹药的管理条例，首先应该追查的是这些专业"搜虎队"成员的随意丢弃弹药之罪。周正龙只是一个乡间农民猎户，因为贪小拣起了这些被违法丢弃的弹药，留作私用，构不成私藏弹药之罪。既然是猎户当然需要弹药，被查到拥有的弹药超量，只要能够明确说明这些弹药的来源，没收上缴就是了。如果周正龙的这些弹药既非偷来，又非抢来，更非走私所得，确实是因为有人丢弃而捡来的，此事只属于批评教育范畴，并不能构成犯罪。

　　综合上述分析，如果这些陈诉都成立，即使当地有关司法部门有强烈的意愿要惩处周正龙，也很难依法正式起诉和随意判决周正龙。因为这次"虎照门"事件的正主，应该是具有摄影，修改和制作技能的专业人士，是当地各级政府部门利用公权力扩大，散布，坚持"虎照"是真的专业行政官员和无故缺席，放任使"虎照"成为影响国际大事件的当地党政第一把手和执法机构官员。整个"虎照门"事件涉案者仅仅是一个既不会上网，又不会摄影制作技巧，更不掌握政府公权力和媒体的周正龙一人，于情于理都是说不过去的。党纪处分和行政处分不能代替司法判决。在法律面前必须人人平等。既然认为只是被利用的一只小卒子周正龙，因为"虎照"事件触犯了法律，那么这个事件的主犯，怎么可以逃避司法的制裁？难道刑不上大夫的周礼，至今还在被沿用？

　　看来有关当局越是想象征性地惩处周正龙，达到安抚民心，让"虎照门"事件尽快平息下来，越是暴露出了现有的官本位体制官员玩忽法律，顽固坚持人治，为了应付上级和网民的压力，被动应对，胡作非为，无知，无能和滥权的本质。如果说经过了半年，到了今年四月当地党政的一把手终于指示有关执法部门，去查证核实周正龙的"虎照"并得到了事实的真相。这说明执法机关轻易地揭穿了一起，乡间刁民周正龙伪造"虎照"和"虎爪印"，撒下了一个弥天大谎的恶性事件。

　　当地政府和执法机关就应该立即公布事实真相，追回给周正龙的2万元奖金，拘留追查他的做案动机，伪造过程，合谋参与者和利益共同体，以及赖以扩大社会影响的关系网。当地党政负责人和执法机关更应该公开认真检讨政府有关专业行政部门和执法部门，为何不能及时查证核实，不作为的行政责任？追查是否有政绩和经济等各种利益的瓜葛和勾结？以及追究有关政府官员的玩忽职守，弄权和操弄媒体的刑事责任。

　　如果事实的真相表明，周正龙只是一个谎话连篇，不懂法，更不知天高地厚的乡间刁民，既非是造成极坏社会影响的正主，也靠不上诈取奖金，更套不上私藏弹药之罪，还没有达到触法的地步，当地政府就应该实事求是地做出处理。当地法官为了迎合上级和网民的压力，强行将周正龙治罪，实际是在添乱，帮倒忙。当地法官这样做的结果，是把所有涉及"虎照门"事件的政府官员和执法人员都抬上了烤炉，对照着周正龙不得不面临法律的检验。当地法官这样做的另一个结果显示，司法部门对权力和社会舆论的投降，根本就不存在依法判案，公平，公正，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说。

林云海:“请把国旗收起来，这里是公共场所！”

　　号称"中华统一促进党"的民众可以大拉拉地举着五星红旗，高喊"热烈欢迎"，迎接陈云林的车队通过，一边严阵以待的警察们当没看见。然而，当自觉是台湾人的民众也拿出青天白日旗的时候，警察们就眼里藏不住沙子了。

　　女警察：请把国旗收起来好不好？因为这里是公共场所。

　　女国民：国旗是我们国家的耶，你告诉我一个理由，你告诉我一个理由我就收。

　　男国民：这是台湾的领土，我们每个人都有自由拿台湾的国旗。

　　女警察：上级交待公共场所不可以拿国旗，所以请你们把国旗收起来。

　　男国民：不要欺负人欺负得太过分啦。

　　女警察：同学，你不要那么激动。

　　男国民：谁跟你同学，就会欺负台湾人而已啦。

　　女警察：没欺负谁啦，我们大家都是依法在做事。

　　男国民：就是欺负我台湾人而已，还会欺负谁。

　　女警察：大家都台湾人啦。

　　男国民：你是台湾人吗？你的上级是马英九对不对？

　　女警察：我上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好不好？

　　男国民：这是你讲的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喔。大家都听到了，大家记得她讲的话，有没有录起来？她的上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男警察：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男国民：我们是台湾人，我们不能拿自己的国旗吗？

