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三岁的孩子，对社会的认知和人情冷暖还没有形成，完全可以说还在懵懂无知的年龄。孩子在灭顶之灾的几乎夺命的现实环境下，感受最深和最直接的莫过于肉体上的疼痛和精神上的恐惧。被救之后，我想正常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最大最可能的反应：一是劫后余生下因疼痛、惊吓而出现的惊恐、麻木、呆滞、行为异常等异常性、抑制性反应；二是因同样的原因而出现的惊恐、躁动不安、哭闹、等亢奋性异常行为。摄影者抓拍的小郎铮"敬礼"的镜头，因不是连续的视频记录，一方面难以判断孩子确实完成了一个主观的敬礼动作，二方面是小郎铮的"敬礼"动作假定属实，从常理判断，应该是这个三岁孩童在日常的生活中被身边的长辈和亲戚们反复教习并不断鼓励的玩耍逗乐的动作，在孩子的意识里唯一的含义是大人们总是因此夸奖他而已(据说孩子的父亲是个警察）。三方面从医学的角度，难以排除孩子是因为身体、情绪的不适而欲表达的其他行为动作，比如因头部、手部或肩肘部等部位创伤或疼痛不适，想通过改变体位等来缓解等等—这是一种非常正常的临床表现。如果不是事后有人诱导孩子向"敬礼"的意思去表达当时动作，而是由孩子主动的表达自己当时是出于对救他性命的人们的感激之情而用"敬礼"来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的话，那么，三岁的小郎铮的心智和对现实社会的认知程度，从医学和人类学等科学和理性的角度去度量，大大超出了人类在这个年龄段的正常心智发育水平。我不怀疑照片的真实性，但对赋予照片的含义实在是不敢确信。同时需要郑重声明：我无意诋毁摄影者的良苦用意—-弘扬灾难之下，中华儿女所迸发出来的人性的光辉。但我同时更希望实事求是、科学严谨、理性真实的通过报纸、摄影、电视、电波、网路等反映大灾之下中国人不畏灾难，抗震救灾、万众一心的动人场面和人性的迸发。亦正因为如此，我们的新闻工作者、摄影者等，更应该在大灾之中，忘却功利、名利的计较和得失，去记录、去发现那些感天动地的场景，更应该恪守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操守和道德良知，向社会传递真实的事件、真实的情感、真实的灾难。这次汶川大地震的新闻传播和媒体记者的表现，总体上让大多数中国人甚至是一些关心中国的外国人，比较满意，但不尽人意的表现还是俯仰皆是。比如，把"敬礼"这个小郎铮"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的举手动作，以全中国人万众一心，抗震救灾，和中华儿女痛失手足、十三炎黄子孙同歌一哭的宏大背景，贴上成人思维的标签，而成为用"敬礼"来感谢救命人的表示，虽然起到了赞美人性的良好社会效果，但冷静下来考问照片上一个三岁孩子真实意思的表示，心中实在不安。或许因此已经"名利"了的作者，您真的能够理直气壮的告诉出于善意诚实本意而诘问的人们—-那就是小郎铮"谢恩"的真实表示？你没有用你的思想标注一个三岁孩童的意思？真的，尊敬的摄影者先生，我不敢苟同。我反复告戒自己莫"以小人之心 度君子之腹"。但我没有说服我自己内心不停的考问，我甚至因此想到了"周老虎"、"刘羚羊"等欺世盗名的无耻之徒。名利之下，这些无耻的人，玷污了我们的社会良知，侮辱了所有为中国社会走向"公平、诚信、和谐、自我"的人们的尊严。如果郎铮"敬礼"谢恩仅仅是因为我们成年人"为了名利和任何其他的理由"为之贴上的一张"标签"，那么我真的欲哭无泪了，我们真的连大灾大难的当头也无法回到返朴归真、不记名利的真实的自我状态吗？
至于对诸多媒体的表现，本人对众多新闻工作者迅速奔赴灾区，大量报道抗震救灾的现场新闻，让全中国甚至全世界了解汶川大地震真实情况，深表钦佩，但我们新闻报道的着力点，新闻报道的关注点、新闻报道的导向性。值得商榷。比如国家领导人，奔赴灾区现场组织领导抗震救灾，本是一个亲民政府的良好表现，但诸多媒体在报道上，大量的使用一些极其"感性的"词语来形容领导人的正常救灾活动，如"不顾强烈余震……、深入……、冒雨……、亲自……、等等"在画面上也大量的用领导人开会、为现场救援鼓劲的画面。好象在告诉人们领导人本来可以不这样做的，但他们这样做了，有意的将领导人神圣化、神秘化，人为的拔高灾区现场所有人都在面临的现状和现实因为领导出现就非同一般了。再比如：领导看望过的灾区群众特别是灾区的儿童，本是具有完全偶然性的领导随机工作活动，但一些媒体在这些"偶然性"的孩子身上大做文章，用极高的出镜率，引导受众的关注点。真的让我等难以理解其真实的意图。这样的报道，总让我不由自主的联想到两点：一是媒体和媒体人的"功利色彩"，为"领导作秀"二是包括媒体人在内的中国人的"皇民情节、圣上情节、金口玉言"、"以奴才之能、讨主子欢心"等名词。似乎领导人所看过的、慰问过的、安慰过的人、甚至是走过的、摸过的物品等似有"点石成金"之效。但就是无法让我和如何培养中国人的现代公民意识联系起来。我想到了汉心先生写的一篇文章"大国何以造就寡民"的精辟论述。我甚至屡屡想到，纹革期间，整个中国社会"个人崇拜"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并让我们这些后来者，在今天看来啼笑皆非、如梗在咽的成因究竟是什么？固然有当时的政治背景，固然有千年封建文化、传统的背景。但当时媒体推波助澜，"引导"、"误导"甚至是"故导"的因素有吗？在中国，媒体的功能到底是什么，媒体人的良知和道德底线到底划到哪里？是客观、公正、不带个人好恶、不带功利色彩吗？
中国社会发展的今天，社会昌明、经济进步，我们正在大力提倡和谐社会的发展理念。媒体和新闻工作是传播和张扬社会进步、政治文明、公平正义、公民意识的不可代替的强大传播工具。是社会责任和社会良心的载体和风向标。媒体人的良知和道德底线理应是客观、公正、不带个人好恶、不带功利色彩的忠实的记录社会现实、彰显人性的光辉呼唤生命的尊严的记录者、传播者。不为权贵折腰，不为铜锈失德。同时，如何引导公众的公民意识，如何张扬和持续因汶川大地震中华儿女所迸发出的人性的光辉，如何淡化消除中国百姓千百年来形成的封建臣民观念，如何不再将领导人有意无意的神秘化、神圣化、"伟光正"化。媒体更责无旁贷，任重道远。说到这里我反复想到了央视在汶川大地震报道中报道胡主席盘腿坐地与灾民促膝交谈，问寒问暖的画面，想到了温总理蹲在废墟上，安慰被压埋的灾民同时要求救援人员全力救援争分夺秒时，老人家泪流满面的场面，这些场面的冲击力和震撼力绝对远远大于那些口号式的场面，这些场面让全中国人看到了现代中国领导人平民的一面和人性的光辉，可惜这样的画面太少了，我们看到的大多还是我们看惯了的、习惯了的宏大叙事方式来表现领导人的场面。
汶川大地震是人类难以抗拒的巨大灾难，随着时间的流失，人们的关注程度必然渐行渐远。但中国政府和军民在突发灾难面前的所表所现我们如何去深思、去评价、去扬弃；中国人在灾难面前所表现出来的前所未有的、痛彻心肺的、心手相连的同胞情节，和迸发出来的中华民族的人性之美，如何去维系、如何去传承、如何去张扬，深可虑也。
