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闻中说，这座位于成都市人民南路南延线西侧的新行政中心，远远看去，白色的、花瓣形的高大建筑掩映在一片绿荫之中。"花瓣"最高处为14层，其外墙全用蜘蛛网状的钢架包裹，看起来很像洁白的"鸟巢"。6个呈阶梯状的"花瓣"簇拥着建筑群正中间一个圆圆的"花蕊"。"花蕊"顶部用黄灰色玻璃装饰，光彩照人。整体造型就像一朵盛开的半朵鲜花。因此，在成都坊间，新行政中心有多个别称，"切开的鸟巢"，"芙蓉花开"等等，不一而足。不信，有照片为证。
报道接着说，"花蕊楼"正中高挂着国徽，前面立着旗杆，旗杆前的洁白石碑上则刻着金光闪闪的几个大字——"为人民服务"，只有走到这里才知道这是政府机关。在行政中心对面，有一个生态公园，大片的森林和一个大型人工湖，河流桥梁穿插在树林中。
我为成都市能有这样一座堪比中南海的新办公楼感到骄傲和自豪，同时也为堂堂祖国的首都北京市政府感到惭愧和羞耻。你看看人家一个省会都能盖出这样的建筑，咱们首都的市政府怎么就落在别人的后面了？扪心有愧啊！
据介绍，有记者两次探访新行政中心时均被拒之门外，不得而入。该记者无奈之下步行环绕这个长方形的政府办公建筑群转了一圈儿，整整花费了36分钟。而位于天府广场的老市政府转一圈的话，连3分钟都用不了。也难怪，据公开资料显示，新行政中心占地约255亩，总投资约12亿元，建筑面积约37万平方米。广场分为办公区、服务区、绿化景观设施三部分，办公区配有高档次的会议中心、接待中心等等。
楼是盖好了，可没等这些父母官儿们全部入住，7月16日成都官方宣布的一则消息，犹如一颗重磅炸弹让他们的美梦破灭了——"耗资12亿的新行政中心将处置变现，变现所得将用于地震受灾群众安置和灾后重建"。这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萧何又为何呢？据成都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何华章说，这是因为"时局艰难、民生不易"。好一个"时局艰难、民生不易"，这话听着怎么那么别扭？好像说的是解放前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时候吧？你何部长就不怕一顶2008款儿的右派帽子扣你脑袋上？自然，在这些表象下面，更多的人开始关心起这次"突发消息"背后的消息。于是就有了坊间的传言说，某位国家领导人在抗震救灾时看到这个奢华的政府建筑群后十分不悦，于是再有了"新行政中心处置变现"的决策。
其实，这楼盖不盖？在哪儿盖？盖多大？怎么盖？本与咱老百姓没什么好商量的。你们老老实实听喝就行了，这事儿也是该你们管的吗？要不怎么让成都的哥薛志勇感到纳闷，这座政府大楼太过神秘，"盖了两年多才知道是在建政府大楼。" 另一个的哥杨华经常从新行政中心经过，但发现正门一直是关着的，车和人都不让进，出入都是走侧门和后门。他深有感触地说："根本不让普通老百姓进去，这哪是我们的政府嘛？" 而事后接受记者采访的多数成都市民均表示，在2006年前，很少有人知道位于人民南路南延线西侧的那个巨大工地是未来的行政中心。此刻，"花蕊楼"前那块洁白石碑上刻着的金光闪闪的"为人民服务"，对于千千万万的民众来说，具有了莫大的讽刺意味。也许，这五个字应该掉个顺序，变成"人民为我服务"，才更符合那些官员们心中的真实理念。
业内人士分析，即使是按最保守的估计，成都市新行政中心的估价也在25亿元以上。25亿是个什么概念呢？假如按照今年5月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专门为地震灾区学校设计制作的全国第一所"抗震希望小学"的标准，采用由新型轻型板材搭建，具有良好的抗震、防火、防水性能，面积为1100平方米，共有9间教室和1间教师办公室组成的小学校，价值约35万多元。那么这笔钱至少能盖6944所"抗震希望小学"，而一所这样的小学，就能够让600多名因地震失学的学生全部复课。
有人追问：新楼建设有无论证？豪华装修是否超标？纳税人的钱怎能如此挥霍？但我想问的是，成都市政府是谁的政府？如果是成都市人民的政府，怎么老百姓都不知道政府又为咱们建了一个新行政中心啊？如果是执政为民的政府，怎么连老百姓想进去看一眼都不成啊？人家美国的白宫还可以随便参观呢！怎么咱们一个区区市政府就这么牛？还是听听成都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罗波同志是怎么说的吧，成都市政府不应该是一个衙门，"不能是中规中矩的，要有城市的特色，更要体现亲民。"瞧！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只可惜这年头愿意听你们唱的人越来越少了。