　　男警察：国旗统统收走。

　　男国民：警方暴力啰，警方暴力啰。

　　男警察：拿走拿走，拿走拿走。

　　（一名小警察把国旗折成几截，握作一束，以便拿走，一见记者，马上低着头疾走。记者追了上去。）

　　记者：为什么把国旗破坏掉？上级交待吗？为什么破坏国家的国旗？

　　（小警察以手遮面，只管低头疾走，状甚狼狈。小警察不敢说，记者只好问大局长。）

　　大局长：这个时候就没有人在插国旗的嘛，大家都没有嘛，是不是？

　　记者：队上有毁损国旗的情形。

　　大局长：没有毁损，没有毁损。

　　记者：我们有全程拍摄下来。

　　大局长：那是拉扯之间，拉扯之间。

　　作者的话：

　　有人说马特首无能得令人呕吐，我不同意这种说法，马特首学习大陆的能力很强啊，怎么能说马特首无能呢？马英九政府的警察和陈水扁政府的警察很不一样，肯定是经过了特别训练，全都被灌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上级"的意识，也只有这样，马英九政府的警察们对付起台湾民众来才不会缩手缩脚，甚至消极怠工。龙永图教导说，"对待刁民政府要硬气"，马英九政府是学到家了！

　　2008年11月8日

Saturday, November 8, 2008

张五常:不救工业，楼市何救哉？

　　在国内的飞机上见乘客手持报章的大字标题：「政府救市凶猛，楼市坚冰难融。」没有借来一读，但心想，那不是发了神经吗？

　　曾几何时，是年多前吧，读报，某官员说一定要把国内的楼市打死。当时正在打，乱打一通。楼市也真顽固：这里那里交易要加税，谁可买谁不可买有规限，利率加了多次，借钱诸多留难，百分之七十的住宅单位要建在九十平方以下，廉租房要拜香港的难民时期为师……打了大半年，终于把楼市打死了。应该大事庆祝一番才对，怎会叫起救命来了？

　　也是几天前，国内某报的标题说北京要鼓励劳力密集的工业，增加就业机会云云。我想：曾几何时，不是说要搞经济转型吗？不是说要淘汰劳力密集的夕阳工业而走向高科技的发展吗？怎么一下子又变了卦？

　　老人家快要气死了，说说笑，发一下牢骚，或可延年益寿。转谈真理吧。一个像中国那么人多，人均农地极少而天然资源又乏善足陈的国家，大事发展工业是唯一的可靠出路。在这必需的庞大农转工的过程中，工人住得差、吃不饱、苦不堪言。这些现象无可避免。但像中国那样的国家要发展起来，有多个穷国参与竞争，别无善策。整国的高楼大厦、公路、大桥等都是令人哭得出来的劳工血汗建造起来的。有幸有不幸，机会存在，好些劳工成功地打上去，生活改进了。新劳动合同法意图协助劳工，但除了很少的一部分，尤其是那一小撮要搞事图利的人，基本上此法是害了穷人自力更生的机会。不容易找到一个比我更关心劳苦大众的——抗战期间我比他们还要苦，苦很多。然而，研究法例的效果是我的专业，学术的尊严不容许我说假话。每次依理直说都给网上客骂个半死，但历史的经验说，热情是换不到饭吃的。

　　我和太太不是什么慈善家，但认为吃少一点无所谓，见到需要帮助的人，没有手软过。可惜毕竟是小人物，爱莫能助之感天天有。我的主要本钱是经济分析得准，地球史实知得多，动笔写点文章，解释与推断因果，是我可以帮助劳苦大众的最佳方法吧。我认为演变到今天，新劳动法的主要困难再不是初时的第十四条，而是劳资双方的关系正在急剧恶化。合约的条件不能让双方自由议订，不斗个你死我活才奇怪。令人睡不着觉的故事，罄竹难书，篇幅所限，这里从略了。