回到本文的主题，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些小郎铮因灾后各路"关心者"的无休止的"拜访"和"关爱"，已经出现了心理异常反应，时常哭闹不止，急待心理抚慰和干预。心中不免一声叹息。对于小郎铮的幸运和不幸，我亦深表关切，首先我应该感谢"摄影者"，因为您的照片，我知道了素不相识的灾区幼童小郎铮幸免遇难。其次，我希望小郎铮不会因"摄影者"加上成人"思想标签"的"敬礼"作品，改变或影响到他今后的人生轨迹。小郎铮，叔叔希望你在亲人的呵护下，慢慢长大——玩耍、读书上学、工作、将来生儿育女，平静而安详的向所有的普通人一样度过你的一生。不因"敬礼"而成为"名人"，或者成为你一生所累。那么这个世界上就多了一个普通人，少了一个名利徒。小郎铮你一生平安。
中国的文化和文明为什么如此"浅陋"？
黎鸣
中国文化和文明的"浅陋"——浅薄而丑陋，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也是稍有一点点理性的中国人都会不能不承认的事实。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历史，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中国的现状，全都明明白白地摆在每一个人的面前，这决不是任何人们的"愤"（愤老、愤少、愤青），并更加上多么动情的美化、歌颂即能"混"得过去的事情。今天，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是应该加强我们自己反思的力度，真正深透地认识我们自己，认识我们自己的历史，认识我们自己的文化和文明中造成"浅陋"的诸多极为有害的传统因素，真正以合乎真理、真实、真诚三大文明原则的方式，去深深地问一问自己：我们中国的文化和文明，究竟为什么如此"浅陋"——浅薄而丑陋？
前面我的文章，曾多次谈到，中国两千多年来，我们根本就产生不了自己真正的思想家、哲学家、逻辑学家、思想理论家，而惟一能够不断地涌现的，却只是大量无知、无学、无能、无用、无耻的拷贝孔丘及其儒家"思想"的"骗子"和"白痴"。少量真正可能的"天才"，在中国的这块土地上，绝对只有死路一条。其中极少的人们即使可能成为历史中的漏网之"鱼"，让他们在帝王将相之外，或"正史"之外"青史留名"，他们最多也就只能充当一个命运悲惨的文艺家，例如在中国历代艰难浮现的某些杰出的诗人——时代的悲鸣者，也包括创作出了极少量古典巨著的文学家——绝望的悲号者。大家可能都知道我对中国所谓"四大名著"的评价：《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它们其实全都是中国人绝望中的呼声，是中国人的"四大绝望"之著，是对中国文化和文明历史的巨大"绝望"的伟大的文学记录。至于它们为什么是"绝望"的"记录"，网友们如果好奇，不妨回过头去翻阅我过去博客的文章。
近代以来，由于西风东渐，情况有了一些变化，但鉴于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的始终如死一般强的顽固不化，在中国产生的就依然还是层出不穷的食古不化、食洋不化、食今不化的大量"半生不熟"的鹦鹉式的学者、专家、教授、博导，然而更多的，则还是依旧死抱着孔丘及其儒家浅薄而丑陋的衣钵紧紧不放的文人"骗子"和"白痴"。我真是怀疑，是否由于两千多年来中国极权专制统治者的死硬地坚持，孔丘及其儒家的"思想"都已经溶进了中国人的肉体血液，成了他们的代代相传的"生物基因"了。如果真是那样，中国的文化和文明真就绝对地没有任何希望了。但从留学到西方的大量华裔来看，再从基本上是由华裔或中国人组成的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地近代的变化来看，又更从长期以来曾受到过中国文化深刻影响的日本、韩国的情况来看，我还是感到了一点希望，除非真是完全丧失了头脑的畜牲，或者说根本就不是有着自己头脑的"人"，我想，即使再长久的文化"传统"，竟会成为中国人的"生物基因"的情况，应该说还是不太可能的。当然，不可能完全排除永远都会有极少数顽固坚持愚昧传统至死的极死硬分子的存在，但这种人，我料定他们终究也是成不了气候的，充其量不过是个顽固的复古主义的现代活标本而已。如果不信，就请试看今日之天下，有谁竟能阻挡得了正在越来越普传"人人平等"真理之光（人权、宪政、法治、民主、自由等等的普世价值）的全世界人类文明的大势？！
到了２１世纪的今天，我则更深信，即是中国的情况也已正在发生巨变。正是因此，我出版了两本具有不同问题指向的著作：《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和《西方哲学死了！》。应该说，这两本书都是我上个世纪９０年代的作品。随着时间的推移，虽然这两本书所提出的问题依旧（其实已包括我今天文章的问题），但我透视这些问题的观点和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所提出的新的逻辑方法、学说，无疑已更明晰，也更升华了。正是因此，当然更应该庆幸今天互联网络的自由和便利，所以我要尽量加速、全面、充分地表达我的观点，并把我的新的逻辑思维的方法和学说，也尽快向广大的青年网友们宣讲出来，以便有利于加速他们变得更聪明、更智慧起来的步伐，这才真正是我终生矢志所希望达成的心愿。
要讲到中国文化和文明的"浅薄和丑陋"，我们就不能不首先了解，人类真正的"文化"和"文明"究竟应该是什么？
《圣经》中曾讲到，上帝在伊甸园里（为他自己）栽种了两种树，一种是生命之树，另一种是智慧之树。实际上，这是在告诉人们，人类在这个世界上活一辈子，实际上也应该为自己培植这两种树。与上帝不同的是，人们对自己的生命之树，培植的主动权却并不在人们自己的手里，人类尽管可以努力呵护自己的生命，但却没有能力无限延长自己的生命。个人的生命其实非常短暂，充其量不过百年，虽然可以通过生儿育女来延续人类"类"的生命，但毕竟任何个人的寿命，人们自己是没有能力无限地延伸的。说白了，人类的生命之树的最终的奥秘还是在自然本身，或者说还是在上帝那里。但是关于智慧之树，情况就不同了。人们培植自己的智慧之树的主动权，基本上或主要的却是掌握在人们自己（这个自己不仅是个人自己，更包括社会共同体的自己）的手里。你想让自己变得智慧起来么？虽然智慧之树的"根"依然还在自然或上帝的手中，但自然或上帝绝对没有像对待人们的寿命那样也要为人类乃至个人的智慧设限或封顶。也就是说，只要人们想要让自己尽快地智慧起来，想要让自己的智慧之树尽可能地生长得高大起来，总还是有可能的，甚至其智慧的永存，也是有可能的；其中至少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主动权可以说，是掌握在人们自己的手里。一般来说，人类的生命之树是纯粹的客观自然之树，而人类的智慧之树则既是客观自然之树（即是说，智慧的成长仍必须服从一定生命的客观规律），然而同时还更是主观相对理性之树和自由绝对悟性之树，而后面的两者，恰恰是包含在个人和由个人所组成的社会的合作机制的共同体的运作之中的。在这里，既包括人们对自己的不断深化的认识，也包括由个人组成的社会共同体的真正有效的合作（自组织）的行为，而这一切，都必须是在人们不断地发现真理、发明真实和创造真诚的过程之中才有可能逐渐地或加速地实现的。正是在这里，才可以真正看到人类主观能动性的价值，尤其是人类合作性的社会共同体自组织的能动性的价值。
