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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年十二月十日出版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一日创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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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期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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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争鸣】从三门峡到三峡 尚 蔚
【百家争鸣】三峡反对派："花瓶"波澜 王维洛
【百家争鸣】邓小平理论和长江三峡工程 王维洛
【百家争鸣】南水北调后患无穷 王维洛
【百家争鸣】三峡工程不可行报告 王小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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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争鸣】
从三门峡到三峡
·尚 蔚·
黄水在河南省的潼关至孟津，也即□县一带为太行山脉所阻，以巨大的水力，
冲出三路山口。后人把这三道激流，自东至西，称为"人门""神门""鬼门"，
即三门。而在三门之间依然柱立河心的岩石，则分别被称作人、神、鬼三岛。
自西汉至民国，黄河一直是航运大河。在黄河弄舟，搏击于湍急浑浊的黄水
中，几成中华民族与命运搏斗的象征。三门峡被历代行船人视为畏途，黄河水在
这里奔腾咆啸。没有人注意狭窄的河床和河床下坚固的花岗岩，可成为拦河打坝
的基础，直到20世纪。
20世纪是人类以自己的贪婪和胆大妄为向自然界挑战的开始。水的巨大势
能，惹动一批又一批自以为有了点本事的人的遐想。三门峡在整条黄河上太独特
了，不但有坚固的河床，还可控制92%的流域面积上所产生的洪水和泥沙，不由
的不被频频提起。
终于，美丽神奇的三门峡，作为黄河的出山口，在它扼守百万年之后，终结
在浅识而鲁莽的人类之手。
◆ 三门峡水库上马
１９５４年４月，国家计委决定，成立黄河规划委员会，在苏联专家组的指
导下，编制黄河流域规划；中央决定将三门峡枢纽大坝和水电站委托苏联设计。
年底，《规划报告》出台，仅用了８个月的时间。
在这个报告里，选定三门峡水利枢纽为黄河综合利用的第一期重点工程：蓄
水位３５０米，总库容３６０亿立米；
主要任务：
□将黄河上游千年一遇洪水由３７０００立方米／秒降为８０００立方米／
秒；这样，黄河洪水的灾害即可以完全避免，黄河下游的洪水威胁自然解除。
□拦蓄上游全部来沙，下泄清水，实现"黄河清"，使下游河床不再淤高。
□调节黄河水量，初期灌溉２２２０万亩，远景灌溉７５００万亩。
□装机９０万千瓦，年发电量４６亿度。
□改善下游航运。
结论：巨大的综合效益（——与三十多年后的三峡大坝论证结论相同）。
但是，有两个严重问题是该《规划报告》难于回避的：
□水库将淹没农田２０７万亩，移民６０万。
□泥沙淤积。虽然预留拦沙库容１４７亿立方米（总库容的２／５），若不
计上游的减沙效益，水库寿命只有２５－３０年。
这个由计算而得出的数目触目惊心。２５－３０年后，黄河在三门峡处梗阻，
这个问题怎麽解决？于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把目标集中到"上游减沙"上。只
要黄河上游不再来沙，水库淤积的问题岂不就不再是问题？
但如何减沙呢？好大喜功的浪漫家给出的药方是"水土保持"。上游水土保
持住了，沙就不会流到黄河里了。所以水土保持能否奏效，直接关系三门峡工程
的能否上马。然而浪漫家们的"水土保持"是在书面上实现的。在向苏联方面方
提出的《技术任务书》里，关于泥沙，中方给出的数据是：到１９６７年，来沙
可减少到５０％；５０年之后，可减少１００％。
连以豪迈著称的"苏联老大哥"对这种数据都消受不了了。苏联专家就此提
出的修改意见是："水土保持的措施估计得低些，是比较审慎的"，然后就象小
学生做算术题一样，笔下一动就将１９６７年来沙改为"减少２０％，５０年后
减少５０％"。
今天，也就是从那时算起４０年之后，如果你有机会去陕西、山西的黄土高
原看一看，你会看到水土流失有增无减；而如果你接著旅行到豫、鲁一带，看到
的是一年大部份时间里，大片干涸的河滩间重浊的黄流在缓缓地爬动，黄河已经
变成一条季节性河流，在１９７５到１９９０的１５年间，断流１９次。近年则
一年就断数次。
１９５５年夏天，在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三门峡工程经全体人大代表举手
一致通过。就像今天的三峡工程给了世界一次震惊一样，用周恩来总理的话说，
"作了那麽一个世界性的报告，全世界都知道了"。
就在这一片兴奋与骚动之中，站出了两名书生。他们不具党派背景，也没有
任何政治冲动。他们只是科学家、工程师，是诚实的、肯用功的、对自己的专业
和国家有责任感的人。其中一人正当盛年，是著名学府的教授；另一名刚从学校
毕业，那时才２５岁。
他们不同意在三门峡建坝，不同意高坝。他们平静而自信地把自己的学术见
解，交到掌握著百姓命运的决策人手里。今天回过头来看，他们当时对三门峡工
程的批评意见，几乎丝毫不爽的成了这日后多灾多难、狼狈不堪的工程之谶语。
他们的意见当时没有人听；他们学术的与为人的价值，事后也不为身居要位的钻
谋者所重。１９９１年笔者与他们见面时，不但他们的职位与３０多年前无大差
别；他们在自己更深厚的学养的基础上所做出的新的呼吁，竟依旧无人理会。
一位是黄万里教授，一位是温善章工程师。
◆ 三门峡的"捷报"
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２５日，三门峡工程完成对黄河的截流！
１９６０年６月，坝筑到了３４０米，已能够拦洪！
同年９月，实行关闸蓄水拦沙！
库内的水位在涨，库区百姓一批批离开先祖聚居的故乡。１９６１年２月９
日，当坝前水位达３３２·５８米（尚未到设计高度）的时候，泥沙淤积迅速发
展；同时，原来设想得比较简单乐观的迁移也遇到了困难，工程实际上已无法按
原设想进展。各路英雄争论不休，拿不出个准主意。然而工程还在继续。
１９６１年４月，大坝筑到了计划高程３５３米。１０个月后，６２年２月，
第一台１５万千瓦机组试运转，从表面看，工程建设按设计完成。被大坝拦阻的
河水静止下来，泥沙沉到了库底。没了泥沙的河水从泄水孔流出，坝外实现了"黄
河清"。
报纸照例大报喜。但在三门峡主事的几位，却是怎麽也喜不起来的，因为不
但移民的燃眉之急并未解决，在这自蓄水以来一年半的时间里，十五亿吨泥沙全
部铺在了从三门峡到潼关的河道里，把潼关河床抬高了４．５米。从秦岭下来的
黄河最大支流——渭河本来流得好好的，此时已变成"来水宣泻不畅"，弄得从
无水患的渭河两岸也不得不修起了防洪堤。
关中平原的地下水无法排泄，田地浸没，老百姓只见自己的土地年年减产，
不知原因何在，他们的土地实则因为水库蓄水已盐碱化，甚至沼泽化。最糟糕的
问题是，河床的"翘尾巴"——即泥沙淤积向上游延伸，己威胁到以西安为中心
的工业基地。
１９６２年３月，水电部不得不在郑州召开会议，将美妙的"黄河清"暂时
放在一边，三门峡水库的运用方式由当初定的"拦蓄上游全部来沙"改为"滞洪
排沙"。水位不得不降低。而失去了大水头，第一台１５万千瓦的发电机组刚刚
披红褂彩地发电不足一个月，便已没有了用武之地，后来只好被拆迁到湖北的丹
江口电站去。
运用方式作了１８０度大转弯之后，淤积有所减缓，但因泄水底洞底槛高，
泄流量还是太小，"翘尾巴"淤积继续向上游发展，潼关河床已抬高，造成渭河、
洛河、黄河淤积连锁反应。受害严重的陕西省再也不能再容忍下去，在１９６２
召开的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提出坝前水位降到３１５米以下，泄洪闸门全部开
启——换句话说，就是让黄河按照原来没有大坝的方式流！
为了申诉自己遭受的灾难，陕西地方官绕过以和稀泥著称的周恩来，直接到
毛泽东那里"告御状"。毛泽东本是好大喜功的浪漫家们的鼻祖和靠山，事情弄
成这样，很有点气急败坏。毛说："三门峡不行就把它炸掉！"
◆ 三门峡改建
炸掉是毛的气话，岂不是要在世人面前丢大脸。只好对原来的工程进行改建。
三门峡改建的第一期方案是：在大坝左岸增建两条泄洪排沙隧洞，改建四根
引水发电钢管，以此来加大泄流排沙能力的方案开始实施。读者若嫌这麽说不够
直观，不好理解，可这样想：本来黄河流得好好的，１９５７－１９６０年间用
"雄伟大坝"给堵上了；２年之后开始出事，４年以后要承受不住，但大坝已经
"巍峨耸立"在那儿了，既然不能炸，只好用加管和开洞的办法，让被正面大坝
堵住的沙和水，尽量从旁边的又新开出的隧洞和底下本来用来发电的管子流出去。
——这就是"两洞四管"方案。这一方案的确立，被认为是亲自参与改建方
案的敬爱的周总理"挽救了一个接近失败的工程"。然而谁都能看得出，这是一
个救急方案，毫无浪漫可言。
改建工程１９６５年开工，三年之后完成。此时，水库的淤积减轻了，但排
沙能力仍不足，潼关以上，所谓"翘尾巴"淤积还在继续。到了１９６９年夏，
西安再度告急。周恩来分身乏术，只好委托河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兼黄河防汛总
指挥刘建勋外加副总理纪登奎，再度在三门峡主持召汗"四省及水电部参加的会
议"。
参加会的人都知道，两洞四管解决不了问题，"防止下游千年一遇的洪水"
不再提，变成了"确保西安，确保下游"。气魄不那麽雄伟的"合理防洪、排沙
放淤、径流发电"得到确认。更具体他说，是期求当水位在３１５米时，把水和
沙往下排，将泄流量加大到１００００立方米／秒。至于下游安全还是不安全，
此时已无人再提，只要潼关别再"翘"就阿弥陀佛。
这回的措施为：打开原１－８号施工导流底孔（这些孔是黄万里先生曾经坚
决请求保留，以备将来排沙用，而后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副校长张光斗
按苏联设计用混凝上堵上的。每个洞被重新掏开都要花费上千万元）；同时，将
改建过的发电引水钢管进口降低１３米，变成"低水头发电"。这样一来，原本
设计的大功率水轮发电机已派不上用场，只好改用５万千瓦的小发电机。
第二次改建花了两年半的时间，到１９７３年１２月，挖开了８个施工导流
底孔，当坝前水位为３１５米时，泄量由６０００立方米／秒增至９０６０立方
米／秒，运用原则变为"蓄清排浑、调水调沙"。身上又是孔、又是洞，外加旁
边还有两条导管的三门峡大坝的泄流排沙能力问题，算是暂时解决了。
但潼关河床尚未回复到原有高程，比建库前仍高出３米多。１９９２年８月
渭河洛河洪水入黄河不畅，漫堤决口，淹没了农田６０多万亩，约５万返库移民
受灾，近３万人无家可归。如遇特大洪水，库区还将遭受巨大灾害。至于下游的
淤积情况，１９８５年丁六逸在《三门峡水库及运用》中写道：
（改建后），由于这几年水库敞泄，小流量时库水位很低，库区冲刷后，形
成小水带大沙，加重了下游河道的淤积。至于三门峡工程本身，蓄水不到５
年，库容损失一半，曾几何时挂在嘴上的综合效盖：发电，灌溉，航运（维
持下游水深１米）全都落了空。
如果读者以为改建后的三门峡终于可以松一口气的话，又错了。
以上只是三门峡大坝的建设和改建，还未谈到那个最敏感从而也是最严重的
问题——水库淹没损失。最初按３６０米设计时，要淹没耕地３３３万亩，迁移
９０万人；后来，１９５８年，周恩来总理遏制住苏式豪迈，将初期水位运用定
为３３５米时，还要淹没耕地８５．６万亩，移民３１·８９万人；后来，库区
塌岸发生，移民又增加了８·４９万人，实际总数达４０．３８万人。他们当中，
迁往宁夏、甘肃敦煌等偏远地区的共３·９９万人，由于水土不服，曾多次迁来
迁去，现已大部迁回。由关中平原迁往山区旱 、沟壑区的１２·１１万人，也
因无法生产而迁回原地。
这世代居住在富庶河谷平原地带的几十万人，２０多年来毁家远迁、困苦辗
转。他们为返回家园而进行的斗争一直在持续。最终，因为三门峡大坝降低了原
来的蓄水高程，他们才得以回到家乡。可他们原本世代耕种的肥沃土地已被黄河
泥沙厚厚地覆盖。许多地方，已经被军队和国营农村捷足先登地占据。他们又不
得不开展旷日持久的斗争，要求退还他们被占据的土地。
◆ 小浪底又上来了
改建后的三门峡，将与没有修建水库前的自然情况无大区别。三门峡努力要
恢复的，是力求入库泥沙全部下排，与最早兴建三门峡工程初衷——"拦蓄上游