说到这座新行政中心，不禁让人记起了刊登在今年2月23日《经济观察报》上陈志武先生的一篇文章，标题叫《我们的政府有多大？》。这篇文章写得挺有水平，反正咱是写不出来。文中列举了各种各样的数据，从正、反面两个角度，对中国政府的历史规模对比、机制改革沿迁、国家资本特色、国富民穷弊端等等一一作了较为详实、客观、中肯的分析和批判。如众所周知的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增加了31%，达到5.1万亿元，占GDP的21%，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3亿农民的纯收入。这个政府的规模可真够庞大的了！相比乾隆中期的1766年，朝廷财政全年税收不过为4937万两银子。而那时一个普通北京工人的年收入大约是24两银子，二者相除，只要205万个北京人的收入就够供养盛世时期的乾隆政府，你说那时的政府是小还是大？也许有人会说，那是封建王朝，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的国家政府能跟它比吗？行，咱不跟乾隆比，跟美国比比怎么样？同样是2007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税收为2.4万亿美元，占该国GDP的18%，相当于8500万普通美国人一年的可支配收入。也就是说，为了支持美国政府的开支，需要8500万美国人的可支配收入。而我们的政府呢？要3.7亿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换来那些政府官员所谓全心全意，又不完全为我们的服务。
陈文中还对我们政府规模的变迁、变大作了综述，说在过去的30年里，我们的政府并非现在这么大。说"小政府、大社会"一直是我党力行改革的理想，而且1978至1995年间的确也是照此方向走的。记得改革之初的1978年，当时国家的财政税收，也就相当于3.3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8.5亿农民的纯收入。当然了，那时的政府规模也不算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改革政府的原因之一。可从另一个角度看，那时政府虽大，毕竟它基本上承担了城镇居民从摇篮到坟墓的方方面面生活开支，所以大有大的理由。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到了1985年，我国财政税收相当于2.7亿城镇居民、5亿农民的纯收入，改革见到成效了。当时的政府总理好像是姓赵吧？就冲这一点，也别把人家的历史功绩一笔勾销。10年后的1995年，我国的财政税收变成了相当于1.46亿城镇居民、3.9亿农民的纯收入。虽说政府的身材还显臃肿，要1.46亿城镇人口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支持政府的开支，但那可是近30年来"最小"的政府了。别高兴得太早！从1995年起，财政税收逐年回升，至2004年时，财政税收已翻番，达到2.8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9亿农民的纯收入。随后的三年更是快马扬鞭，加速征税，才让我们看到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改革成果――我们的政府远超改革开放初1978年时的规模，达到历史"最大"规模。这一成果"来之不易"啊！它要克服多少艰难险阻？它要冲过多少急流险滩？它要培养多少贪官污吏？它又要制造多少污染的源头？
我觉得陈志武先生的文章，最令人欣赏的是他不仅仅从经济的方面谈问题，还从政治的层面对政府之所以越来越大进行了剖析。如他针对1993～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说："在没有实质性权力制约的体系下，特别是在新加税种的权力不在立法机构而是在行政部门的国情下，把税权下放等于是为各级政府随意加税大开绿灯，国民没有正式途径对随意增加的税负表达意见。"在驳斥所谓"在别国行得通的制度安排，一到中国就水土不服"的说法时，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水土不服的根源在于有没有对权力的民主制约上"。这话才真正说到了点子上，戳到那些手握实权却不为老百姓办事儿的人心尖儿上了。我真的希望那些真心关注中国改革的人，包括那些位居高位、权倾一时的好官们，有时间的话找来陈先生这篇文章仔细看一看，一定会有不少收获。没有民主的社会，一定不会是个好社会。缺少民主的党，也决不会领导出一个民主的政府。历来如此！
陈先生说，如果把政府、城镇居民、农民看成中国的三大群体，那么自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里，改革开放的成果由政府享受的最多，城镇居民次之，农民分享的最少。这就是中国的特色，这就是我们的国情。陈先生还拿中美两国的民间财富结构作了个对比：到2007年底，我国全国居民资产为27.6万亿元，不到价值为88万亿的国有资产与国有土地的三分之一。而美国私人家庭资产的总值为73万亿美元，相当于其GDP的5.4倍。相比之下，在中国多于76%的资产由政府拥有，民间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资产。而在美国，其资产基本都在民间个人和家庭手中。这才叫"大河有水先往小河灌，大河水少也要小河满"。