下面，我们即从上述关于两种"树"的理解的意义上，来解释什么是人类真正的文化和文明。什么是人类真正的文化和文明呢？人类真正的文化和文明，即：人类在呵护自己的生命之树的同时，个人和由个人组成的社会（国家、民族等）还将通过自己和社会共同体的自组织的合作的努力，来共同培植个人自己和社会整体的智慧之树。人类为培植（个人的）这棵或（社会整体的）这些智慧之树所做（所言、所行、所思）的有关的一切，即是该个人和该社会（国家、民族等）所共同创造的文化和文明。
由上面所述可见，无论文化或文明，它们实际上都主要与人类的智慧之树成长的状态有关，虽然我们不能不看到，智慧之树最初其实是为了捍卫生命之树成长的需要，而在生命之树的（身体）基础之上逐渐生长起来的；然而到了后来，人类智慧之树的生长发育反而更越来越变成了人类自身生命存在的终极的目标，甚至更成了人类生存的最终极的价值和意义本身。说到最后，人类的智慧之树，其实就是人类的文化和文明之树。一般来说，文化更特指向个人，而文明更特指向社会整体；此外，文化和文明又其实是一个（个人或社会）整体的两面，文化是文明的现时的活动的状态，而文明则是文化的整体历史的定态的总的合成。关于文化和文明的更深入的讨论，我将放在以后的场合再继续进行，而下面，我们将接下去讨论中国文化和文明为什么浅（薄而丑）陋的问题。
上面谈到，人类的文化和文明之树，其实就是人类的智慧之树。由此可见，人类文化和文明的高度、厚度和深度，其实就是人类智慧之树的高度、厚度和深度。上面更谈到，人类智慧之树的成长，事实上是在个人和由个人所组成的社会共同体合作地（自组织地）不断地发现真理、发明真实和创造真诚的过程之中逐渐地或加速地实现的。下面，我们就按照这种理论的说法来检验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和文明。
我们中国的文化和文明，究竟为全人类发现了多少真理呢？究竟为全人类发明了多少真实呢？究竟为全人类创造了什么样的真诚呢？令人非常痛苦的是，除了第二项，我们中国的文化和文明在第一项和第三项上，基本上等于零，或甚至等于负值：一个是完完全全的空白，另一个则是完完全全的相反——完全没有（纯粹逻辑的）真诚，甚至却拥有反真诚（两千多年来，中国基本上是一个把说谎、装假、行诈即当作某种特别的处世能耐——计谋来看待的国度，所以在中国，人们是不会因为自己说了谎、装了假、行了诈而自我感觉到羞耻的，因为这正是孔丘及其儒家为了"亲亲、尊尊、长长"的需要而一直所提倡的）。
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它们的文化和文明的高度、厚度和深度，基本上是分别由它们所发现的先验的、客观的、抽象的真理（物质的、生命的、智慧的发展和运行的规律）的高度，它们所发明的经验的、相对的、具象的真实（工具、方法、程序、技术等等）的厚度和它们所创造的超验的、自由的、意象的真诚的（情感的和思维的纯粹逻辑的）深度来决定的。
我们中国文化和文明的高度，如果用已经发现的真理来衡量，基本上等于零，这一点显然决定了中国文化和文明的"浅薄"，换言之，中国的文化和文明之所以"浅薄"，是因为它几乎完全地缺乏任何"真理"的发现，因而也就完全地缺乏任何真正理论意义上的高度。我们中国文化和文明的深度，如果用已经创造的真诚来衡量，也基本上等于零，或甚至还可能是负值，这一点显然决定了中国文化和文明的"丑陋"，换言之，中国的文化和文明之所以"丑陋"，是因为它几乎完全地缺乏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公共道德的"真诚"。而中国文化和文明的高度的"浅薄"再加上中国文化和文明的深度的"丑陋"，它们更在一起严重地压缩了中国文化和文明的真实的"厚度"。这就是我对中国人两千多年来的文化和文明的一个符合客观（逻辑规律的）理性判断的总的结算。
这笔账到底应该算在谁的头上呢？显然首先即应该算在两千多年来的所有的极权专制统治者们的头上，然而他们所利用的是什么"思想"和"文化"的工具来进行他们的实际上的统治呢？他们利用的几乎全都是孔丘及其儒家的"思想"和"文化"的传统工具。通过我前面大量的文章对孔丘及其儒家徒子徒孙们的揭露，显然可见，它们根本就没有任何真理可言，也根本就没有任何真诚可言。孔孟的"天命"、汉儒的"天道"、宋明儒的"天理"、近现代"新儒家"们的"天心"、"天性"，它们讲的是"真理"吗？根本就不是真理，而反而更是极其无耻的反真理——反"人人平等"的伟大真理。当历代儒家们把孔丘的"子为父隐"、"臣为君隐"、"为亲者讳"、"为尊者讳"、"为长者讳"等等儒家的信条永远地奉为自己做人的圭臬之时，他们能够具有在社会中做人的真诚（情感）吗？他们能够拥有纯粹的符合逻辑的思维吗？孔丘及其儒家的"思想"和"文化"，事实上在两千多年之中，明显彻底地埋葬了中国人真正的文化和文明，明显彻底地摧毁了中国人的智慧之树，而我们今天的一些人却居然还要继续利用它来"发展"未来中国的"新"文化和"新"文明，这不是痴人说梦还能是什么呢？当然不排除他们实际上是在公然地行骗。
正是两千多年来的孔丘及其儒家的"思想"和"文化"对中国人彻底的垄断，才造成了中国文化和文明的直到今天的事实上的"浅薄"和"丑陋"，这是铁板上钉钉，根本就不可能有任何值得怀疑的关于中国两千多年来"文化和文明"历史总结的最终的结论。正是因为中国文化和文明的"浅薄"，所以它才制造了长期以来中国人的愚昧、落后、贫困、虚弱，等等等等；正是因为中国文化和文明的"丑陋"，所以它才制造了长期以来中国人人格上的"丑陋"和中国社会（政治）体制的"丑陋"——统治者永远的极权专制、骄奢淫逸、狂傲、蛮横和毫不讲理，被统治者永远的孤苦无告、贫贱柔弱、奴性、无知和同样的不知道如何讲理，等等等等；正是因为中国文化和文明的"浅薄"和"丑陋"，才会让于丹女士、余秋雨先生、金庸先生等等诸如此类的文人们以及他们的作品，有可能在当今中国的"文化"之中叱咤风云，不可一世。
我亲爱的同胞们，我请你们冷静仔细地想一想，孔丘及其儒家的徒子徒孙们，他们和他们的作品，到底给了你们什么样的文化和文明呢？它们有真理吗？它们有真实吗？它们有真诚吗？中国的文化和文明，再也不能如此地继续"浅薄"和"丑陋"下去了。彻底捣毁"孔家店"，这是五四运动思想的先驱早就非常正确地发出的"呐喊"，这家"店"已经在中国兴旺发达了整整两千多年了，而中国人的文化和文明也整整"浅薄"和"丑陋"了两千多年。我请我亲爱的同胞们用自己的脑袋去认真地想一想，我们还要把这早就该死的"孔家店"继续开下去吗？我们自己到底应不应该拥有自己的脑袋啊？
作者网站：www.liming1944.com
也谈对三十年"中国奇迹"的反思
黎鸣
关于近三十年（1978——2008）的"改革"，已经有不少人写了"反思"的文章，有左派的，有右派的，也有自认为"中间"派的。我谈的只是我个人的看法，称不上"派"，虽然难免被别人看作是什么什么"派"，那也无所谓。问题在于什么是"反思"，"反思"什么，针对"谁"反思，以及最后，"反思"希望达到的目的是什么？