全部来沙，下泄清水"完全南辕北辙。
折腾了３０多年，花了不知多少人力、物力与财力，又回到了初始点——力
争变成无库自然情况！
这时，当年建三门峡时的初衷——改善黄河下游河道的淤积和防洪靠什麽来
实现呢？读者读到下面一段活时，不知作何感想：
……但是，因为黄河洪水∩成形得到基本控制，河床越淤越高，洪水的
威胁越来越大，防洪形势更加险峻……综合效益……解决黄河洪水威胁显得
更为迫切……
有点耳熟，是不是？这和当初论证三门峡上马的口径几乎一模一样。但这已
经不是在说三门峡，而是另一座黄河上的新坝——小浪底。当年三门峡工程没有
做到的，这回又全交给位于三门峡下游的小浪底了。小浪底总库容１２６·５亿
立方米，也要搞拦沙减淤，据说能对黄河下游减淤２０年左右。黄河上的浪漫派
们这回又有新宠了。
小浪底的前景又会是什麽呢？
还有三门峡水库该怎麽摆？当初把话说得那麽满。不过这区区小事是难不倒
掌握了舆论宣传工具的当权派的。三门峡工程依旧伟大，因为它显示了"黄河的
造地功能"，固然淹没了土地，但由于淤，又造出新地。当然还有浩淼的人工湖
泊，引来了美丽的白天鹅云云。
三门峡工程的成败，在中国至今不容许公开切实讨论。
不过帐总是需要算的。先让我们看直接经济损失：
□高坝工程低坝运用，这意味著，仅工程本身，就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
财力；
□两次改建，包括至今还在修补那些磨损的洞和水轮机的费用；
□多淹没的耕地和毁坏的耕地；
□当时多迁移的３０多万人和后来返迁的１５万人；
□水库运用以来，由于河流自然状况的改变，库区包括渭河下游的河道整治、
两岸的防洪设施、盐碱地治理，因塌岸、滑坡而必须修建的防护工程；
□抬高水位引起的良田盐碱化而导致的减产；在"蓄水拦沙"时期，因下放
清水而冲刷了的下游生产堤内的良田；
这些，最保守的估计，不下百亿。
再看对环境的破坏：
□由于水库周围地下水位提高造成耕地盐碱化５０多万亩；
□由于水库蓄水导致塌岸而损失的耕地；
□毁掉文化发祥地的珍贵文化古迹；
还不必说时间上的失误：如果将这些人力、物力、财力投到黄河下游的堤防
加固和其他有效的水利设施；投入到交通和通讯系统；投入到教育与文化设施；
哪怕仅仅投入到黄河上中下游的水上保持、植树造林、防护与灌溉，全流域的情
况也不至于像今天这样。
那麽，为什麽呢？究竟什麽使得一大群不能说不爱国、更不能说不具业务专
长的中国人跌了这麽大的一个跟头？
◆ "黄河清"
１９６４年，决定三门峡第一次改建的时候，周恩来的解释是：
看来，１９５８年决定三门峡工程急了点。１９５５年人大报告黄河清
把我压的。１９５８年只是把水位降低了。头脑发热的时候，总容易看到一
面，忽略或不重视另一面，不能辩证地看问题。原因就是认识不够，认识不
够自然就重视不够，放的位置不恰当，关系摆不好。
为什麽会"急"？头脑为什麽会发热？"黄河清"这三个字怎麽会造成压力？
为什麽在如此显而易见的问题上，会"放的位置不恰当，关系摆不好"？到底是
把什麽放得过重，因此要牺牲掉其他呢？
作为后世的观察者，我不倾向于将他们这批五十年代的"三门峡迷"与１９
８０年代未那批力促在长江干流筑坝的三峡"大库迷"们等同，也就是说，我不
认为他们也像那些邓小平时代的人一样怀有对钱的享用与支配的渴望（我于１９
８９年春亲眼见到整列地排在北京京西宾馆院子里的该工程筹备组的豪华进口车
队，还有他们在北京为自己盖的成片住房。按１９８９年初的估计，工程尚未正
式上马，这类杂项已用去了不下４个亿），只说他们在可能达到的技术成就面前
太执迷、太浪漫、太简单。那麽，当时的政府□□或者说党□□的决策者们呢，
李葆华、邓子恢、周恩来、刘少奇，还有大救星毛主席，他们图的是什麽呢？
１９６４年６月和１２月，周恩来说过这麽几句话：
三门峡工程我们打了无准备的仗。……建国后才五、六年就决定兴建三门
峡工程，当时想要黄河清，志向很大，夸下了海口……
这反复被提到的"黄河清"，出自自古以来的一句话，知道的人马上就能跟
著念出随后的那三个字："圣人出"。
——全部问题的关键就在这后面三个字上面。
三门峡的上马，说出来的理由是为了"黄河清"，而没有说出来的理由就是
为了证实"圣人出"。自古谁能让黄河清？共产党，伟大领袖毛主席！那麽，谁
是圣人不就是清楚了吗？！
不要说１９５０年代，就是今天，整亿中国人也还生活在企盼明君的历史阴
影里。在我们这个千年农业古国，治水从来是明君的大业绩，不但史不绝书，实
在已经镌刻在每个人的意识里。
共产党在表面上虽然不会再把"皇上"、"分封"挂在嘴边。可是如果细细
分析毛、周一班人包括汪东兴、叶子龙、胡乔木、张玉凤辈的活动模式，看看上
海、杭州、武汉等处的专用宾馆，以及彭德怀、陶铸等重臣的谪贬、擢升方式，
难道不足以让人联想到王朝和朝廷；毛泽东写过"东临碣石"，写过"数风流人
物"，没人会看不到那呼之欲出的帝王情怀。既然事实上存在著潜在的人主臣民
意识，当然也就有潜在的揣摩与阿谀，有拐弯抹角、乔装打扮的歌功颂圣。
"黄河清"既成了一种标志，为达成这种封神式的祭祀，当时从上到下所怀
著的主要驱动力，其实是"圣人出而天下治"那样一种狂热虔诚——当然，使用
的语言是所谓"人民当家作主"，其实是人民被圣人作主。而当全国的资源得以
以计划经济的方式集中调用的时候，种种伟业自然就"无往而不胜了"。
毛的巡幸在在今中外首脑人物中，是很突出也很特别的。联想到黄河与"秦
皇、汉武、唐宗、宋祖"的地理与精神联系，他住进中南海之后，第一次出京巡
视的地方就是黄河也就不足为奇了。
◆ 三门峡与三峡
１９９４年１１月，长江上的三峡工程宣布正式开工，距黄河上的三门峡工
程开工３７年。这两项工程有没有什麽关系，或者说，它们之间，有哪些异同呢？
它们都是在中国最重要的大河的干流上；
都是破记录的、举世瞩目的巨型工程；
都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由头都是"下游洪水灾害"，都是"一旦发生特大洪水"，将"直接威胁多
少良田，多少人民生命财产"，都会"严重影响国民经济"；
都具有"巨大的综合经济社会效益"，都能发很多电，三门峡当时说"将占
全国总发电量的三分之一"，三峡说"将占总量１／１１"；
都能发展航运，三门峡当时说"保证下游航运所需的水量"；三峡说"可使
万吨船队由武汉直达重庆"；
都要淹掉最肥沃的耕地和迁移令人咋舌的人口：三门峡４１万，三峡１２０
万；
都要毁掉作为文化发祥地的珍贵文物古迹，三门峡是１０００多年前的中原
文明，三峡是更早的巴楚文明；
都是上游省不获益，却实实在在地将受到损害：三门峡是陕西，三峡是四川。
四川的人民代表和科学工作者也像陕西人一样吁请、告诫，直到今天，他们的意
见，如陕西当年的意见那样，在没有告急之前，当局只虚与委蛇，并无人真正理
会；
两个工程所面临最大同题都是泥沙。三门峡库尾淤积在西安，三峡在重庆；
它们都是省会、工业重镇。重庆还是"黄金水道"（长江）的咽喉；
如何对付泥沙，两工程的主持人都夸下海口：三门峡说的是"水土保持"三
峡说的是由三门峡工程取得了经验的"蓄清排浑"水库运用；
都采用"逐步提高水位、分期移民"的办法，其失误在三门峡工程上已经得
到证明，但三峡工程还准备推行；
都有过激烈争论，反对派都是绝对少数，他们的言论部遭到封锁，本人也都
遭排斥乃至打击；
都有顶尖权势人物的"关心"，这"关心"都是工程推进的动力。三门峡是
毛泽东。三峡是邓小平；
都以获得了人大的通过而标榜为"人民的决定"□□仗声威并最终逃避责任；
三门峡是真正的"全体一致热烈通过"，三峡是在发动了舆论攻势并做了手脚的
情况下以三分之二多数同意获得通过；
都是靠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拨款支撑，也就是说，无论造成多大灾难，从
上到下一系列责任主管的个人财产包括官声官运都不会受到任何损失；
都不见在论证过程中当局委托专家从政治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
这两项巨大工程作出分析，没有人对它们的社会性与政治性后果作过预估；
都是在基本数据甚至运用原则都没有确定的情况下抢先开工；
都使得抚育民族文化、激发创作热诚的自然景象永远失去，三门峡是气派雄
浑的奇伟峭峻，三峡是无可言喻的苍茫神秘；
最后所花的钱都大大超出当初预算，三门峡大约增大了１０倍；三峡按１９
８６年的３６０亿到目前的２０００多亿，也已超出好几倍□□而目前不过是刚
刚开工，后面不知道还有冒出多少。
还有一个极为偶然的共同点：这两项工程都面对著一个最坚定的反对者□□
黄万里；都有一个反对高坝大库而主张低坝小库的坚韧的建议者□□温善章。
对这两个工程，黄万里教授都根本反对，认为早上晚上大上小上部不可以。
阐述对三门峡工程的反对意见时，他３５岁；介入三峡争论，７５岁。他一再请
求阐述、讨论、辩论，当年主管三门峡工程的人不睬他，今天主管三峡工程的人
也不睬他；他的《水利科学论文集》，至今得不到正式出版的机会，更遑论他充
满了豪情与哀叹的诗篇，只能在友人之间散发的诗集《治水吟草》。其中一首诗
这样写：
自古长才难为用，
孔丘汲汲屈原恸。
居然白首成葫落。
忍对黄河哭禹功。
在三门峡工程上，温善章不同意３６０米、３５０米方案，提出３３５米方
案；对于三峡工程。他也不同意目下不但己获人大通过，而且正热火朝天地施工
的蓄水位１７５米方案。他提出新１６０米方案。他的出发点和３７年前一样单
纯朴素：减少水库对耕地的淹没，减少移民，合理解决防洪、发电、航运等综合
利用要求。
黄万里对三门峡工程所作的预言，一条接一条成为事实。三峡工程呢？他的
预言是："……凡在干流的淤积河段上修坝，是绝对不可以的……三峡筑坝的结
果，砾卵石夹粗沙积在坝前，是一块都出不去的。"
他反对三峡建坝的根据之一是：长江上游各支流每年冲刷下来的沙石量高达
一亿吨，三峡建坝後这些沙石都将积存在水坝上，数年之後将导致长江上游水位
升高，造成上游水患更加严重，影响所及可能有数十万人，影响的地区遍及四川
省面积的四分之一。他提醒当局，对地方利益不能太忽视。他说："……四川的
保路运动诱发了辛亥革命。"
黄万里教授可能已看不到长江的梗阻；而温善章工程师呢？三门峡现在实际
已不得不按温善章１９５７年所主张的低坝方案运行。三峡工程的结局，又会是
怎样的呢？
原载《华夏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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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争鸣】
三峡反对派："花瓶"波澜
王维洛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又称新政协）诞生于１９４９年９月，如果从１９
４６年的老政协算起，至今五十五年了。什么是政协在过去五十多年、特别是最
近二十年中最值得书写的一页呢？我以为是政协在长江三峡工程决策过程中，来
自共产党和来自民主党派的代表团结一致，对科学的追求和对民主的追求。原政
协副主席周培源曾说过∶关于三峡工程的争论，实质上是要不要科学，要不要民
主，要不要决策民主化的问题。
一、四顾三峡
１９８２年邓小平表态：我赞成低坝方案（指正常蓄水位海拔１５０米方案），
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邓小平的表态为三峡工程上马开了绿灯。１９８４
年国务院在没有工程可行性论证的情况下，就原则批准了长江三峡工程。这种违
反科学、不民主的决策，引起了许多政协委员的反对。
１９８４年１０月，政协经济组连续召开五次座谈会讨论三峡工程。
１９８５年４月，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在京召开，１６７位政协委员就对
三峡工程问题单独或联合提出十七件提案，建议缓上三峡工程。
１９８５年５月，全国政协常委，政协经济组组长孙越崎（原国民政府资源
委员会主席），已九十二岁高龄，组织并带领全国政协考察团，第一次考察长江
三峡地区，沿途召开了四十多个座谈会，历时三十八天。在考察期间，三峡地区
秭归县新滩镇发生巨型滑坡，新滩镇全镇被摧毁。滑坡体总量为３０００万立方
米，进入长江的土方约２００万立方米，激起涌浪高５４米，波及上下游江段约
４２公里。考察结束后，孙越崎等政协委员向中央上书题为"三峡工程近期不能
上"的报告，列举了工程的投资、防洪、泥沙淤积、航运、发电、移民、安全等
七大问题。
１９８５年全国政协大会的提案和第一次三峡考察团的结果是，迫使国务院
和中共中央在１９９６年组织对长江三峡工程的可行性论证，尽管国务院当时已
经原则批准这个工程，并成立了三峡工程领导小组，由李鹏出任组长，由于政协
对三峡工程的态度，迫使中央决策层在三峡工程问题上不得不在形式上搞一个论
证程序。
在１９８６年到１９８８年的三峡工程论证中，并没有放弃过去那套"决策
在前，论证在后"、打击压制不同意见的作法。为此全国政协于１９８８年９月