那么，这两种不同的财富持有结构会带来什么差别呢？其差别表现在很多方面，包括经济增长模式上、产业结构上、法治发展上，等等。另外，美国人的财富增长基本靠资产升值，而由劳动等所得的非资产性可支配收入（去年为8.4万亿美元）基本全部花掉，所以用不着像我们的政府成天给老百姓灌输什么要"用消费拉动内需、带动增长"之类的甜言蜜语。老百姓敢消费吗？老百姓凭什么消费啊？难道老百姓不知道豪宅住着舒坦？宝马开着气派？大餐吃着够味儿？小蜜搂着开心啊？教育、住房、医疗这新三座大山，不是从海峡那边儿或从美国搬过来的吧？为什么说"美国人的财富增长基本靠资产升值"？因为美国的资产基本都是私人所有，政府不会与民争利，所以，美国人能够只靠资产升值来使自己的财富水平上升。无独有偶，咱温总理在最新的政府报告中，也新加了一条东东叫"增加中国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咱们听了还真受了点儿"欢欣鼓舞"，不过好景不长，股市跌得一塌糊涂，存款连续多少年是"负利率"，邮市、币市惨不忍睹，房市想涨也涨不动了。真不晓得温总理说的"财产性收入"在哪儿藏着、掖着呢？
陈先生文章后面有段话是这么说的：中国的115.6万亿元资产财富中，只有27.6万亿是民间私人的，剩下的88万亿属国家的。……国有制割断了从资产升值到内需增长的传导链。这也是为什么在私有制国家，经济增长给民间社会的家庭带来财富，而在国有制国家里，经济增长产生的资产财富升值主要由国家独享，给民间家庭带来的只有高一点的劳动收入，没有太多财富。所以，今天在中国，最大的贫富差距是在国家与社会之间，而不是在多数国民之间"。
陈先生最后又提出了一个问题，自然也是我们亿万民众想向政府提的问题：国家的钱花到哪里了？以下是陈先生原文中的部分摘抄，或许大家会从中找出部分答案。
"据财政部长谢旭人先生介绍，2007年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 15%，为全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而在没有国有经济的美国，去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为美国GDP的11.5%，分到3亿美国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相当于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
"不管按绝对数字，还是按相对水平，美国政府回馈给老百姓的医疗与社会保障都远高于中国，尽管美国是十足的私有经济。按照国有化运动的初衷，国有制本应该带来更多的社会福利，我们本应该看到完全相反的情况"。
"许多人说，中国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所以没法跟美国以及其它市场经济国家比。这说法站不住脚。美国去年的财政税收占GDP才18%，而中国 5.1万亿元财政收入占GDP的20%.所以，即使不算国企收入和国有资产增值，仅财政税收，中国政府的相对收入就高于美国，没有理由在民生上的开支比例低于美国。中国政府不是没有钱花，而是没有对财政预算过程的实质监督问题，以至于政府钱多后更倾向于在形象工程、政府办公大楼上浪费，在高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又不创造就业的工业项目上投资，也当然为腐败提供了温床"。
回过头来，我们再说说成都市政府的新行政中心。如果不是汶川突发地震的话，新办公大楼里，应该早就住进了新主人――我们人民的各类公务员们。对他们来说，这次地震可真是震的不是时候。但就是这次大地震，让我们认识了人世间的美丑善恶，看到了新北大培养出的"范跑跑"那样的人物。更让人吃惊的是，居然我们新中国的学校、医院、民居那么的脆弱、不堪一击。而我们的大多数政府办公楼、新行政中心却是那么的漂亮、坚实、富丽堂皇。说别的没有用，只能用一些数字来印证我们的政府是谁的政府？唯此才能诠释"为人民服务"的精髓所在。
在今年4月30日的《瞭望》周刊上，登载了一篇署名唐敏的文章《行政成本难降主因》。此刊物为新华通讯社主办，据说在海外颇有影响力。文章论述了中国政府的行政成本，为何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5% ，并找出了五大原因：
一、机构编制的急剧膨胀是行政管理支出增长迅猛的根本原因之一；
二、政府行为和公务消费缺乏有效的约束评价机制；
三、政府支出不公开透明；
四、预算编制不完整，对预算执行的监督不到位；
五、财政体制改革不到位。
尽管在我国政府2008年的预算草案报告中，行政事业费用支出的增幅仅为14.3%，且为各项支出中增幅最小的一项。但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说："这仅仅是预算内，还不能说明整个行政事业费用支出的增长得以有效控制。"
可以说，我国各级政府的行政成本长期居高不下，是近年来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不过人大、政协的行政开支也好不了哪儿去？俗话说，天下乌鸦一般黑嘛！
据咱们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95～2006年的国家财政支出中，行政管理费由996.54亿元增加到7571.05亿元，12年间增长了6.60倍；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1978年仅为4.71%，1995年为14.60%，等到了2006年，已经上升到18.73%.