先谈什么是"反思"？当然，具体的应该是：什么是对"三十年'中国奇迹'的反思"？
三十年，从1978到2008，这是一段历史，在这段历史中，中国发生了巨大的（更主要是经济的）变化。这种"变化"有目共睹，不仅让世界感到惊奇，视为"中国奇迹"，我们自己也自觉"沧海桑田"，既剧烈地痛苦着，也剧烈地痛快着。问题就出在这里，所以需要"反思"。什么是"反思"？"反思"即以一定思想的深度，去努力透视这段历史，这段既痛苦又痛快的历史，看看究竟是痛苦掩没痛快，还是痛快掩没痛苦？究竟是痛苦将更延续，还是痛快将更延续？究竟是总体文明前进了，还是相反，倒退了？等等，最后是，说出具有一定思想深度（反思）的因果（来龙去脉和种种的为什么），展望或预言未来变化的种种可能，并提出相应于自己希望的种种措施或补救办法。
下面谈"反思"什么？我只谈我自己将"反思"什么。我是一个哲学和人学的思想者，不想反思涉及太多具体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问题，虽然这些问题给予我的困扰并不少；因此，我"反思"的东西主要还是更集中于思想问题本身，这在别人看来，或许不是太重要，不过我还是觉得值得一试，因为毕竟无论政治、经济、文化，事实上都来自思想和思想的动力。
谈到这三十年，就不能不谈到紧接着这三十年的前十二年（1966—1978），这十二年是著名的"文化大革命年"；也不能不谈到更前的十七年（1949—1966），这是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年"。甚至还不能不附带谈到更前的两千多年，这是由孔子及其儒家的思想传统所笼罩的帝王将相的"极权专制年"。正是缘于此，下面我要提出一个可能与众不同的问题和"观点"。
为什么近三十年中国能有如此翻天覆地的经济"巨变"，或称"中国奇迹"呢，而且这种"巨变"可能还要继续延续下去至少十到二十年？其中最关键的精神或思想动力的奥秘究竟发生在哪里？
我的回答是：这是十多亿中国人对于前三十年（1949—1978），前三百年，乃至前三千年历史的一次（全人类中）"史无前例"的精神（压抑）大反弹的必然的产物。造成这次精神（压抑）大反弹的活的"机关"，正是同样"史无前例"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换言之，如果没有"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十多年"，就将不可能会有这同样"史无前例"的创造"中国奇迹"的三十年。严格地讲，这三十年的"奇迹"决不能单纯归功于任何偶然性的个人或团体，而只能归功于所有直接或间接经历过中国前历史苦难的全体中国人；同时，还不能不看到，经过前三十年、前三百年，甚至前三千年，全体中国人的精神（思想），与世界人类，尤其与西方人类之间的巨大的落差，正是这种巨大的精神（思想）落差，既形成了中国人史无前例的精神（压抑）大反弹，也相应形成了中国人有可能搭上世界经济发展"大便车"的巨大的机缘。在我看来，这"三十年"所发生的"巨变"，纯粹是属于中国乃至世界的过去历史的"必然"，所以，其间一切可能性的"偶然"全都只能共同归化为这个历史性的"必然"。为什么是这样？
首先必须弄清楚，中国历史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我回答：是一个"偶像"、"偶像崇拜"和众多（老百姓）"玩偶"被玩弄的历史，三千年中的历史"偶像"，始终都是权力的"偶像"，而"玩偶"则是被权力"偶像"们所玩弄的精神和肉体的"木偶"。在孔子及其儒家的思想垄断之下，这种"偶像"、"偶像崇拜"和精神及肉体"玩偶"的历史一直绵延了两千多年，加上孔子所崇拜的"三代"，尤其是周公的周代，实际上可以号称三千年以上。
其次，必须清楚，1949年之后，虽然中国已号称"共和"，但崇拜权力"偶像"的儒家的历史传统却始终并没有改变，海外（主要是台湾、香港），乃至近期国内学界，全都咬定中国大陆（共产党）"彻底反传统"，甚至还更认为在大陆，两千多年中国儒家的传统已被"彻底中断"，所以才发生了悖逆人伦的许多现代"恶事"。事实上，这全都是毫无任何现代学术价值的"新儒家"们的极其无聊的梦呓，我真为中国文人们的这种"黑白"化想当然儿童式的思维感到羞耻。请问，中国人的传统究竟是什么？中国儒家的传统又究竟是什么？不正是权力"偶像"和崇拜权力"偶像"的历史传统么？而这种"传统"在中国大陆，从来就没有"中断"过，不仅没有"中断"过，且经过后来历次的政治运动，权力"偶像"崇拜的风气更加越来越盛，并越来越集中于极少数，甚至最后只剩下惟一的"偶像"。这种传统权力"偶像崇拜"的态势，终于在1966年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点，并由当时最高且惟一的权力"偶像"——毛泽东本人，亲自点燃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大火"。这场"大火"足足燃烧了十年，直到惟一的权力"偶像"毛泽东本人也离开人世间，这才算最后告终。
须知，这是什么样的"十年"啊，它是三千年来彻底清除一切权力"偶像"，而只留下惟一独尊的"偶像"（毛泽东）的"十年"。对于中国历史来说，这是对权力"偶像"的一次最彻底、最干净的"大清场"，这也是两千多年来从来都没有发生过的针对权力"偶像"的"大清场"，一切古代现代、中国外国、党外党内的（封、资、修）的权力"偶像"，全都被清扫出场。直到1976年，连最后惟一"独尊"的权力"偶像"毛泽东也进入生命的终点，在"民怨"中离开了人间。权力"偶像"在全中国人的心灵之中，突然出现了三千年历史中从来没有过的空前的"大空场"。就在这一瞬间，在全体活着的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播下了中国历史必将发生巨变的"种子"。正是这些"种子"，在紧接着的近三十年中结下了丰硕的经济（金钱）"果实"。换言之，这是中国人在前三十年，前三百年，甚至前三千年历史中所积累下来的崇拜权力"偶像"的巨大历史惯性的力量，在获得了转换并奔放的"史无前例"的巨大的历史机遇之后，所必然取得的同样巨大的"史无前例"的经济（金钱）"果实"。
邓小平先生恰逢其会，这既是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之"会"，也是中国历史近三十年与前三十年（包括前三百年、甚至前三千年）之"会"（所以，即使没有邓小平先生也会有别人，或许还可能更好），邓小平先生用"四项原则"暂时悬搁了权力的"偶像"，他把"权力"领导的重点转向了"经济"（金钱），他号召"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摸着石头过河"地"富起来"（这是多么缺乏"权威"的话语），而且他还在"八九"事件中彻底毁灭了自己的（权力）"偶像"，甚至也包括已悬搁的"四项原则"的（权力）"偶像"，等等等等。从此，在中国人的心灵之中，权力的"偶像"和"偶像崇拜"开始了猛烈的历史性的大退潮，用笔者的话来说，即具有三千年漫长的"官场化"的中国历史终于开始动摇了，并将崩溃了，而"金钱"的新"偶像"却突然矗立了起来，更又与世界历史中资本（金钱）主义的"偶像"们挂起钩来，以至获得了搭上世界经济发展"大便车"的同样是"史无前例"的巨大的机遇。