第二次组织三峡工程考察团，由政协副主席周培源任团长，参加考察的有在京政
协委员共一百八十二人，规模很大。考察之后，周培源亲自上书中共中央，揭露
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中的不民主作法，陈述三峡工程的弊病，再次建议缓上三峡
工程。
１９８９年春，来自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政协委员周培源、孙越崎、林华
（共产党员，原国家计委副主任）、乔培新（共产党员，原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王兴让（共产党员，原商业部副部长〕、彭德（共产党员，原交通部副部长〕、
胥光义（共产党员，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侯学煜（民主党派，
生态学家）、陆钦侃（无党派人士，原水利部规划处处长）、罗西北（民主党派，
水电专家）、陈明绍（民主党派，土木学家）等，在同一时期内接受记者采访，
陈述反对三峡工程上马的理由。由于他们曾是共产党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民主党派
的专家，引起很大的反响。这些采访由光明日报记者戴晴编辑成书，公开发表。
六四天安门事件后，戴晴被投入秦城监狱，该书被作为禁书，被采访的政协委员
均受株连。
１９９１年１０月，为配合三峡工程上马宣传，政协副主席王光英应邀带领
政协视察团（共２７人）第三次到三峡地区，之后向党中央建议，早作宣传，尽
早决策，抓紧上马（三峡工程）。这次视察团对三峡工程的意见，与前两次截然
相反。
１９９３年，乔培新、王兴让、彭德、胥光义、陆钦侃等委员，因对三峡工
程的批判而失去政协委员的资格，而与他们年纪相仿经历相同的支持三峡工程的
委员，却从政协委员摇身一变为人大委员。
１９９３年１１月，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再次组成
考察团，对三峡工程进行了考察。参加这次考察团的是民盟、民建、民革、九三
学社和台盟的负责人，和二十二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尽管此时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已经批准通过了兴建三峡工程的提案，但是考察团还是对三峡工程仍然表示
极大的疑惑，特别对工程投资、移民、生态环境和文物保护提出了许多问题，最
后不得不由李鹏出面，接见代表团，作出一些口头保证。
二、忠言逆耳
全国政协可谓人才济济，聚集着各行各业的专家，他们曾在三峡工程的争论
中发表过许多精辟可贵的意见。从十多年的发展变化来看，他们当年提出的问题，
正在不断地被证实。
陆钦侃总工程师早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土木系，后在国民政府资源委员工作，
当时就曾陪同美国垦务局工程师萨凡奇考察三峡，１９４６年赴美国留学并参加
三峡工程规划；解放以后，一直从事水利规划工作，任水利部规划处处长，并在
五十年代三峡工程规划中，负责长江洪水流量计算。可以说，在中国没有一个人
能比陆钦侃更了解长江洪水，更清楚三峡工程是否能防洪。陆钦侃总工程师认为，
只要加高加固长江堤防和建设好分蓄洪区，不建三峡工程也能解决长江防洪问题。
１９９９年长江中下的洪水水情与１９９８年相似，但是灾情远远小于１９９８
年洪水，原因之一就是１９９８年洪水后，中央政府采取了"平垸行洪，退耕还
湖"的措施，增加了长江堤防加高加固工程的投资。这个事实证明了陆钦侃的观
点是正确的。
罗西北教授，是著名的水电专家，曾负责设计黄河刘家峡水电站和龙羊峡水
电站。按理说，一个水电专家对三峡工程这样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水电工程，应该
持积极支持的态度，但罗西北却认为建设三峡工程，把电送到千里之外的华东地
区，并非合理的选择。所谓建设三峡工程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其根源在于传统的
落后的经济观点，哪儿缺电往哪儿送，而不考虑其他效益，如要淹没土地、要移
民、要破坏环境、要造成泥沙淤积、要妨害通航。
乔培新原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是共产党内管理投资的能手。三峡工程为
了上马，故意压低工程造价至３６０亿元，未将利息计算在内。乔培新一针见血
地指出，三峡工程投资将需要５千亿。１９９２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兴建三
峡工程方案，总投资５７０亿（包括大坝发电设备、输电线路和移民投资三大项）。
一年之后，三峡工程的总投资就上升到９００多亿（只包括大坝发电设备和移民
投资二大项），１９９５年上升到２５００多亿。到１９９９年全国人大、政协
召开大会时，传出三峡工程总投资达６０００亿元的消息（包括大坝发电设备、
输电线路和移民投资三大项，其中各省市"自愿捐献"给三峡移民工程的钱也计
算在内），这和乔培新１０年前的估算基本相符。
胥光义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曾领导研究战争中和敌方袭击
下的后勤供给，六十年代初也参与三峡大坝安全问题的讨论，对大坝军事安全特
别关心。三峡工程论证的结论是在这样的假设下得到的：现代战争有预兆，三峡
工程有足够的时间放水，减少水库里的蓄水。胥光义得知后便一针见血地指出：
"我们六十年代研究的是突然袭击"，他的意思很明确：难道现代战争的形式按
照三峡工程决策者的意志而发生改变了吗？
政协副主席钱伟长，物理学家，与钱学森、钱三强并称为中国物理学界的
"三钱"。在波斯湾战争的阴影中，钱伟长敏锐地看到三峡大坝在未来的战争中
只会成为敌方进攻和要挟目标，三峡大坝的安危令人担忧。钱伟长未请示领导，
自作主张，就将文章送报社发表，引起很大的反响。这是１９８９年６月之后到
１９９８年夏天，在中国大陆公开发表的唯一直接反对三峡工程的文章。这篇文
章发表后马上受到四面围攻。
彭德原为交通部副部长，最关心三峡工程对长江航运的影响，他还记得当年
周恩来的指示："如果因修大坝影响了长江航运，就要把坝炸掉"。三峡工程自
１９９７年底截流以来，连续两年造成长江航运长时期中断，来往的乘客在三峡
工程坝址处，需要换车换船，来往的货物，不得不利用机械翻坝，重新装卸。
茅于轼，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著名桥梁家茅以升的侄子，当时就提出用
建设三峡工程的钱，在长江上游搞水土保持，种植树木，这比１９９８年朱容基
提出的在长江上游停止砍伐自然林，种植树木要早十年。如果当时采纳了茅于轼
的建议，如今长江上游的生态环境一定会改观许多，水土流失也不至于这么严重。
著名经济学家千家驹也提出用造三峡大坝的钱来发展基础教育，育人是百年大计。
三、走向科学民主的学习过程
三峡工程的争论过程，既是许多政协委员争取科学民主的学习过程，也是一
个从"唯上是从"到走向民众的转变过程。这个转变过程对中国的政治民主化有
深远的影响。
许多政协委员并不认为他们只是"花瓶""摆设"，而把自己的职能，看作
是监督政府，至少也要做到如古代皇帝的谋士，肝胆相见，要做到文直谏、武死
战。
他们大多先采取上书中共中央、陈述意见的谨慎之举。孙越琦说∶"我本着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并响应知情出力争取作共产
党的诤友的号召，以九十五岁老人，一颗赤子之心，坦率直言。"孙越琦不顾九
十二岁高龄率队考察三峡，却成了一些人热嘲冷讥热嘲的对象，称他为"垂涕之
谏的政界老人"。
在三峡工程论证中，许多政协委员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但是他们的意见，中
国的老百姓很少能听到。例如，周培源孙越琦等三番五次上书，要求缓建三峡工
程，试图改变决策层的观点。周培源五十年代是三峡工程的最坚决的支持者，并
亲自参与领导１９５８年至１９６０年期间的三峡工程的论证工作；孙越琦原为
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主任，也曾负责过三峡工程规划，新中国成立后，又担任过
国家财政委员会计划局的负责工作。八十年代后期，周培源、孙越琦却成了政协
中三峡工程异议分子的领头人。
在多次上书而毫无结果的情况下，政协委员们纷纷写文章，希望把自己的观
点，通过新闻媒介，告诉广大人民群众。孙越琦说："提案交上去了，结果呢，
没有下文，真是说了也白说。我很赞同公开报导三峡工程的论证情况，但是不赞
成只报导主张早上三峡工程的一面之词。对不同意见应平等对待，要在国内报刊
上发表不同意见。"１９８７年原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所长田方和研究员林发棠
不顾劝阻，编著了《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一书，公开发表，里面收录了政协
委员孙越崎、林华、王兴让、乔培新、千家驹、雷天觉、徐驰、陆钦侃、侯学煜、
罗西北等人的文章，周培源为此书作序。这是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次收集了众多专
家意见公开出版的书籍，让广大人民群众了解三峡工程，了解反对派的理由，利
用言论自由，争取决策民主。不久田方和林发棠再编著一书，名《再论三峡工程
的宏观决策》。
但是一般政协委员的言论自由，也不比老百姓多。例如乔培新应人民日报约
稿，将三峡工程的投资问题写成稿件，但是人民日报突然接到上头的通知，不予
发表。乔培新说∶"我们国家的政治民主是有进步的。但围绕三峡工程的争论反
映了一种偏向——不够民主。只允许表示赞同的意见，而给反对意见的申诉设置
重重阻碍。决策在表面有民主程序，实则不是那么一回事。"
陆钦侃也说："新闻界对讨论三峡工程的报导不公正。一方面赞成上马的消
息见诸于各报刊，另一方面我们送报社的稿件都被退回不用。因此容易给人民群
众造成错觉。１９８８年政协开会，我和五名委员联名拟了一个提案，说关于三
峡工程上马的两种不同意见，应平等地见报。后来中宣部答复是不宜在报上公开
辩论。我不明白，党的十三大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中说，重大事情都要让人民群众
知道，要增加透明度，象三峡工程这样动一牵万的大事，为什么不能公开讨论，
让人民群众了解并参与判断呢？"林华说："看来，科学和民主还有一个过程。
要实现五四运动提出的科学民主的口号，真是难而又难。几千年的封建，影响太
深。"
在民主国家中，议会中争论的问题，往往是新闻报导的热点。但在中国，政
协的争论，新闻界常常不予报导。一般老百姓都以为政协是个养老的悠闲之处，
其实政协委员在争取科学民主的进程中，要付出许多代价，承受许多压力。彭德
在１９８５年政协大会上，受七十二名代表的委托，批判１９８４年国务院草率
决策上马的严重后果，引起大会的一片喝采。又有谁知道，这位原交通部副部长
是冒着被开除党籍的危险，到政协大会上讲这一番话的，而且七十二名代表都以
党籍和委员资格为其担保。最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不得不在１９８６年下达文
件，决定开展对三峡工程的可行性研究。但是，新闻界对彭德大闹政协和其发言
内容却只字不予报导。在三峡工程决策的大年记中，有１９８４年国务院批准三
峡工程上马，紧接着就是１９８６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进行三峡工程可行性
研究。人们搞不清为什么国务院已经作出决策，两年之后又要回过头搞可行性研
究，否定自己在两年前的决策。这里就缺少了彭德大闹政协一幕，缺少众多政协
委员对国务院草率决策的反对。彭德虽然没有被开除党籍，但是几年后被撤消了
政协代表的资格。
１９８８年底１９８９年初，三峡工程论证进入结尾阶段，工程论证中压制
不同意见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政协委员周培源、孙越崎、林华、王兴让、乔培新、
彭德、侯学煜、陆钦侃等人分别接受新闻记者的采访，陈述反对三峡工程的意见。
如果说收集在田方和林发棠两书中的文章，主要集中在技术层面上来讨论三
峡工程，如防洪效益、发电效益、对航运影响，移民问题，生态环境、工程的安
全问题，那么１９８９年的收集在戴晴一书中的文章，则强调民主决策问题。孙
越琦等人指出：三峡工程论证组织方式不当，不利于科学民主。由原水电部领导