　　先说一个大麻烦。因为人民币的处理不当与新劳动法的引进，国内无数工厂关门主要是在地球金融风暴之前出现的。停产、减产、没有注册而失踪的无数，公布的八万多工厂倒闭是低估了。更远为低估的是百分之四的失业率。某些地方，某些情况，失业率是难以估计的。

　　我要赶着说的大麻烦，是为写这篇文章再找做厂的查询而获得的。很不幸，非常不幸，地球的金融风暴对中国工业带来的不良效果，比我此前估计的严重！是赶工的季节，但自十月初起形势恶化，门前冷落车马稀，我因此推断：如果北京不迅速大手处理，在未来的农历新年之前——近农历除夕之际——神州大地会再出现工厂倒闭潮，使工业区的已经出现问题的治安急转直下。不能排除骚乱会发生。

　　屋漏更兼连夜雨，地球风暴真麻烦。立刻取消新劳动法，取消最低工资，肯定会帮助，虽然可以帮多少很难说。另一方面，在这个时候撤销这些法例，不明事理但还有工作的工人可能吵起来。如果北京不当机立断，起码用一些婉转的手法软化这些法例为零，使做厂的见到一线生机，三个月后的新春很头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干脆地取消新劳动法会减少麻烦。这里要说明，我急着查询的只是工业的重灾区，其它没有时间顾及。

　　转说楼市，像中国那样的国家，经济发展主要靠工业支持。目前，楼价跌得最少的是上海，而上海的优质楼价下跌甚微。这些现象是因为上海主要是一个商业城市，还有国际的商业人士支持着。一般而言，工业遇难，中国的楼价不会出现奇迹。想想吧：无论工人回乡耕种（据说不少）或失业，他们空出的床位，是楼市少了支持，而老板失踪是更大的支持损失了。工厂倒闭，厂房空了，厂租急跌，对住宅楼市也有负面影响。这是因为住宅用地的供应早晚增加的预期，会受厂房空置的影响。更明显是工业的收入减少对楼价有负面作用。不明显的，但不可能错，是楼市两年前的急升，炒作之外，一个主要原因是工业发展的形势好，鼓励了市场对楼房需求不断上升的预期，而这预期今天是改变了。

　　不久前建议北京取消楼房买卖的所有税项。目前只减了一小点，怕什么呢？不久前也建议北京大手减息，一手减两至三厘吧。目前减了三四次，每次减幅小，怕什么呢？十次减息，加起来减两厘半，比不上一次过减两厘半那么有效。这些可以舒缓楼市的劣势，要有奇迹，工业一定要转头回升。

　　不久前说六个月后中国可能出现通缩，这推断今天不变。最近的观察，认为北京刚公布的百分之四点六通胀率是比实际偏高了。要强调的，是在目前的国际灾难形势下，通胀率回头上升一点不是坏事。赌他一手吧：央行要设法把通胀率推到百分之五至七之间。试行推高此率，在今天的形势下，央行会发现不是那么容易。

　　我说过，经过数十年的观察与思考，我不同意佛利民支持的无锚货币制，不同意以货币政策或调整利率来调控经济。然而，目前中国的央行还没有建立好一个不需要管这些政策的货币制度。形势不利，通缩出现肯定是烦上加烦，所以逼着要再用佛老之见。他认为通胀率达百分之五是可以接受的上限，但形势不对头，很不对头，多加一两个百分点是比较上算的。不容易，因为通缩之势已成。滥发钞票可使通胀大升，这不对，但要增加通胀率两个百分点──过了关容易调整的──在目前的形势下很不容易。经济不景有不同的性质，不是所有不景通胀都可以协助，我认为这次是可以帮一点的。

　　美国最近公布的第三季消费下降数字很不妥，因为雷曼兄弟事发后只占这第三季十多天。期望地球风暴会很快地平息是不切实际的看法。北京不要学香港的官员那样，大叫大嚷地吓死人，但反应要快，要果断，看准了治方要下重药。中国的困难比美国及欧洲的小很多，法例的修改远为容易，走位还有很大的空间。这是说，如果北京知道怎样处理，做得快，做到足，还是出现我担心的负增长的话，地球的大萧条会比上世纪三十年代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