须知，前面虽然说权力"偶像"被"大清了场"，但中国人"崇拜偶像"的历史习惯却远没有大消失，中国人还仍旧需要"偶像"。于是，中国人以十万分、百万分的激情，转向了对"金钱""偶像"的"崇拜"。在世界上，有什么样的"激情"能够比得上十几亿人同时向"金钱""偶像"突然放肆崇拜的"激情"呢？而且这十多亿人全都是曾经长期生活在"一穷二白"的境况之中的人们，他们对"贫穷"，有着漫长历史和具体现实中的"刻骨铭心"的感受。大家总听过这样一句著名的中国成语：先置之死地而后生。十多亿中国人正是在首先被置于"文化大革命"的"死地"之后，而终于获得了今天"后生"的人们，而且更又以几千年来对权力"偶像"进行崇拜的巨大的历史"惯性"，完全转向了对"金钱""偶像"的崇拜。这是何等巨大的历史"惯性"力量，更又是何等巨大的历史积攒的"激情"？
更请大家注意：什么是"权力"？"权力"即仅仅由少数个人掌控的"静止"的社会"合法性暴力"的"符号"。而什么是"金钱"呢？"金钱"即最公共地"流动"的社会"合法性财富"的"符号"。过去"崇拜"权力"偶像"的人们，永远都只能充当权力"偶像"的精神和肉体的"玩偶"，而今天"崇拜"金钱"偶像"的人们则不然，很可能有一天，他们自己也将成为别人"崇拜"的"偶像"。这就是这三十年，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创造出巨大经济（金钱）"奇迹"的人们的心灵中，最深层的精神（思想）的奥秘，更是精神（思想）的动力。这种精神（思想）的"奥秘"就是完全亮开给全世界，也是没有任何国家或民族可能仿效的，当然也不值得他们去仿效，因为它曾让中国人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太大，简直大到了几乎可能的大死亡、大灭绝、大绝望、大完蛋。如此巨大的"危机"现在依然还在。
很显然，上述的"中国奇迹"对于中国人自己，事实上也并非都是好事，生态破坏、资源破坏、贫富极化、人心败坏，等等等等，全都在相继发生。毕竟，无论权力、金钱，"偶像"和"偶像崇拜"的历史，都只能是属于模仿他人的低级的欠文明的历史，因为它永远都只能是丧失了"自我"人格的缺乏真正创造力的人们的历史。就算中国人能够以"金钱""崇拜"的精神（压抑）反弹的"激情"，把"经济奇迹"再延续十到二十年，如果中国人不能及时提高自身历史"灵魂"的水平，不能把"偶像"和"偶像崇拜"的历史迅速转换成自然（平等、民主、自由）人格的富于自身创造力的历史，那么中国人前期（包括这三十年）成功的"奇迹"，就将很有可能，会迅速转变成后期严重溃败甚至极其悲惨的"劣迹"。这其实也就是对中国人的最严重的警告，更特别是对当代中国当政者们的最严重的警告。如果不清醒地看到这一点，他们就将是严重的失职，他们就将很有可能，会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中永远的罪人。当然，他们也很有机会，可能使自己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中从未有过的真正伟大的民族英雄。而这一切，全都要看他们自己，有没有这种智慧和勇气，及时抓住这千年难遇的伟大的历史机会。这就是我对这三十年"中国奇迹"的思想状态的反思。
我的"反思"针对谁呢？我针对我所有的同胞，而并不只针对少数人，更不只针对极少数的领导人。我认为，我们全都共同面临着中华民族的一个极好的时代，我们切莫错过了这个时代。我甚至认为，如果我们都能共同珍惜这个极好的时代，做好自身份内的工作，担负起自己应有的责任，中华民族的未来就将绝对是非常光辉的。作为一个哲学和人学的思想者和著作家，我的确自认为已看到了中华民族未来极有可能的最美好的前景。中国历史的车头，将极有可能就在我们最近的这几代人之中产生最伟大的转向和定位，并从"搭（世界）便车"的状态完全转向独立自行并高速前进的状态。在我看来，中国的历史从此以后，将再也不是"偶像"和"偶像崇拜"的历史了，孔子及其儒家的思想传统必将永远地遭到中华民族的唾弃。中国古代真正的思想伟人，只能是伏羲、老子和墨子，而绝对不是孔子。彻底地唾弃孔子及其传统，这就是我要告诉我亲爱的同胞们的最明确的箴言。很显然，当今的中国媒体，尤其是中国的"央视"，全都在盲目地鼓吹"儒家"、"国学"、"孔子"，以及种种毫无价值的极权专制者们的"偶像崇拜"的"历史"，这绝对是对上述当代中国历史潮流以及当今时代精神（文化）的反动，是最愚昧、最可悲、最卑鄙、最无耻、最邪恶的反动。他们还又在为过去权力"偶像"和"偶像崇拜"的传统罪恶的历史时代招魂。
最后，谈谈我的反思最希望达到的目的。我想告诉我亲爱的同胞，开弓没有回头箭，历史是没有回头路可走的。"偶像"和"偶像崇拜"的历史将一去而永不复返，已经走到了"金钱""偶像崇拜"的历史阶段，就不可能再回到"权力""偶像崇拜"的历史的老路。任何"偶像"，包括由邓小平先生的"四项原则"所悬搁的权力"偶像"，都将一定会很快成为历史的过去。中国人的命运，将会越来越进步到只由自然（平等、民主、自由）人格的全体中国人自身去决定。到了今天，中国人只有继续向前走的惟一的路，即是永远告别孔子及其儒家为中国人所设定的"偶像"和"偶像崇拜"的，只能模仿他人的、低级的、可悲的、黑暗的、愚昧的、惨痛的历史老路，从此飞奔向中华民族自然（平等、民主、自由）人格的，富于自身创造力的、高级的、伟大的、光明的、智慧的、幸福的历史大道。
作者个人网页：www.liming1944.com
自由是环境的最好保障
刘军宁
在中国目前讨论气候问题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对气候问题的讨论被上升到世界问题和国际环境层面来讨论。尤其是对从京都议定书的讨论，一下子把中国的环境性质，尤其是中国的制度和环境的关系问题都掩盖起来了，好像中国面临的中国的问题同世界的问题没有什么区别，我觉得这是我们在讨论气候问题的时候特别注意的。要认清中国环境问题的性质，必须回到自由主义对环境问题的基本看法上。因此，我想讲讲自由主义在环保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在讨论环境问题的时候，有许多人给出很强烈的暗示，环境问题是市场经济体制和私有财产权造成的。自由主义的看法恰恰是相反的，自由主义追求的是一个好社会，一个好社会当然包括一个好环境。而且自由主义把人的生活状况的改进以及对人本身的理解是放到与自然相关的角度来理解的，所以我们说人的本性是人的自然（human nature），这就把人放到与自然的关系的角度来理解，把人作为整个宇宙存在的一部分来理解。环境问题在这个层面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一部分。