竖着比完了，再从国际横向比比看。据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介绍，拿上述2006年预算内的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18.73%这一比例去比较，远远高出日本的2.38%、英国的4.19%、韩国的5.06%、法国的6.5%、加拿大的7.1%以及美国的9.9%.
有关专家指出，我国政府过高行政成本的直接后果就是，不仅加大了财政负担，还大大挤占了教科、文卫、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事业资金。本该投向国计民生方面的资金，却养活了一帮前赴后继的寄生虫、贪污犯。尽管新世纪以来，我国公共财政收入不断增长，但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4年社会文教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为26.29%，2005年为26.38%，2006年为26.83%，不仅徘徊不前，甚至低于2000年的27.6%.与此同时，公车私用、公款吃喝、公费旅游、建造豪华办公大楼的情况却屡禁不止。成都市政府的新行政中心，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吗？而根据九三学社中央提供的数据，我国目前拥有的公车在350万辆以上。包括司勤人员在内，每年仅公车消费就高达3000亿元人民币。这可真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过一般老百姓只能是"望优兴叹"了！如此高耗费的公车制度，其改革却一直难有实质性突破。为什么？皆因这个改革，深深触动了那些号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的既得利益。公车在中国，不仅仅是权利、地位的象征，也是少数人攫取大多数人钱财的合法手段。什么级别配什么车，什么阶级住什么房，在中国这种官本位、党为上的体制下，许多地方都散发着一股几千年前就有的封建王朝的气味。在这一点上，倒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反倒显得干净许多。在中国改革的一些关键时刻，我们共产党人的那种"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哪儿去了？怎么革别人的命行，轮到自己就不行了呢？
汶川地震后，我在一个叫《二闲堂》的网页上读到一篇文章，讲的是70多年前刘文辉在四川西康省任主席时期的故事，其中有幅照片令人过目不忘。照片中一座用石头砌起来的低矮平房，破败不堪，由于年久失修，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不得不用树桩支撑起来，这便是堂堂的西康省义敦县政府。然而，从县长平和的脸上丝毫看不出他的抱怨和不满。以致当时在西康省考察的摄影记者孙明经，发现当地学校的校舍大都宽敞明亮，学生衣着整齐，令人耳目一新。而一些县政府却破烂不堪时，好奇的他就问一位县长："为什么县政府的房子总是不如学校？"你们知道县长是怎么回答的呢？县长答："刘主席说了，如果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这是什么精神？想他刘文辉未必学过"老三篇"，可他怎么就知道教育也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啊？据文中介绍，勤俭为政、倾囊兴教，开化民智、建设桑梓，是刘文辉一以贯之的思想。如果我们今天共产党的教育部长能有人刘主席一半儿思想的话，我们的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也不至于造就出那么多瞪着大眼睛，徘徊在学校大门外的失学儿童。假如我们的四川省各级政府，能有义敦县县长那样的胸怀和执政理念的话，那这次汶川地震中那些祖国的花朵、未来的希望，就不会被埋葬在断壁废墟中。
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我更希望中华民族能真正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期盼着在未来的日子里，千千万万和我一样的老百姓终有一天不再发出这样的疑问：我们的政府是谁的政府？
2008年7月23日 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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