组成的三峡工程领导小组成员十一人，全部为原水电部正副部长、正副总工程师
和长办、三峡开发总公司的领导人，他们是一贯主战早上快上三峡工程的同志。
在领导小组下属的十四个专家组，其中十个组的组长是水电系统各部门的负责人，
其余四个组也是有水电系统的同志任副组长。进行具体工作的十四个工作组组长
全系水电系统的同志。这种组织方式难免形成一言堂。会上虽然有不少不同意见，
但总结时总以绝大多数同意，原则通过论证报告。而且历次论证会，都是一面倒
的三峡工程一切都好，三峡工程不可替代的发言，稍有不同意见，很快就抓住一
点进行反驳，民主空气是很不够的。王兴让认为：这么一件大事，论证了若干年，
争论了若干年，已经不是一个工程技术的问题，而是牵涉到中国共产党能否充分
考虑各种不同意见，进行科学化、民主化决策的问题。它不仅仅是一个工程能否
上马的问题，而是决策要经过什么程序（是公开的、民主的还是封闭的、主观的）
的问题。
四、长江三峡反对派策略上的错误
全国政协中反对三峡工程的占多数，但是为了不触犯龙颜，委员们不是以反
对派的面目出现，而是策略地以三峡工程缓建派的身分出现。周培源孙越崎多次
上书中央，都是要求中央缓建三峡工程。他们认为，只要时间拖得越长，三峡工
程上马的希望就越渺茫。
在全国政协中旗帜鲜明地反对建设三峡工程的委员，是侯学煜教授。他认为，
从对生态环境和资源的影响来看，三峡工程不是早上或晚上的问题，坝高多少的
问题，而是根本要不要上的问题。
三峡工程的最大问题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是几百万移民的安置问题；其次
才是工程的技术问题和工程的经济问题，以及工程资金来源问题。缓上三峡工程
的理由，只能是工程造价太高、资金筹集困难、技术问题尚未解决、河流流域的
开发次序问题等等，而对生态环境问题、移民问题，则不可能提出充分的论据。
因为无论早建和缓建三峡大坝，工程将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和移民社会问题，本
质上不会有很大的区别。
从今天的观点来看，这是策略上的大错误。因为三峡工程的支持派，正是利
用了缓建派的弱点，在投资问题上搞手脚，用移花接木的办法，提出早上要比晚
上节省三分之一的投资，早上三峡工程的经济效益要远远超过晚上方案；同时支
持派诡谲地提出，工程何时上马这个问题，决策时不作讨论，而由国务院视条件
是否成熟、国力是否能够承担来决定，因此１９９２年４月３日全国人大审议通
过的三峡工程提案，既不是早上也不是晚上，而是个没有上马时间的决议。但就
在批准的第二天，即４月４日，国务院公布了长江三峡工程移民淹没区的范围，
１９９２年１１月１５日施工队伍就进入了三峡大坝工地，尽管三峡工程正式开
工的日期是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１４日。以周培源孙越崎为首的三峡工程的缓建派，
由于策略上的错误，失去反击的机会。
五、不合作的态度
１９８９年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后，接受记者采访并发表了不同意见的政协委
员均受到牵连，从那时起，他们就失去了在公开场合评论三峡工程的权利。
１９９３年，许多反对三峡工程的政协委员（主要是来自共产党的委员）在
政协换届时，失去代表资格，只有来自民主党派政协委员仍然保留了代表资格。
１９８５年到１９８９年期间，为三峡工程的民主决策而作出努力和贡献的
政协委员们，无论是来自共产党的，还是来自民主党派的，都被一笔勾销了。无
论是在孙越崎的百年寿辰的贺词中，还是在周培源、孙越崎的盖棺定论的悼文中，
都没有提到他们在三峡工程决策上的作用。就是在全国人民政协工作总结中，对
政协委员参与三峡工程的工作，也只提到：不少委员提出，三峡工程需要投入大
量资金，对整个国民经济影响很大，应在开工前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而对移
民问题、环境问题、工程安全问题、泥沙问题、防洪问题、航运问题、科学论证
和民主决策，则只字不提。
从１９８９年到１９９８年，这些政协委员对三峡工程一直沉默着。
１９９８年长江流域发生严重洪水灾害，江泽民和中央防汛抗旱总指挥部认
为１９９８年长江洪水灾害是天灾。对长江水情最为了解的陆钦侃工程师再也按
捺不住了，打破了十年的沉默，接受了南方周末报记者的采访，针锋相对地指出，
１９９８年长江洪水灾害，是天灾，更是人祸。１９９８年长江洪水的来水量，
并未超过１９５４年，从洪水流量来看，刚超过十年一遇的洪水流量，尚未达到
二十年一遇。
陆钦侃还指出，即使三峡工程建成了，对１９９８年长江洪水也起不了大作
用。陆钦侃最了解三峡工程的设计，当三峡工程坝址处遇到五年一遇的洪水，入
库洪水量为６００００立方米／秒，经三峡大坝调节，出库的水量为５６７００
立方米／秒；当遇到二十年一遇的洪水，入库洪水量为７２３００立方米／秒，
经三峡大坝调节，出库的水量仍为５６７００立方米／秒。１９９８年８月１７
日，大坝下游的沙市水位达到海拔４５．２２米，创历史最高记录，而当时洪峰
最大流量为５３７００立方米／秒，还小于三峡大坝的设计出库水流量，三峡如
何能起作用？何谓人祸？以李鹏为总理的中央政府忽略对长江堤防的维修加固，
是造成１９９８年长江洪水灾害的根本原因。
六、民主监督
全国政协对国家决策提建议、作批评，是一种监督。但是这种监督权力并不
是宪法和法律赋予政协和政协委员的，因此没有任何法律的约束力。
这种监督，是中国共产党赏赐的。１９８２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
上，胡耀邦在政治报告中提到要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这十六字方针，于１９８９年１２月，被写进中共中央
关于坚持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的文件中。宋朝诗人
陆游曾写过这样的诗句："近闻下诏通言路，已卜余年见太平。"可见今日中国
的制度，与陆游的时代相差不多，皇帝下诏让你说，你就可以说，否则，你就不
能说。
政协委员对于这种没有法律保证的监督权力，当然是不满意的。１９８９年
１月，全国政协通过了一个"政协全国委员会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暂行规
定"，自己赋于权利：
条例第六条规定：政治协商一般应在决策之前进行；
条例第十条规定：政协委员的民主权力应得到保护，在政协的各种会议上，
各种意见都可以充分发表；
条例第十一条规定：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全体会议，常务委员会会议及其它形
式的协商会议，一般应作新闻报导。
从这些条例规定中可以看到，政协委员把在三峡工程争论中所学到和争取得
到的东西，尝试用条例的形式固定下来，而不是依赖皇帝下诏通言路；同时也要
看到，政协委员给自己赋权这些作法还是相当幼稚的。
全国政协往往被一些人看做是"政治花瓶"。在三峡工程争论中，许多政协
委员对科学民主的追求，其胆量和学识，令人敬佩。许多全国政协委员因为对三
峡工程的批评而失去了委员的头衔，但是每年全国政协开会，对三峡工程的批评
提案依然不断。
"六四"后反对派失去发言权的时候，政协委员谢冰心又领头站了出来，对
三峡工程对自然文化遗产的严重破坏进行批判。
三峡工程，用中国话来说是一项树碑立传的工程，用外国话来说是一项形象
的工程，它的立项上马不是科学民主决策的结果。
三峡大坝，由几千万吨钢筋混凝土组成的世界上最大的构筑物，只是集权和
暴力的象征。
虽然西来的川江水在这里会作一个短暂的逗留，但是科学民主，就如大江滔
滔，岂是大坝能够挡住？
原载：思想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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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争鸣】
邓小平理论和长江三峡工程
王维洛
１９９９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了宪法，其中一条，就是将邓小平理论写
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把邓小平理论写入宪法的弊病，许多文章已有论述。宪
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民主制度法律化的基本形式，具
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既然把邓小平理论进了宪法，邓小平理论的地位，也就得到
宪法的保护。任何反对邓小平理论的行为，也就是违反宪法的行为。
三峡工程是中国政府五十年来实施的规模最大的工程，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大
的工程，据说这是个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工程。既然这个工程这么重要，
邓小平作为政策决策的总设计师，对这个工程一定不会置之不问，一定有他的构
思和模式。可是当翻遍邓小平文选，就会使您十分失望，因为您找不到一句邓小
平关于三峡工程的关键论述。难道邓小平这位总建筑师忽视了三峡工程的重要性，
未作过任何指示？如果邓小平对三峡工程作过重要指示，为什么却又找不到邓小
平的论述？这是一个十分令人纳闷的问题。
１９８０年７月邓小平专程视察了葛洲坝工程和三峡工程坝址三斗坪，听取
了有关三峡工程的汇报。１９８２年１１月２４日，邓小平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
在二十年内使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汇报，在谈到兴建三峡工程时，邓小平表态
说，我赞成低坝方案，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邓小平的表态为三峡工程的
上马开了绿灯。１９８３年５月，国家计委组织３５０人审查通过了１５０米方
案，１９８４年国务院原则批准三峡工程上马。可以说，没有邓小平表态支持，
三峡工程不可能上马的。
为什么不把邓小平的这些讲话收录到邓小平文选中，使其成为邓小平理论的
一部分？如果是邓小平对三峡工程的讲话有错误，那么邓小平理论就不十分高明，
也就没有必要写入宪法；如果是有人故意将邓小平关于三峡工程的指示排除在邓
小平文选之外，篡改邓小平理论，要贪天功为己有，那么这种行为就是违反宪法
的行为。
现在就这个现象作一分析，首先对坝高和蓄水位作一简单介绍。
水库是蓄水和调节水流的水利工程建筑物，可以用来灌溉，发电，防洪，供
水等。水库调节水流的能力，取决于水库的容积（库容）。水库的库容分为死库
容和活动库容，死库容为死水位以下的水库容积，不能参与水流量的调节。死水
位的作用，就是保证水轮发电机组所需要的水头。水库的水位如果低于死水位，
则水轮发电机无法利用水力发电。活动库容用于调节水流量，活动库容大，调节
调节水流的能力大，反之则调节水流的能力小。活动库容按其使用目的可分为兴
利库容（发电灌溉）和防洪库容。按照德国水库建筑规范，从死水位到正常蓄水
位之间的水库容积为兴利库容，从正常蓄水位到防洪高水位之间的库容为防洪库
容。防洪高水位之上２—３米就是水库大坝的坝顶高了，这２—３米的高度，是
为洪水时的波浪高及设计风险所预留的。水库的淹没范围由防洪高水位及水库上
延曲线所决定。由于大坝坝顶和防洪高水位的高差只有２—３米，所以在一般的
新闻媒介报导中，常常只报道大坝坝顶高或防洪高水位。以１９９２年批准的长
江三峡工程为例，坝顶标高为海拔１８５米，正常蓄水位为海拔１７５米，防洪
高水位当时没有公布，这个数据直到１９９８年才公布，为海拔１８０。７米；
三峡水库的总库容为３９３亿立方米，其中死库容为１７１。５亿立方米，活动
库容２２１。５亿立方米。在活动库容中，防洪库容２２１。５亿立方米，兴利
库容１６５亿立方米。细心的读者就会发现，防洪库容２２１。５亿立方米，兴
利库容１６５亿立方米，两者之和大大超过活动库容２２１。５亿立方米，这不
是笔者的书写错误，而是在长江三峡工程中重复计算了兴利库容和防洪库容。同
样，确定三峡工程淹没范围的，不是防洪高水位（海拔１８０。７米）和它的上
延曲线，而是正常蓄水位海拔１７５米。可见，就是一些最简单的水库工程数据，
中间也还有许多不为常人所知道的东西或是常人所理解的东西。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对三峡工程的争论，争论的重点不是在要不要