自由主义看待环境问题是这样的。自由主义认为，环境问题是人共同在一起生活的产物，如果一个大洲一个人就不会有什么环境问题了。同样由于人的共同聚集生活的性质不能改变，所以环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全部解决的问题，消除环境问题像消除贫困一样，是一个荒谬的说法，贫困是永远消除不了的，只要有人富了就会有人穷，因为穷的标准是相对的、变化的。环境问题同样是永远不可能全部解决的，我们只能解决其中的一部分，而且新的环境问题还在不断产生。自由主义的看法是，自由社会能够解决大部分环境问题，但是不能解决全部的环境问题，可是专制社会却制造更大的环境灾难。
对于环境问题，自由主义基本的方案，就两个字－自由。自由主义将自由落实到三个层面：自由的人，自由的市场经济，自由的宪政民主。自由的人和自由的市场这两个非常相关的，首先必须落实经济自由与私有财产权。从这种意义上来讲，自由主义就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解决环境问题的经济制度框架。由此产生的自由市场经济一个国家经济迅速成长，导致全民物质生活的有效改善。通常，越富裕的地方环境越好，越贫穷的地方环境越差。市场经济带来了富裕，也就带来环境的改变。所以也富裕的国家环境越好，越贫穷的地方环境越差。计划经济带来了贫穷，也就带来了环境的破坏和恶化。怎么样才能摆脱贫穷？今天连最左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在这一方面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要有效得好，虽然他们很不甘心。
从这种意义上来讲，自由主义所主张的经济制度使得得到更好的环境成为可能。市场经济有些内在的亲自然的倾向，这一点其实严重被忽略了。比如说，企业为了追求利润就要降低成本、减少对原材料的消耗。市场经济鼓励企业创新，鼓励企业去通过改进技术来降低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世界上最省油的汽车绝不是一个计划经济下的国营汽车工厂制造出来的。而且，在市场经济下，环境保护自身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
大家知道，环保问题很大程度说是"公有地"困境的产物。公有地困境的人性基础是人们通常不珍惜属于大家或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比如说气候问题为什么很难解决？因为没有人拥有气候。没有人有办法占有天空，因为大气的产权很难界定。市场经济也不能全部消除"公有地"。但是它通过市场化来把"公有地"减少到最小范围内来有效克服"公有地"的困境。而国有制通过消灭私有制来把公有地困境最大化，从而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和资源浪费。当市场经济把公有地最小化的时候就已经解决了这个环保问题。所以很多人说，为什么猪不会灭绝？而大洋里面的鲸却面临灭绝的危险？因为鲸不能私有，如果在你们家的水缸里能养鲸的话，它也不容易灭绝，但凡被私有化的东西就不会灭绝。自由主义经济制度正是通过私有财产权来化解、减少环境问题的。
自由主义所主张的政治制度也是解决环境问题上的非常有效的制度安排。这一点在通论环境问题的时候也常常被忽略了。自由主义下的代议民主制度、公民所享有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结社自由对于揭露和治理环境问题是必不可少的。在没有代议民主制度和上述自由的地方，环境问题就很容易被政治权力所掩盖。三峡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国家在用自己的权力悄悄地制造环境灾难，里面的那些特权阶层再在制造环境灾难当中受益，从环境问题的受害者到所有的国民都无能为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制度与环境问题是多么密切相关，一个不良的政治制度对人类的生存环境是多么具有毁灭性！
今天所讨论的环境问题恰恰是在自由主义社会下被提出来的。这是在上个世纪中叶，尤其是五六十年代，当时的苏联和东德的环境问题甚至比西方工业国家更为严重，但是环境问题提不出来。所以，恰恰在一个自由的环境下环境才会成为问题，在一个不自由的环境下，环境不成为问题。不仅如此，在计划经济时代的教科书中，经济建设的成就是烟囱多大多高多少，冒出烟多浓，多五颜六色来衡量的。
自由主义所主张的联邦制在解决环境问题上也是非常有效的制度安排。这是因为当地的人对当地的环境问题的感受更切身，而遥远的天高皇帝远的中央政府是没法真正的体会到当地的实际情况的，而且在信息传递过程当中会存在扭曲，从而降低了治理环境的效率。
自由主义所主张的有限政府也是解决环境问题一个非常好的途径。有限政府的制度安排把解决环境问题从政府手里剥夺出来了，交给民间，让民间自己去协商解决，去调动民间对环境问题的关心，鼓励民间自己找到解决办法。
所以，中国的环境问题是自由与自由制度的缺失问题。如果这个看法正确的话，那么解决方案也不言自明了。
2008年6月24日
油价高是挑战也是机会
薛涌
高油价让老百姓苦不堪言，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油是人家的，我们必须从人家那里去买。人家定价高，我们如果没有其他选择的话，只能咬牙如数掏出钞票来。往好的地方想，毕竟承受油价负担的不仅仅是中国的老百姓。恰恰相反，中国的油价，因为有政府的补贴，即使调价后也比美国低许多，比欧洲日本就更低了。
在中国人的印象中，美国人很"牛"。但高油价压力下，美国人不管多牛也照样要夹着尾巴做人。堪萨斯一个农民，因为给自己的卡车灌不起油，干脆卖了车买骡子。有家航空公司，因为承受不了油价，要改成按乘客的体重定票价，把客运当货运来经营。还有人预言，美国可能会出现高油价催生的"婴儿潮"：因为许多地方没有车就出不了门，许多人又支付不起油钱，夫妻只好在家里厮守；结果是性生活增多，生育率提高。
上述这些零星的奇闻异事也许不足为训，但高油确实正在重新塑造美国人的生活。我有一对朋友在波士顿和印地安州那两地分居。几个月前一张来回机票还是二百多美元，如今涨到五百多，乃至牛郎织女都团聚不起了。据统计，美国人三月份的驾驶里程下降了4.3%，许多人不得不取消度假。美国人过去很少乘火车旅行。但是现在的长途火车票早就订满，有的热线要提前一个月排队预定，原因是铁路运输比汽车和飞机都省油，在价格上显示出了竞争力。再有就是美国高速公路上无处不见的长途运输的巨型货车。这种车加满一箱油要上千美元。结果导致许多货运公司倒闭。美国的汽车制造商更是惨不忍睹。比如通用汽车的股票，已经跌到了七十年代的水平。该公司过去以生产耗油的ＳＵＶ和小型运货车为重头戏。如今这些产品被油价压得没有人敢买。美国各地的车行，停满了二手的ＳＵＶ，价格再低也没有人问津，乃至许多车行不敢再经营二手的ＳＵＶ了。通用公司最近也作出决定：停产主要的ＳＵＶ，还在销售上打出六千多美元的折扣，赔本也要把积压的ＳＵＶ甩掉。甚至房地产市场也受到影响。远郊的房子，因为环境好、价格低，过去一直很热络。现在买房的人则把交通的油价考虑进去，越来越倾向于买离工作地点近的房子。
这样的事情，我可以不停地说下去。油价给社会各阶层造成了普遍的痛苦，乃是不争之事实。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不过是转型之痛。在高油价下可以建设一个更有效率的社会。去年就不停地听人讲：油价每桶过了一百美元，美国经济就会崩溃。如今的油价在经济危机的紧要关头逼近了140美元一桶，经济并没有崩溃。为什么呢？还是要感谢七十年代的石油危机。在那次危机的压力下，美国注意节能，如今的经济对能源的依赖，比三十年前降低了一半。这次油价暴涨，也是异曲同工。我上面列举的种种高油价的苦状，正是对社会良性重构的开始。比如，郊区的发展是一个典型的美国病。在远郊买栋独居，院子可以有两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周围山清水秀，一尘不染。但是，如果大家都这么住，人口分散，交通线加长，公路、汽油的开支急剧增加，公共交通变得不可能。现在高油价逼着美国人向集约的模式靠近：人口收缩到城市和近郊，更多利用公共交通。这一趋势发展下去，社会对能源的依赖就会不断减少。
中国经济起飞以来，还没有经历过真正的石油危机，社会在这方面心理还不成熟，缺乏免疫力。许多人似乎觉得油是别人欠他们的，价格只能在他认可的范围之内。结果，政府对燃油的补贴，在一个最依赖石油进口的国家鼓励了能源浪费型的发展模式。比如，耗油的ＳＵＶ在所有发达国家都滞销，但在中国却十分走悄。再如，近几年中国新建的建筑，百分之九十以上在绝缘隔热方面达不到国家标准，导致取暖制冷的效率低下，浪费大量的能源。还有，各大城市高速公路崛起而起，地铁等最节省能源的公交设施则发展严重滞后。胸怀两叶黑肺、开着私人车在水泄不通的马路上等交通信号灯，似乎已经成为中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一个被低油价娇惯坏了的社会是不可能有竞争力的。能源问题是二十一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谁有效地回应这一挑战，谁就能在竞争中先声夺人。而低油价只能鼓励人们回避了这种挑战。根据联合国2007/08的人类发展报告，中国每单位能源所创造的ＧＤＰ为4.4；美国是4.6，在发达国家中最低；法国是5.9；德国是6.2；日本是6.4；英国则高达7.3.大体而言，在发达国家中，油价越高，单位能源所生产的ＧＤＰ的越高。比如德国的油价，就比美国要高出一倍。大家养不起车就不养，照样能过高质量的生活。
在能源上，免费午餐的时代已经结束。中国的目标，应该是彻底取消燃油补贴，让用油的人照价付钱。油价上涨是个挑战，更是个机会。一个有竞争力的经济，当能经得起风吹浪打，而不是龟缩在暖棚里靠政府这个大保姆来照顾。
再论发展不是"硬道理"
汉心
肇始于人的本性和欲望被正名、被肯定、被大肆张扬并"去道德化"之后，人的好恶便成为权衡利弊的唯一标杆，从而跃升为罔顾天地苍生、凌驾于一切之上裁决万物的最高尺度，故此，被誉为"二十世纪良知"的史怀哲神父呼吁："我们都应该懂得对生命伦理的尊重、学会礼赞和分享，那种仅仅以人类对于生物亲疏远近的立场和感觉为出发点是纯主观的，我们谁能确知哪一种生物本身有什么价值？对全世界又有何意义？这种分别必然产生一种见解，以为世上真有无价值的生物存在，我们能随意破坏或者伤害它们……"。事实上，宗教训诲对人类心灵的启示也表明：宇宙万物的存在都有目的，都有机能上不可或缺的相关性，所以，《圣经》上说："我们知道神一切所作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然而，始于"人文主义"之后对自由意志的放任和误读，使得人们认为无需敬畏谦卑，无需"以德配天"也不会有因果报责罚，由着"唯物主义"文明反叛对人的道德属性一路清洗祛魅，其结果势必让"人类自我中心主义"妄想和偏执所主导。从而促使所有的社会辩论和观念形态，都立足于投人之所好，以取悦于人"目好色、耳好声、心好利……"的私性意志和享乐为旨归，让所有国家政治动议乃至"全球化"公共决策理念等，都只能"因势利导"顺服人的意愿，讨好人的极端利己主义诉求。
伴随着科学原教旨主义无所不能、大胆妄为的扩张与拓展，人类基于自负与自私的意志被无限度扩充、被激活，甚而被赋予了无上的光荣与正义性。于是，我们相信人的大能、寄望于人的自我解放和终极救赎，然后一次次要么"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 毛泽东语）；要么"上穷碧落下黄泉"，秉持着唯意志论的妄念气吞山河、改天换地征服自然！于是，我们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自足于破坏性、毁灭性罪感抒情的得意，沉湎于围猎苍生、杀戮同胞的残酷游戏；于是，我们翻江倒海、填湖造田，修水库筑大坝、建超级城市搞人工转基因生物工程……。总之，正如有学者所描述的那样，当信息泛滥和对人欲的放纵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时，你除了陶醉于当下的物质文明和幸福想象之外，便只能趋炎附势跟着公众胡思乱想，这时候，谁都会因过度的发热和激情澎湃而找不到自己的经纬，找不到可以安身立命的水土家园，从而失去了自己在宇宙中的本相本位，异化为只有物念而无心肝的经济动物！众所周知，由于人自身的幽暗性之所致，人们对财富与幸福的期待在狭隘政治利益与商业交易的怂恿和协迫之下，其恶性的竞争必然导致对资源存量的过度开发和榨取，使得谁都想显示自己的政绩和文明优势，从而将无限的"发展"与竞争作为整全性理念植入国家、社会和一切共同体成员的生存意识之中。，
盖因如此，"效率与速度"必然凌驾于国家意识形态之上，人的意志必然被贪得无厌的消费需求和永不知足的发展主义"激素"所催化，从而万众一心投向速度和效率合谋演出的现代化"饕餮盛宴"；如此，则连颇具"定力"的精神与心智领域如宗教哲学等，都争相效法"经济人"落入俗道帮腔造势，挤身于"三界五行"争名逐利，让所有社会政治目标、公共话语，资讯传媒等都齐声喝彩、相时而动；如此，则举凡有人迹生灵之处，无论荒郊野岭、深山古刹，都会因现代信息技术（电视、电话等）无孔不入的浸蚀而被迫跟进。将国家意图、主流趣味和发财致富的样板闹剧重复教化、广泛宣示，把人们沉睡的欲望激活唤醒，从而被鼓动、被挑拨，然后急火攻心拥入"经济社会"……。于是，人们被告知："再也不能这样过，这也不能这样活"！ 再也不能忍受"篱笆墙的影子"，然后"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陶渊明语），再也不能奉天承运自足于士、农、工、商各守其位。这时候，乡村没有了田园牧歌，山民失却了温良敦厚，民意人心随着"全球化"攀比和国家发展主义导向的刺激和撩拔，谁也不愿意因循守旧，不喜欢安贫乐道。于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永无止境的物质与文化高消费需求，国际国内、城市乡村便只能无度地冒进开发、增量扩张，从而宿命般绑定在全球化"恶性发展主义"之中而难以超脱解困。