建这个工程，而往往集中在坝高（或防洪高水位）和什么时候建的问题上。
在五十年代，毛泽东是主建派，主张在长江三峡建高坝，卡住洪水。要卡住
长江洪水，三峡水库的防洪库容就要大。根据长江洪水痕迹推算，宜昌站１８６
０年长江洪水的最高水位为５８。３２米，最大洪水流量为９２５００立方米／
秒，三天洪水流量为２３２。０亿立方米，七天洪水流量为４７３。８亿立方米。
１８７０年的洪水更大，最高水位为５９。５米，最大洪水流量为１０５００立
方米／秒，三天洪水流量为２６５。０亿立方米，七天洪水流量为５３６。６亿
立方米。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也是主建高坝派，林一山建议三峡工程
最高蓄水位海拔２３５米。苏联专家组也是高坝派，他们建议建更高的坝，最高
蓄水位海拔２６５米；当年的工业部部长助理兼水电总局局长李锐（也曾担任毛
泽东的工业秘书长）是反对派。１９５８年３月５日中共中央成都会议４月５日
政治局会议批准对三峡工程的报告。中共中央的决议中写到，"为了便于今后有
关的工业、农业、交通等基本建设的安排，并且尽可能减少四川地区的淹没损失，
三峡大坝正常高水位应当控制在２００米（吴淞基点以上〕，不能再高于这个高
程；同时，在规划设计中还应当研究１９０和１９５两个高程，提出有关的资料
和论证。"中共中央成都会议中提到的三峡大坝正常高水位海拔２００米应该是
指防洪高水位，同时，也把这个正常高水位作为确定上游四川地区淹没损失的出
发点。
１９５９年７月，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提出以三峡工程为主体的长江流综合
利用规划报告，报告按成都会议规定，提出三峡工程正常高水位海拔２００米，
水库的有效防洪库容为３２６亿立方米。报告指出，"三峡工程正常高水位的研
究范围，过去对１９０、２００、２２０、２３５直至２６０米的许多方案，从
防洪发电航运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并考虑到重庆的淹没问题，证明２００米的
方案最为现实有利。"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认为２００米以下的方案"仍属不利"，
因为三峡工程要控制千年一遇的洪水，现在的防洪库容３２６亿立方米是"最小
的必须库容"；另外水位低于海拔２００米，则无法实现南水北调的自流方案，
同时正常高水位每下降５米，每年发电量将减少６０亿度。"从航运角度上来讲，
当三峡工程正常高水位低于２００米时，重庆港处于水库上游最严重的淤积区域。"
若不是政策出现偏差，经济发生危机，那么长江三峡工程上马建设则是在六
十年代初的事，因为在五十年代末中共中央就已作出决策，兴建长江三峡工程。
若是套用在１９９２年通过的三峡工程论证中的八股论证法，早建（三峡工程）
比晚建好，晚建比不建好，则在六十年初代没上三峡工程是大错特错。但按１９
８６年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的副组长、技术总负责潘家铮的话，如果当年上三
峡工程，将是一个大灾难。不知为何三十年前上这个工程就是大灾难，而三十年
后，该工程就能福荫子孙万代？
重新提出兴建三峡工程，是在七十年代中后期。事端的引出是讨论长江防洪
问题，湖北省和湖南省为此发生激烈的争吵。由于洞庭湖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大
量围垦，湖泊的蓄洪能力大大降低。湖北省要求湖南省退田还湖，以保长江防洪
安全；湖南省还记着五十年代初修荆江分蓄洪工程时的一箭之仇，不愿放弃已到
手的"鱼米之乡"，提出沧海良田，要退就退到云梦泽的时代去。由于当时中央
主要负责人华国锋、李先念分别来自湖南湖北，要公断此案确实不容易。这时以
林一山为代表的长江水利办公室借此机会重新提出要建长江三峡工程，要把因围
垦而失去的洞庭湖分蓄长江洪水能力搬到三峡水库去。
当时提出兴建三峡工程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大陆的大而全的经济结构。为建
设长江葛洲坝水电枢纽而组成的葛洲坝水电工程局，拥有十余万职工，这十余万
职工在湖北宜昌市安家落户，建起了半座宜昌新城。此时葛洲坝工程一期已建成，
面临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就是这十万余建设大军的就业问题（１９８４年，国务
院原则批准三峡工程上马，后因先上了离宜昌市不远的清江隔河岩电站，方将此
问题向后推了几年，但到九十年代初，这十余万人的就业问题又冒了出来）。同
时，当年担任长江葛洲坝工程的负责人林一山和钱正英，也希望能利用葛洲坝工
程的建设，把三峡工程也一起推上马，以实现他们一生奋斗的专业理想。他们在
建设葛洲坝工程时，为三峡工程的上马打下了许多伏笔。
在这样的背景下，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又提出了１９５９年的三峡工程２０
０米方案，同时以海拔１９０米和１９５米两个方案作陪衬，推荐三斗坪做坝址，
再一次把三峡工程推上了中国大陆的政治舞台。这个方案代表了林一山为首的建
设高坝的主张。１９７９年，水利部向国务院报送《关于三峡水利枢纽的建议》，
提出要大干快上。
这样，原来湖北省和湖南省之间的矛盾，就转变成了大坝上下游的湖北省和
四川省之间的矛盾。中国大陆生产力布局上，原来一直有这样的原则：煤不准往
北输，电不许向西送。四川省认为三峡工程发的电只供应华中和华东，四川得不
到一点好处，而水库淹没的土地和三百万移民（２００米方案预计移民数）大多
数是在四川，吃力不讨好，所以坚决反对建设三峡工程（１９５８年，西南地区
和四川的负责人李井泉等也不支持三峡工程）。理由就是，淹没损失太大，移民
人数太多。也就在这个时期，中国大陆的决策层发生了人事变化，四川省人和代
表四川省利益的人回到了和进入了决策圈。曾任四川省第一书记的赵紫阳担任国
务院总理，对此颇有顾虑，认为上三峡工程要淹这么多地，迁移这么多人，四川
各方面还没有过关，吃不消。反对建设三峡大坝的李锐出任组织部副部长，协助
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最重要的是，邓小平又东山再起，登上决策者的位置。
作为三峡工程的主要受益者的湖北省则坚决主张要上，这个主张受到中央水
利电力部的坚决的支持。面对上游四川省的坚决反对，为了能使三峡工程能尽快
上马，长办提出了所谓的低坝方案，正常蓄水位１５０米，这样，水库的主要淹
没区在湖北省内，小部分在四川省。并提出三峡工程发的电可以向西输送，供应
四川东部。如果这个１５０米的设想还不能被接受，长办另外还准备了一个正常
蓄水位为１２８米的方案。无论是１２８米还是１５０米的方案，据说都有与２
００米方案相同的防洪效益。这样就出了一个所谓的长江三峡工程的低坝方案。
其实，这个正常蓄水位为１５０米的方案，是个骗人的方案。这个方案中，正常
蓄水位虽然为海拔１５０米，而大坝顶高却为海拔１８５米（分二期建成），两
者相差３５米，对外只讲１５０米，而不提坝高。移民淹没范围按正常蓄水位海
拔１５０米计算，而不是按防洪高水位计算的，所以移民人数大为减少。不是实
际的移民人数大为减少，而是报告中的按海拔１５０米计算的移民人数减少了。
当正常蓄水位海拔１５０米时，水库的活动库容量只有７３亿立方米，而在１９
５９年的结论中认为，３２６亿立方米是达到防洪目标的"最小必须库容"。所
以１５０米方案，也能达到防洪目标，自然是个骗人的结论。
三峡工程在中央决策层的地位如此重要，邓小平不会不管。１９８０年７月，
邓小平坐船视察了长江三峡和三斗坪坝址和葛洲坝工程，听取了汇报。１９８０
年８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由国家科委和国家建委组织专家对长江三峡工程进
行论证。１９８２年１１月２４日，邓小平听取国家计委关于在二十年内使工农
业总产值翻两番的汇报，在谈到兴建三峡工程时，邓小平表态说，我赞成低坝方
案，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邓小平所说的低坝方案就是正常蓄水位１５０
米的方案。邓小平老家四川，此次重新上台，不会不顾及四川省的利益。当他听
到１５０米方案防洪效益好，移民人数又少（不是过去所说的３百万，而总共只
有３３。５４万人），四川省受损不大，总共才淹农田１８万亩，所以把屁股坐
到低坝派一边。之后陈云、李先念、胡耀邦也表示同意邓小平的意见。就连反对
派李锐也曾一度表示赞成低坝方案。在１９８６年的三峡工程论证中，无非是把
三峡工程的二期建设计划，改成一次建成，坝顶高程海拔１８５米。显然，邓小
平没有搞清楚坝顶高和正常蓄水位的关系，以为正常蓄水位为海拔１５０米，坝
顶高也应在１５０米，或再高出２—３米。邓小平也没有搞清楚，当坝顶高程降
低后，移民的人数减少了，淹没的损失也减少了，但是水库工程的防洪效益和发
电效益必然也要大大下降。邓小平以为，不管是高坝方案还是低坝方案，只要是
三峡工程，"搞起来后，对防洪作用很大"。邓小平哪里知道，这７３亿立方米
的防洪库容，面对汹涌的长江洪水是那样的苍白无力。为了减轻四川省的淹没损
失，邓小平还在１９８４年指示过，"要有意识地在这个地区多摆些项目"。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场现代皇帝新衣的戏。邓小平就是那位上当受骗的皇帝，
湖北省和水利部就是那两个骗子，这１５０米方案就是皇帝的新衣裳。邓小平上
当受骗，作了"我赞成低坝方案，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的指示。为皇帝
做新衣裳的骗子，为什么能够得手？原因是多重的，皇帝的自信骄傲武断；皇帝
周围的臣子无人敢说真话，怕丢乌纱帽；没有民主决策的程序；没有舆论的监督。
就是那位幼稚的顽童喊出"他什么也没有穿"的惊呼，这位皇帝也听不见。可见
邓小平也和常人一样，也会上当受骗。不知道邓小平是事后知道自己上达受骗，
而又不敢承认被骗，正视错误，提出修正，还是至死还不知道，穿着这件皇帝的
新衣裳去见马克思。邓小平在１９８２年之后，在两次讲话中曾提到三峡工程。
一次是在１９８６年３月３１日接见美国"中报"董事长傅朝枢时说的∶"中国
政府所作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人民，对于兴建三峡工程这样关系千秋万代的事，
一定会周密考虑。……有了一个好处最大、坏处最小的方案时，才会决定开工，
是不会草率从事的。"１９８６年４月邓小平在听取汇报后说∶"上（三峡工程）
有政治问题，不上（三峡工程）也有政治问题。"从邓小平的讲话中，无法判断，
邓小平对三峡工程建设有什么系统的理论。从邓小平的工作作风来看，邓是一个
务实的政治家，不是一个理论家，更没有提出过系统的理论。
在邓小平去世时，在报刊上登载了邓小平对三峡工程的指示时，"我赞成低
坝方案，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这句话变成了"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
摇"。把"我赞成低坝方案"一句去除，剩下只有半句莫名其妙的话。"看准了
就下决心，不要动摇"，关键是看准的什么。邓小平看准的是低坝方案，赞成的
是低坝方案。而１９９２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不是邓小平的的低坝方案，
而是一个"中坝"方案（正常蓄水位１７５米）。１９９２年退休在家的林一山
在听到正常蓄水位１７５米的方案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时说，这个１７５米
方案最终还是要回到２００米方案上去。林一山的这句话是实话。正如长江流域
规划办公室在１９５９年指出的那样，正常蓄水位１７５米方案的防洪库容只有
２２１。５亿立方米，尚未达到３２６立方米最小的必须防洪库容，无法达到预
定的防洪效益；正常蓄水位１７５米，无法实现从三峡水库向北京调水的方案，
尽管南水北调仍然是三峡工程的第四个主要目标；正常蓄水位１７５米方案，发
电效益不佳，枯水季最多只有２５％的发电机组能投入运行；重庆港正好处于水
库上游最严重的淤积区域，泥沙淤积无法解决。所以林一山坚信，三峡工程只要
上，最终就是高坝方案，而不是邓小平所赞成的低坝方案。林一山知道，这１５
０米的低坝方案是个骗人的方案，上当受骗的就是邓小平。
"萧规曹随"。三峡工程开发建设总公司也是正朝向高坝的这条路上走去。
１９９２年批准的三峡工程装机容量为１７６８万千瓦，即２６台６８万千瓦的
水轮发电机。一年后修改为１８２０万千瓦，即２６台７０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