基于这种仅仅"为人谋福利"的全球化物量增长和发展主义大势所驱策，所有的人，所有的国家、组织和社会单元，都对"文明"之下的各种社会困境和灾难视而不见，对现代性高技术规模化概率算计、内外调控，对社会与自然生态的全方位侵犯和伤害缺乏警惕，从而不加以道德自律和行为约束，放任自由竞争，绥靖优势"文明"加之于劣势的移植改造，甚至施以战争和暴力干预，纵容极权主义胡作非为，在族群、国家、行业和个体之间煽起贪心妄想，制造等级分别，从而展开不间断的对抗、苦毒和仇恨，然后引入"市场"博弈，怂恿人们无限度地巧取豪夺，经济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执著于效率主义和GDP增长；政治上优胜劣汰，崇尚"马太效应"赢者通吃。如此比拚、如此较劲，谁也不甘落后的发展与享乐主义争强好胜、奢华攀比，不仅导致科学失去其探究精神，成为"实用主义"反道德化伤天害理的刚性硬器；也迫使文化教育偏离"传道解惑"的正向目标，庸俗化为讨好卖乖，投合公众低级趣味的市侩玩物。至此，则不仅会助长专制主义因势利导，凭借其超强赎买能力一路坐大，也导致"民主政治"因受制于公众见利忘义的短见而下陷堕落，沦为投机取巧无原则奉承强势资本，阿附"选民"急功近利、耽于现货收购的营销策略。
因为一切都见之于物性，见之于可以量入产出实体论价，所以人们既不再有高韬远虑，也不会兼顾人伦亲情、环境生态，甚至也不会虑及子孙后世，而是把目光锁定在当下，戮力于可以立杆见影一次性完成的"现在时态"， 如此，"则树欲静而风不止"，大至国家组织，小至社团个人，任谁也不能清火降压，谁也不能遏止基于发展与幸福的幻象，然后违天悖理到处侵犯打劫、任意索取。所以，有人说，现代人的困境就在于太急切、太功利，因而人人都耽于效率、迷恋快捷，崇尚催化性高速度超标的"物量"享乐然后"向死而生"！ 由于迫切地想把这个经验的世界展开，而且也确实作出了有效率，看得见的规划和安排， 所以，我们的城市越建越大，高速公路到处开疆拓土，"人欲"工程气逼山河，空中飞的、地上行的、水中游的，土里埋的……，哪一样不惟我所有、尽收毂中！举凡一切可以通过市场竞争，交易赎买而得的好处，有哪一样不方便、不快捷，不舒心不人性化！只要我们有意愿、有能力，并且支付了相当的交易成本，一切人间快活与幸福都可以垂手可得，都能满足即时性消费而且还可以人工保鲜。不仅如此，你还可以做到在不同的时空境域之中，将这种幸福与快活进行流水线批量复制、规模向外拓展推介……。
当得益于科技力量的广泛介入而使一切都变得可能时，政治鼓动、商业与文化煽惑必然促使人性对速度与效率的期待产生致幻情境。从而无限量激进递增，不断升级换代、变相变量催化更新。至此，即使有足够的物量支撑，也只能确保瞬间的热度和临时性的光鲜。及至此时，我们才发现幸福与快乐由于缺少心灵的呵护而没有了着落，甚至安全都因失去了可以依赖的屏障而没有了稳定性和常态感，所以便只有积极入"市"、参与竞争，从而深陷于"妄想、分别、执着"，沉湎于"贪、嗔、痴、慢"（ 佛教语），纠结于弱肉强食的俗道之苦，轮回于不堪承受的市井之累。因为总是要划界判别这是你的我的，拈量谁多谁少，所以便互不相让、彼此攻伐。如此，则以极端个人主义为旨归而形成的精神环境、情感氛围，势必将"市场"变得坚硬冷酷而缺乏人间性，从而迫使一切社会统合思想和制度选择，都倾向于对人不信任、不放心甚至不把人当人，所以便只能动辄诉之于武装防范，寄望于契约司法看守。如此，虽则钢性上能确保人们不敢公开作奸犯科、行恶使坏，但也因此忽略了对人性良善因子的教化养育，使得公共生活与日常交往伦理，都因过度依赖利害的算计而缺乏体认，缺乏彼此的眷顾和心灵上的共鸣，从而代代相传一路演出着争锋相对"你方唱罢我登台"的"戴罪"历史，展示着宿命般无法释怀、无法解困的众生苦相。如此，则不仅佛陀、孔孟的觉悟与道德智慧不足以力挽狂澜让人们走出迷误，甚至苏格拉底、耶稣基督圣洁而高贵的受难也无法警示人们克服一己的自私与任性修得正心诚意。
所以，有学者指出，"现代性"的困境和各种灾难记忆都彰显了一个事实，即文明与野蛮是共生的，前者意味着创造、秩序和教养，它将人性导向光明从而达成人文与自然同向共荣，后者则内涵着侵犯与剥夺，将人心引入黑暗、罪恶从而把天道人伦败坏。有鉴于此，古希腊哲学和东方智慧都普遍认为，世界构成乃是基于精神与物质的能量平衡，并据此警告我们，谨守爱与珍惜、彼此兼容的宽恕之道，才能促使阴阳相生、事物能量交换趋于平衡，才能成就人与人、人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稳定。由此，则让我们从各种境遇中学会反躬自省，学会怜悯、学会体贴，懂得推己及人并据此建立起彼此关切、"利己与利他"的文明与道德范式，让人在不可把持、不可抗拒的灾难之中有义务、有担当，在抵达自己的同时兼顾苍生万物，由此突破一己的幽暗让人看见光亮，看见未来的文明和希望，从而营造出具有建设性的文明属性；反之，一但偏离善道走向利己主义，走向唯我独尊的专横与霸道，则不仅会引发物质的分解、冲突和逃逸，还会造成人类文明的坎陷和湮灭。
现代科学和神学都启示我们， 天、地、人以及万象本为一体，都是精心调制的有计划、有目的甚而是有情感和意志的存在，所以都是气脉贯通、相互依存且生息共振的系统化构件，是彼此和谐、因果关联的整全性有机统一，这一切原本没有分别，没有对立，没有人文与自然，人与人乃至人与社会之间相互排斥，彼此悖离各行其事的对抗性二元关系，更不可能有自足于三界五行之外，独立成仁成圣、互不关涉，单凭私欲恶念修成正果的冷血"极端自由主义"。因为我们本来共处一隅栖息生养，天地万物也都灵性相通"肢体"连接，所以才化育出基于爱与协力结合而成的人文与自然生态，才构建了万物之间能量交换、彼此关联动守衡的和谐伦理，爱因斯坦有言："上帝虽然高深莫测，但他绝对没有恶意"。据此，我们本来就应当循天道、究人伦，顺服于上帝成就万事万物的美意，承认所有的"存在"都有根据且都秉持着自身不可忽略的指向和目标，都以其意态情趣抒写着不能篡改的内涵，都有着自身不可更动、不能替代的唯一性。
我们都知道，一个生命就是一个宇宙，就是一个自在而为的系统，因而其存在本身就是他的目的，就是他的价值和不可置换的全部意义！所以，我们需要超脱于世道的得失荣辱，规避"唯心主义"的对立与统一。消除基于"利权本位"而派生的"丛林主义"哲学。至此，我们需要仰观天地、俯察万类，然后学会感恩， 学会降身屈服并由此洞悉到个人见之于天地苍生、家国人伦不可或缺的相关性，然后天人交通、物我感应。倘能如此，即便遭逢如何苦毒，如何艰危的人生处境，于我们都是宿命中的熔炼和求善至美的"涅磐"与祝福，都是此生"有缘"才得领受的世道风情。这样，我们便能做到通情达理，学会聆听、懂得体贴并倾心于天地之间众生的苦乐祸福，从而谨守天道人伦以尽好自己应有的职份， <<圣经>>上说："神造万物， 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倘能如此， 我们即便置身于无常变乱之中，也能以端肃敬畏之心养生送死， 懂得自净其意无缘大慈、，同体大悲， 从而以虔敬之心回应天地造化成全我们的无上恩典和美意！
二0 0八年六月二十五日完稿于贵阳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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