现在又在南岸白云山下，建设地下发电机房，准备再增加了６台７０万千瓦的水
轮发电机，一共装机容量将更改为２２４０万千瓦。一个水电站的发电机装机容
量，是由水电站坝址处的常年平均流量和水库的蓄水位高度所决定的。坝址处的
常年平均流量在１９９２年审批之后没有发生什么特别重大的变化，所以只有未
来水库蓄水位的高度，才是决定增加发电机装机容量的唯一的因素。逻辑的推测
则是，三峡工程的装机容量扩大了２３％，相应的水头也应扩大２３％。正常蓄
水位１７５米方案中三峡水库的绝对水头为１１３米，水头增加２３％，就要再
增加２５米，１７５米＋２５米，正好是２００米。１９５９年长江流域规划办
公室提出的三峡工程规划，正常高水位２００米，水轮发电机组的总转机能力为
２２００万千瓦，与扩大后的发电机装机容量基本一致。
邓小平说∶"我赞成低坝方案，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这就是邓小
平理论对三峡工程的指导。在三峡工程上，邓小平不能分辨真假，上当受骗，可
见邓小平理论并不高明，也不值得写入宪法。在此可以看到，一些高喊邓小平理
论的人，干的却是欺君的勾当。如果把邓小平关于三峡工程的讲话收入邓小平文
选，"我赞成低坝方案，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那么他们欺君的勾当就
暴露无遗。所以邓小平理论并非是邓小平对问题的看法，而往往是提出邓小平理
论的人他们对问题的看法，他们挑选符合他们口味的文章和讲话，组成所谓的邓
小平理论，而把那些不符合他们口味的东西统统砍掉。既然邓小平理论被写入了
宪法，那么这种阉割和篡改邓小平讲话和邓小平对问题看法的行为，都是违反宪
法的行为。既然邓小平理论被写入了宪法，那么邓小平赞成的低坝方案，就是邓
小平理论组成部分，现在正在建设的三峡工程不是邓小平所赞成的低坝方案，就
是违反宪法的行为。
原载[华夏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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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争鸣】
南水北调后患无穷
王维洛
１９９９年８月底，中国报刊报导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消息，南水北
调（中线）工程的总干渠始于湖北省的丹江口水库，止于北京的玉渊潭，干渠总
长为１２４６公里，外加至天津的总干渠１４０公里，亦号称约１５００公里。
一期工程将平均每年从丹江口水库调水１４６亿立方米，而最终送到北京的水量
约每年十六亿立方米。
一、南水北调工程和三峡工程是孪生姐妹
早在五十年代初，长江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林一山向毛泽东汇报治理长江的设
想时，毛泽东提出要毕千功于一役，在长江三峡建大坝，卡住长江洪水。同时谈
道∶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一点也是可以的。毛泽东的这一句话，
就成了南水北调工程的宏伟设想。在大跃进精神的指导下，五十年代末，两个工
程的规划完成，只是因为经济发展受到挫折，都没有上马。
１９８４年，国务院批准了长江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也同时摆到了议事
日程上。三峡工程的第四个目标，就是南水北调。１９８８年李鹏说，"南水北
调应以解决京津华北地区缺水为主"。在１９９２年４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
长江三峡工程的时候，李鹏的桌子上已经放着长江水利委员会１９９１年底提交
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规划报告。
二、决策在前，论证在后
在１９９２年１０月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届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南水北调工程
就被列为跨世纪的四大工程之一，在李鹏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有同样的论述，可
见，到中共十四大，南水北调工程是尘埃已落、铁板钉钉的事。但是，直到１９
９６年３月，南水北调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才完成，该年６月２７日国务院南水北
调工程审查委员会才审查通过了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这又是一个工程决策在前，
可行性论证在后的实例。
按理说，南水北调工程的政治意义、工程规模、投资的数额、对生态环境的
影响，跟长江三峡工程不相上下，应该采取同样的审批程序，最后由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审批。但是，南水北调工程的可行性研究和审批，却不需要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审批，更不需要公民参与评论，全部是黑箱作业，这里不是工程决策的民主
性和科学性，只是秉承领导意旨。
据报导，南水北调工程到今年年底才能完成总体规划，但是细心的读者就会
发现，早在年初，国家审计委员会就查出了水利部挪用南水北调工程的资金作股
票期货买卖的违法事件。事实上，在总体规划尚未完成的情况下，湖北、河南、
河北、北京、天津的南水北调单项工程都已经开始了。
三、为什么要南水北调？
中国位于亚洲的东南，东邻太平洋，气候受季风的影响，年降水量从从东南
向西北减少，降水量的年际变化也从东南向西北增加。降雨量的年内分配不均匀，
东部季风气候区夏季降水多，冬季少。这种地理气候条件是自然形成的。
就水资源总量来说，中国资源并不算少，河川平均年径流量有２．６万亿立
方米，在世界上居第五位，按人口平均占有量计算，为１４００立方米，低于世
界人均占有径流量水平，属于缺水区（国际上把低于人均一千立方米的地区列为
缺水区），但高于荷兰（６００立方米）、比利时（８７０立方米）、匈牙利
（５７０立方米）、以色列（３３０立方米）等３０多个国家与地区。
即使是南水北调的受水区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地区，年降雨量都在４０
０—８００毫米以上，相当于德国的波恩地区，所不同的是，波恩地区降水年分
布比较均匀，而中国这些地区的降水集中在夏季。特别是这个地区的森林被破坏
后，降水更趋集中，降雨后地表径流量大，被植被截流的雨水少，补充地下水量
也少；而干旱季节，自然降水少，容易出现旱情。以往忽视绿色水库（保护森林
植被）的建设，多以工程手段来蓄水。就以北京为例，当初为什么选定北京作首
都，就是因为北京位于燕山山麓，永定河的冲积平原上，水源丰富。但是由于北
京无节制的经济和人口发展，工业和基础设施的高密度的聚集，水已经成为北京
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尽管北京地区的水资源开发程度为全国之最，但一些专家认
为，只有迁都才能解决北京的水荒问题；另一些专家则认为只有南水北调才能救
北京。
南水北调的"宏伟设想"是在五十年代初提出的，当时的人口还不到现在的
一半，人口平均水资源占有量是现在的一倍多，可见当时要上南水北调工程，并
不是因为人均水资源少，而是受意识形态的指导，忽视自然规律，认为人类一定
能征服自然，同时也体现了在资源分配河使用上的均贫富的思想。
华北地区是半干旱地区，本不适宜发展需水量大的农作物。但是五十年来，
偏偏在水资源不丰富的华北地区发展水田，种植水稻，大大增加了农业需水量。
天津在１９７３年到１９７７年水稻平均播种面积只有１５万亩，１９７８年升
到５７万亩，１９８０年上升到９６万亩；北京的水稻种植面积也从五十年代的
平均只有１６万亩增加到七十年代的７２万亩。京津地区的每亩水稻需水约８０
０立方米，而旱地每亩用水量一般只为３００立方米，二者相差一倍多。京津地
区仅由于水稻种植面积的增加，每年农业需水量增加７亿立方米，相当于通过南
水北调中线工程每年调往京津地区的３２亿立方米的２２％。中国工业的用水量
（每单位工业产出的增值中所含的用水量）远远超过世界先进国家的工业用水量。
北京天津市居民的人均生活用水量也超过德国的水平。京津地区，华北地区缺水
是事实，但是缺水的主要原因是水资源利用的不合理，以及对水资源的破坏和浪
费。如果不是从主要原因入手解决问题，而是一谈到缺水问题，就指望从技术工
程上得到解决，从大江大河跨区域长距离调水，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四、南方是否有多余的水可调？
这次公布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每年要从汉江上游的丹江口水库调出１４６
亿立方米的水。汉江是长江最大的支流，在武汉市汇入长江。汉江在丹江口水库
处的平均年流量为３８１亿立方米，调水量占平均年流量的３８％。汉江作为一
个自然河流生态系统，是无法承受平均流量减少３８％的冲击的。况且这里所提
的３８１亿立方米只是一个算术平均值，在自然条件下，汉江并不是以每年都有
３８１亿的流量。在最枯年份，丹江口水库处的年流量，与向北方的调水量相当，
就是说百分之百的水量都要调到外区域去。在这种情况下，汉江河流生态系统必
然面临死亡。
五、向三峡水库要水
这次公布中线工程的平均每年的调水量为１４６亿立方米，而为工程建设的
总干渠的年调水能力却为４００亿立方米。水利部明知汉江无法保障华北和京津
的供水量，但是只要工程上马，数千亿投资下去，总干渠建成，北京和天津依赖
于来自南方的水，到那时汉江不能保证供水，就必须从长江三峡水库向北京和天
津供水，最终实现五十年代初的宏伟设想。根据预测，到２０３０年，长江也会
成为缺水区，这个预测结果，国家水利部是知道的，中央政府也是清楚的。
那么为什么不能现在就直接从三峡水库向华北供水呢？从工程条件上来说，
利用中线向北京调水的最大优点是，南部地势高，北京地势低，可以利用自流把
南方的水调到北方。为了调水，丹江口水库的正常蓄水位要加高到海拔１７０米，
而北京的海拔高度在５０米，两地高差１２０米，总干渠长１２４６公里，平均
的坡度为万分之一（即１０米／１００公里）。水就是利用这个坡度从丹江口流
到北京。而现在建设的三峡水库的正常蓄水位只有１７５米，要让水从三峡水库
通过隧道自流到丹江口水库，三峡工程的正常蓄水位必须在海拔１９５米以上，
即比正常蓄水位再提高２０米，这样会使三峡工程的移民人数大量增加。在目前
的情况下，将这个问题摊开来，无疑会断送了三峡工程。所以暂时先利用丹江口
水库供水，等三峡工程结束后，再谈从三峡水库取水，再来提加高三峡工程的大
坝，再迫使更多的居民迁移，到那时就容易许多。
这里请读者注意的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始终点间的平均的水力坡度。三峡工
程在计算水库淹没和移民人数时，认为长度为６６０公里的三峡水库的水力坡度
为零。但是三峡水库的水力坡度不可能为零，因为水要从库尾的重庆流经６６０
公里到达大坝三斗坪。如果三斗坪的正常蓄水位是海拔１７５米，那重庆的水位
还是海拔１７５米吗？读者不难看出，三峡工程在计算淹没范围和移民人数时的
误差有多么大。
六、国际上大规模跨流域调水工程的实例
巴基斯坦、美国、前苏联、澳大利亚、西班牙、德国、以色列等国都修建过
一些跨流域的调水工程，但其规模和距离与中国的南水北调工程无法相比。巴基
斯旦的西水东调工程调水量较大，为１４８亿立方米，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北水
南调输水线路９００公里，其他工程则规模较小，年调水量一般不超过５０亿立
方米，工程投资费为几亿美元。由此来看，各国对大型调水工程的实施都十分谨
慎，因为人们对调水工程将会产生的生态环境问题，认识还是十分肤浅的，对已
经产生的问题，也无有效的对策。８０年代之后许多国家放弃了这样的计划。
１９６４年提出的北美调水工程，计划从加拿大的七条大河和阿拉斯加的三
条大河中取水，每年调水１３６０亿至３０８０亿立方米的水到加拿大的中部、
美国的西南部和墨西哥的北部，调水量的分配为∶美国获６０％，加拿大２０％，
墨西哥１９％。要完成这个计划，需要建造２４０个新水库，１１２个灌溉站，
１７条通航运河，其中最大水库的蓄水量为３５０００亿立方米。这个调水工程，
要经过美国西部的强烈地震带，一些水库将要建造在活动断裂带附近。如今，几
乎没有人相信，这个计划将来还会实施。
原苏联有个和北美调水工程相似的计划，准备从叶尼塞河、鄂比河调水到中
亚地区，年调水量１２００亿立方米，最终５０００亿立方米，干渠长度为２２
００公里。干渠底宽１００米，水深１２米，需要２２０万千瓦的电力才能将水
位抬高。当时一些科学技术人员担忧，从叶尼塞河、鄂比河调出这么多的水量，
将减少流入北冰洋水量的８％，会引起海水倒灌，改变北冰洋水中的盐份组成和
热量平衡，改变冰层的形成等问题。苏联的这个计划被称为本世纪的最大工程，
但在苏联解体之后，这个计划也就放弃了。
七、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对生态环境和社会的影响
１、调水工程要穿越４大河流流域，横截７００多条河流，跨越许多铁路、
公路和一般道路。中国的地势西高东低，中国大部分的河流自西向东流，而中线
工程的总干渠则是从南到北，跨越１２４６公里，打破了中国四大河流域（长江、
淮河、黄河、海河）之间的自然界限，将改变四大流域的物质和能量交换，对生
态环境的破坏是十分严重，从总量上来说，其破坏将超过三峡工程。
中线工程总干渠要横截四大河流域内的７００多条河流（一说３００多条〕。
总干渠和自然河流相交的形式主要有三种，一是总干渠从河流上方采用渡槽的形
式飞架而过；一是从河流下面采用倒虹吸管的的形式穿越而过；一是自然河流在
总干渠下采用倒虹吸管的的形式穿越而过。
总干渠的最终通过能力为每年４００亿立方米，相当于中国第二大河流黄河
的平均年流量。采用渡槽形式飞架自然河流，就相当于把一条黄河人为抬高，在
一千二百四十六公里长的范围内，都造成头顶一盆水的形式，造成一个人为洪水
的大风险源。总干渠的走向基本与京广铁路平行，从许多大城市的西部擦边而过，
总干渠高于人口集中的城镇的地面，高于南北交通干线京广铁路，一旦总干渠堤
溃或是底漏，后果不堪设想。采用倒虹吸管的形式从自然河流下通过，不但破坏
了原来地下水的走向，而且也是不安全。特别是总干渠从黄河河底下穿过，一旦
河底隧道在黄河洪水期间发生顶漏，黄河洪水进入总干渠，将会把洪水引向北京
方向。最后一种形式是让自然河流让位，利用倒虹吸管从总干渠下部穿过，而总
干渠成为该小流域的主要地表河流，对原自然生态环境的平衡破坏最大。此外总
干渠还要跨越许多许多铁路、公路和一般道路，多数采用渡槽飞架的形式，这样
在中国的核心地区，出现一条高出地面的人工大河。
２、提出南水北调的设想已经有近５０年，而工程的基础资料依然十分缺乏。
中线工程总干渠经过我国两大暴雨区，干线长，暴雨洪水特性变化大。在总干渠
要横截的７００多条河流中，除２９条河流有实测流量资料外，其余近７００条
河流均无流量资料。总干渠南部端点陶岔至沙河南岸２４０公里的渠段，分跨长
江，淮河两个流域，沿程需要建设１２８座河渠交叉建筑物（平均２公里一个）。
这些河流中，交叉断面及附近河段中有实测水文断面的仅有刁河和湍河，其他９
９．２％的河流均属无资料的地区，而且交叉断面以上集水面积的大小相差非常
悬殊。白河、潦河等七条河流交叉断面上游已经建立了１１座大中型水库，其调
蓄对河流又改变了河流的自然流量。多数河道的防洪能力差，有些区段在洪水期
间，几条河流互相串通连成一片，规律难以掌握。毫不夸张地说，南水北调中线
工程的规划设计，可以称为是无基础资料的规划设计。要在这７００多条河流上
建立水文台站，长期收集资料，是十分艰苦的工作，也是默默无闻的工作，这样
的工作没人干。但是上跨世纪的工程，却是人人争着干的事，有名有利。１９７
５年板桥、石漫滩等５０余座水库溃坝，造成２３万人员死亡，原因之一就是板
桥、石漫滩等水库缺乏基础资料，暴雨强度和洪水流量估计过低。
３、工程的安全问题，防洪，防震，防溃，防渗，防冻和预防人为破坏的问
题。总干渠不但要经过中国的两大暴雨区，还要经过两个最大的地震区，要经过
膨胀土区、矿区和矿井沉陷区。总干渠的年调水能力达到４００亿立方米，总干
渠的底面宽１００米，大大超过一条２０条车道的高速公路，等于是一条高架人
工大河。这条人工大河在经过两大地震区时，能否保证安全，无人能够回答。最
近台湾地震，出现高架公路断落的现象。调水总干渠的防震能力，必须超过高速
公路，不但不能倒塌，而且还不许出现裂缝，因为裂缝将导致堤溃或底漏，造成
洪灾。北美调水计划搁置的一个原因，是要经过美国西部的地震区，而中国南水
北调中线要经过的邢台地区、北京天津唐山地区的地震风险和强度，都不在美国
西部地区之下。
人为破坏也是一个防不胜防的难题。中国著名的红旗渠就多次遭到人为的破
坏，原因是分水矛盾。中线工程的总干渠就象一把达摩克利斯剑，高悬在头上。
最后还要指出的是，目前水源地丹江口水库本身就是中国有名的病库险坝之
一，在过去的运行中就多次出现过险情，也曾发生过水库诱发地震。为了调水的
需要，丹江口水库大坝必须再加高２３米。加高后的大坝，能否满足安全要求，
还是一个大问题。
４、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前面已经谈到调水将破坏中国四大河流域间的自然
界限，改变四大流域的物质和能量交换，同时也改变四大河流域内水流的自然流
向。由于年调水量超过汉江的枯水年的全年流量，丹江口以下的汉江段将出现长
时期的断流，汉江的河流生态体系将遭到最严重的破坏，水生生物死亡，鱼类消
失，汉江两岸的人们生活用水和工农业用水无法保证。武汉为汉江下游的重镇，
依赖汉江而生存。汉江断流，武汉与其西北腹地的水路运输也就中断了。目前计
划引长江水来补充汉江部分江段，并不能阻止汉江河流生态体系的死亡。
中线工程的二期目标是每年从长江向北方调水４００亿立方米，再加上南水
北调东线和西线工程的每年调水量６００亿立方米，总共每年从长江调水１００
０亿立方米，占长江口平均年径流量的１０％以上。长江入海水量的减少，将引
起海水倒灌，长江口泥沙冲淤状况的变化，影响长江口鱼类生活的条件。目前海
水倒灌可以最远上溯到江苏镇江，水量的减少后，可能上溯到南京以西地区，目
前海水倒灌的持续时间较短，尚在可承受范围之内，未来海水倒灌的时间将持续
较长，使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供水发生困难。长江的水量不足，可能在长江口形成
拦门沙坎，影响长江航运和上海港的发展；长江入海水量的减少，将迫使上海江
苏浙江加大投资，巩固海堤。至于长江是否能够承受长时间的水量减少１０％，
还是个无法回答的问题。自然河流有丰水年，枯水年，不断变化，互相弥补。而
南水北调工程设计认为，长江的平均年流量减去调水量，剩余的水量尚在枯水年
的水量之上，所以估计不会对长江生态有影响。但是他们却没有研究过，在最坏
情况下，在枯水年的流量中减去调水量后，那时候的长江又该是个什么样，长江
的生态系统会受到什么影响？１９９８年长江大水之后，１９９８年冬和１９９
９年春，长江出现了历史最低水位，长江一改在夏天汹涌澎湃的样子，成了一条
混浊的小河，无力地呻吟着，河床上露出白茫茫的沙滩和一片片乱石。这条长江
能承受每年调水１０００亿立方米的冲击吗？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受水区是北京、天津和河北、河南的部分地区，总调水
量４００亿立方米，而受水区自然径流量每年只有２７６亿立方米（北京、天津
按百分之百、河北、河南按百分之五十计），调入水量大大超过受水区的自然径
流量，受水区能否承受这么多的水，也是个大问题。受水区是半干旱地区，由于
植被被破坏，地表水的蒸发量很大，这么大量的水调入后，自然水平衡受到破坏，
特别容易发生大规模的土地盐碱化问题，需要更多的水来冲洗土壤中的盐份。所
以结果是，害了北方缺水地区水，不是满足了需求，而是引起更大的需求，使缺
水问题更严重。南水北调还可能引起血吸虫病向北迁移，血吸虫病范围扩大。
５、丹江口水库的２２．４万移民将第三次搬迁，干渠沿线还有数十万居民
被涉及。为丹江口水库工程完工３０余年，但是３８万移民问题至今没有解决，
许多移民至今还是依赖国家救济过日子。这一次是第三次搬迁。
八、结束语：为了在月球上看到这个工程
４０多年前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论证中有这么一段话，十分精彩∶长江的伟大，
不仅表现在流域内具有最美丽的开发前景，而且它的这个美景更有超流域的伟大
意义。从三峡引水到华北，将使中国人民自古以来梦想把江南移到北方的愿望，
完全有可能实现了。而且将使著名的长江三角洲由苏杭一直扩大到京津，由大别
山扩大到长城脚下。现在作为三峡引水华北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丹江口水库工程已
经开工了，引汉总干渠的工程正在进行设计工作，不久亦将开工。我们可以自豪
地满怀信心地说，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民，会亲眼看到华北水网化和河网化的
计划的实现，并可以看到一条约等于两倍黄河年总水量的巨大运河由三峡西去，
切断巴山秦岭，纵割中原，但却驯顺得象天上银河那样，清澈平静指向京津滚滚
而来。这将是不久就要实现的宏伟事业，而不是什么遥远的理想了。
五十年代，"共产主义"都快到了，这点憧憬也许不算过分。
但是，当时提出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当初除了调水目标外，还有航运目的，
后来增添了旅游；这次批准的中线工程，航运和旅游都被取消，为的是保证输送
到北京的水质要好。从工程上来说，应该采用地下输水管道，而不是采用明渠的
形式。地下输水管道可以保证水质不受污染，减少蒸发保证水量，容易分配水量，
输水工程安全性好，同时也可以少占用农田近４０万亩。为什么要采用明渠形式？
主要是为了在月球上看到中国这个伟大的工程。中国的万里长城，在月球上能看
到，世界上的人都知道中国的第一个皇帝是秦始皇，他建造了万里长城（尽管看
到的长城不是秦始皇造的）。将来世界上的人都知道，中国有条人工黄河，它是
某某建造的。如果埋在地下，这个功绩就看不到，就会被人遗忘了，这几千亿的
投资不就白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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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争鸣】
违背大自然规律必然受到大自然的惩罚——三峡工程不可行报告
王小宁
三峡工程是中国最大的工程，静态投资九百多亿人民币，动态投资要超过两
千五百亿人民币。这一工程一旦失败，不仅仅是损失两千五百亿元，而是政府威
信将完全丧失，其后果不堪设想。
一、三峡工程将造成每年汛期重庆等地区被淹的极为严重的恶果
三峡工程的最大问题不是极为巨大的投资，也不是库区泥沙的沉积，而是每
年汛期，川江两岸的城镇，包括西南最大的城市──重庆及沿江大大小小的城市
和乡镇将频繁地被淹没。每年川江汛期长达七、八个月，要发多次大水，一次大
水几天，十几天才会退去，损失每年何止百亿。它会造成上下游之间人民的严重
对立，将引发全国的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
大自然的规律是不能违背的。长江是世界上第四大江，三峡以上流域面积达
一百多万平方公里，为中国国土面积的九分之一。这一地区又是降水量丰富的地
区，每年夏秋季节都会发多次洪水。川江多年平均30天洪水量达898 亿立方米，
五到十年一遇的洪水10至15天来洪量达七、八百亿立方米，百年一遇的洪水10至
15天来洪量达八、九百亿立方米。1954年洪水来洪量七月份为1171亿立方米，八
月份为1386亿立方米，1870年洪水来洪量1767至1852亿立方米。在一百多万平方
公里的集水面积上只有一条川江是唯一的出水口。
一千多公里川江河道狭窄，对洪水下泄极为不利。对洪水下泄更为不利是从
三峡到重庆的六百多公里川江上还有多处峡口。这些峡口宽度只有200 至400 米，
仅为正常江面宽度的几分之一，两岸高度在水面300 至400 米以上，坡度为70度
以上，有些地方干脆就是直上直下的。峡口就象瓶颈一样，更加严重地阻碍洪水
下泄。这些是四川地区洪涝灾害频繁的根本原因。大水遇峡口水流下泄受阻，就
会出现壅水现象，水位急剧上涨。水位一直要涨到峡口上下有一个很大的水位差，
从而使水流流速明显加快，过水截面积明显加大，来水量与下泄水量相等后才会
停止上涨。每一个峡口都会使其上游水位明显壅高。从三峡到重庆一共有六百多
公里长，共有包括三峡的三个峡口在内的著名峡口13个。汛期大水，13处峡口造
成的壅水现象，使川江就象出现了13级台阶一样。在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壅水
是以下游的水位为基点抬高的。未修三峡工程，一遇大水，三峡水位高程六、七
十米，通过六百公里的狭长河道和13个峡口的层层壅高，到重庆水位高程达到了
一百八十多米，（历史上重庆水位高程最高达到196 米。1981年洪水量并不很大，
只有985 亿立方米，但因流量大，重庆水位升到191 米。）两地水位差高达120
米左右。修了三峡大坝，使三峡处水位抬高一百多米，水位高程达到145 至175
米，大水一来，再在水位高程145 米以上的基点上层层壅高，早就把重庆等地淹
没了。巨大的洪水不能迅速下泄，将会造成川江上游地区包括四川盆地的巨大的
洪涝灾害。
搞三峡工程的人说：三峡大坝抬高水位后，川江仍为天然水流，其流速、流
量、流态不受任何影响。并断言：当坝前水位为汛期限制水位145 米，汛期上游
洪水流量达二十年一遇时，重庆附近水位高程186 米。此说是根本不可能的。有
水位差，水才会流动，有很大的水位差，洪水才会通过六百多公里的狭窄河道，
13处峡口迅速下泄。如果三峡大坝到重庆只有31米的水位差，（而未建大坝，在
自然状态下水位差是120 米左右）洪水是不能迅速下泄的。重庆附近水位高程186
米，只能是非汛期的"静水"状态下的水位。再说一遍，汛期三峡水位145 米，
重庆水位高程仍只有186 米，是痴人说梦。三峡建成后186 米只可能是非汛期的
重庆水位。由于川江是一条流量很大的大江，即使非汛期，川江的水平面也是倾
斜的，六百多公里外的重庆与三峡之间仍会有一定的水位差，比如30米左右。只
有不流动的水（比如湖水）才会水平如镜，上下游之间没有明显水位差。
搞三峡的人会辩解说，三峡水位提高后，川江的过水能力大大提高，上下游
不需要很大的水位差（壅水效应），洪水也会迅速下泄。此说没有任何科学道理。
川江是一条很长而且狭窄的大江，有100 多米的自然落差，川江上三峡到重庆之
间有13个峡口，每个峡口的高度都在300 至400 米，坡度非常陡，三峡水位提高
120 米，对上述川江河道的自然形态几乎没有改变，当然也就不能消除狭窄河道
和峡口的壅水效应。三峡水位以下的水可以近似地看作是不流动的水。加大洪水
下泄量主要靠三峡水位（145 到175 米高程）以上水流速度的加快和三峡水位以
上过水截面积的增大，而这些只有靠很大的水位差（壅水效应）才能形成。很大
的水位差（壅水效应）既是洪水受阻不能迅速下泄的结果，又是使洪水得以迅速
下泄的先决条件。形成很大的水位差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只取决于两个
因素：洪水的巨大的来洪量、流量和川江几百公里狭长的河道和众多的峡口。而
这些是人所不能改变的。搞三峡的人还会说，在大洪水到来时只要把三峡大坝的
闸门全部打开，使泄洪量达到最大流量，就可以不使上游水位大幅度提高。这又
是没有科学根据的。上游洪水的迅速下泄与下游三峡大坝的泄洪量大小无关。关
键在于三峡大坝水位。如果三峡大坝泄洪10万立方米/ 秒，而上游来水水量也是
10万立方米/ 秒，三峡水位没有明显降低，洪水也不会迅速下泄，上游地区因壅
水效应照样会被淹没。只有在每年汛期到来之前，三峡大坝把所有蓄水都放掉，
使三峡大坝后面的水位至少降低到八十米高程以下，这样才可能在汛期，上下游
因壅水效应而形成很大的水位差后，洪水迅速下泄，不淹没重庆等地。当然这样
运行，花两千多亿元，十几年时间建造三峡工程不就太荒唐了吗？
建三峡前重庆水位高程是在三峡水位高程六、七十米基点上层层壅高，建三
峡工程后，则只能在三峡水位高程145 至175 米的基点上层层壅高的。照此计算，
一遇大水，重庆水位高程将达到265 至295 米。即使按最保守的估计，每年汛期
洪水一来，三峡保持145 米的低水位，重庆水位高程都会超过230 米，遇五年一
遇大水，水位高程就会超过240 米，遇百年一遇大水，水位高程就会超过250 米。
这些都是非常可怕的数字，200 米已进入重庆市区，市内最高处也只有250 米，
因此三峡工程对重庆和川江沿岸众多的城镇和农村意味着灭顶之灾，每年汛期都
会长时间多次被淹没。重庆和沿川江城镇有人口两、三千万，年产值上千亿元，
淹没这些地方造成的损失就太大了。不仅川江两岸，而且由于川江高水位的顶托
作用，整个四川盆地的洪水排泄都会受到影响。洪涝灾害对这一地区造成的巨大
损失，是四川、重庆地区亿万人民不会答应的，全国人民也是不会答应的。自然
规律是不能违背的，否则就要受到大自然的惩罚。三峡虽有极其巨大的水能资源，
却是不可利用的。就象河豚鱼虽异常鲜美，但有剧毒而绝对不可食用一样。三峡
工程是个极其荒唐的，危害性极大的工程，绝对不能搞，一定要下马。谁坚持搞
谁就是千古罪人。
二、三峡工程根本不存在防洪效益
主张上三峡的人说：三峡工程使长江中游的防洪标准从十年一遇提高到百年
一遇，遇到千年一遇的特大洪水可减少损失769 亿元。我认为防涝效益被大大夸
大了。如果孤立地看，投入巨资建设的三峡工程对武汉和江汉平原的防洪是有好
处的，但其效益是有限的。因为三峡水库是一个细肠子水库，相对而言容量是很
小的。三峡的防洪库容只有200 亿立方米，而川江一次洪水下泄量都在几百亿至
一千几百亿立方米，汛期会有很多次洪水发生。要想使用这200 亿立方米的防洪
库容，保住下游，重庆等上游地区就将被淹，因此在实际运行中，这200 亿立方
米是根本不敢使用的。所以说三峡工程根本不存在防洪效益。
武汉和江汉平原的洪涝灾害到底有多大，对此应实事求是。只有川江遇大洪
水，又恰好与湘江、汉江的大洪水交会，才能造成极为严重的洪涝灾害。三江的
大洪水交会，这可能是几百年才遇到一次。建国五十年，也只有1954年的大洪水
对武汉和江汉平原造成较严重的危害。而当时这一地区的防洪设施极为简陋。有
人计算过，武汉和江汉平原平均每年的洪涝灾害损失大约10亿元左右。而三峡工
程的造价为3000亿元。为每年减少10亿元，而投资3000亿元经济上显然是不合算
的。最近的消息说，中央决定投数千亿元巨资在长江上修建6100公里长的防洪大
堤，如果三峡工程真有上述那么大的防洪效益，还用修这些大堤吗？
没有三峡工程长江中下游的防洪问题照样可以解决。在中上游大规模退耕还
林；在中上游和主要支流上建十几座大、中型水库，防洪库容大于三峡工程防洪
库容几倍，造价仅为三峡工程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建防洪大堤；对沿江湖泊
进行大规模清淤，对部分耕地退耕还湖，对分洪区、蓄洪区仍应加以保留和改善，
提高调蓄洪水的能力；这样百年一遇的洪水大约是可以抵御的。人类抵御自然灾
害的能力是有限的。即使美、日那样的发达国家，防洪水利设施相当完备了，但
仍有洪涝灾害的巨大损失。武汉和江汉平原如遇到千年一遇的特大洪水，是不可
能不造成严重损失的。
三、三峡工程的投资过于巨大，并且根本就没有经济效益
三峡工程向全国人大报的投资额是570 亿。三峡工程被人大批准后，三峡总
公司马上把投资额提高到910 亿元。这是对全国人民卑鄙的欺骗。历史上就是这
个公司的前身，在建设葛洲坝工程时也使用过同样的手段。葛洲坝工程上马时报
的投资是13亿元，结果最后用了49亿元，报的工期是3 年，结果用了19年，整个
工程动态投资超过100 个亿。这个被吹上天的工程，每年的收益明显小于应付银
行的利息，因此是个永远也收不回投资的工程。
三峡工程既没有防洪效益，也没有航运效益，只剩下发电效益了。如果要发
电，建造大火电厂，同样的投资和工期，可以建成10000 万千瓦，是三峡工程的
五倍多。如建造大水电站（在黄河上游、长江上游和支流）可以建造5000万千瓦，
是三峡工程的两倍多。我们何苦非要搞三峡呢？
主张上三峡的人说：三峡工程装机1820万千瓦，平均每年发电847 亿度，年
售电收入157 至181 亿元。第一机组发电工期11年，总工期17年。2003年首批机
组发电，以后每年4 台机组投入发电，2005年是资金平衡年，此时已不再需要国
家投资，其售电收入已能解决工程投资。在此以前国家已投入动态资金1468亿元，
至2006年，售电收入除用于三峡建设外开始还贷，至2012年（工程开工后20年）
还清全部贷款本息。主张上三峡的人为全国人民描绘了一幅多么美好的图画呀！
其实他们心里明白，这些根本不能实现。三峡工程负责人公开说过：三峡工程投
资即使增加到1600亿元也根本打不住，到底要多少投资谁也说不清。确实如此。
别的不说，光移民费用400 亿根本不够用。三峡要移民一百三十万人，要淹没耕
地25万亩，林地、园地16万亩，河滩地6 万亩，房屋3460万平方米，工矿企业1599
个，公路824 公里，输电线路2012公里。这些资产何止400 亿元，光房屋一项，
3460万平方米重建，以1000元/ 平方米计（当地是山区，房屋土地开发建设费1000
元/ 平方米，只低不高）就要346 亿元。光有房屋还不行，还要有公共工程投资，
还要安排几十万人就业，等等。在长达十几年的移民过程中，物价要上涨，居民
生活水平要提高，外部经济竞争压力不断加大，移民所需费用会不断增加。因此
光移民费用1000亿元也未必够用。这样计算，三峡工程投资至少应为1500亿元，
在建成时动态投资应在3000亿至3500亿元。三峡工程每年需向银行支付的贷款利
息应超过200 亿元，而最高售电收入只有181 亿元，利息都不够，何谈还本付息。
在这里还应注意，三峡总公司在偷换概念。售电收入绝不是利润，发电是要有成
本的。售电收入= 发电成本+ 利润+ 税收，其中只有利润可以用于还本付息。利
润明显小于售电收入。综上所述，三峡工程还有效益吗？
四、三峡工程严重破坏长江航运
周总理曾指出：长江航运第一，如果修大坝影响了航运，这个坝就不能修。
三峡最热心的鼓吹者林一山1986年说：三峡工程可以使长江航运量达到40条单轨
铁路的运量（大约12亿吨/ 年）。吹牛皮吹破了天。而现设计的航运下水通过能
力仅5000万吨/ 年。相差了十几倍，这还有点科学性可言吗？5000吨/ 年对于长
江来讲是太少了。三峡以上云贵川渝有三亿人口。这一地区多山，陆路艰难，对
外最经济的运输通道就是长江水系水运。5000万吨/ 年绝对不够，最少也应有2
亿吨/ 年。这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到三峡考察的美国专家指出，三峡工程有
六道船闸，船舶通过三峡时要经过船闸升高160 米，相当船舶航行了1000公里，
这个代价太高了。三峡航运的设计年通过能力下水5000万吨太小。美国俄亥俄河
原预计年通过能力为1300万吨，而后来达到了18400 万吨，错估了12倍。三峡工
程一旦建成，这个5000万吨就不可改变。三峡工程成了长江航运中的瓶颈，长江
航运的发展被严重阻碍。
影响长江航运最严重的还不是大坝船闸，而是长达六百多公里的川江河道泥
沙淤积。黄河三门峡水电站1960年9 月建成蓄水，到1962年3 月其上游渭河潼关
河床就抬高了45米，在渭河河口形成拉门沙，使渭河窒息不畅，回水末端向上游
迅速延伸。1973年河道淤积延至临潼以上，距西安只有14公里，威胁到西安的安
全。1966至1972年，三门峡水库通过两期艰苦的改造，实行蓄清排浑的水库运行
方式，虽然遏止了泥沙继续淤积，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120 万千瓦发电能力
减少到25万千瓦，有效库容从近60亿立方米减少到31亿立方米。值得注意的是，
蓄清排浑只对大坝附近几十公里起作用，对更远的上游没有多少作用。特别是遇
到河道上的峡口，就完全没有作用了。渭河上有潼关峡口，三门峡水库进行蓄清
排浑，渭河照样泥沙淤积。渭河成了悬河，高出地面5 米，严重危害着关中平原
的安全。
长江虽然与黄河不同，流量大，相对泥沙较少。但它绝对泥沙量却非常大，
这一点与黄河是完全相同的。长江三峡以上每年泥沙量的六、七亿吨之多。三峡
工程蓄水后，水流变缓，大量泥沙沉积在水库库底和川江河道上。川江河道狭窄，
峡口众多，对水流速度的阻力会非常大。在三峡大坝进行蓄清排浑运行，只能解
决近坝的库区内的泥沙淤积，对长达六百多公里的川江河道淤积是没有什么作用
的。特别是库尾重庆附近的河道，泥沙将很快淤出江面，使附近的长江航运完全
阻断。长江泥沙量非常巨大，设想以机械清淤，纯属空谈。
主张上三峡工程的人说：我们的科研部门做过很多次模拟计算，搞过几公里
长的模型试验，都证明三峡工程不会出现泥沙淤积。这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结
论在前，不断地修改参数，以期达到目的，根本无科学性可言。你们说过多少假
话，如果还有一点科学性的话，也不会使这样荒唐的工程上马。将来大量泥沙淤
积的事实将为这些水利专家的诚实做一个鉴定。不要忘记，1958年大跃进时也有
不少冶金专家为土法炼钢大唱赞歌，有不少农业专家为粮食亩产几万斤寻找科学
根据。
五、三峡工程应立即停建、改建
三峡工程应立即停建、改建。改建的结果，它的发电能力不会很大，也没有
防洪能力，主要作用是改善航运，使长江航运下水通过能力达到2 亿吨/ 年以上。
具体做法是改成在川江上建多道低坝。低坝非汛期蓄水，可以增加川江水深，有
利航运。汛期闸门完全打开，不会阻碍洪水下泄。每道低坝控制河道长度短，通
过放水拉沙可以使坝尾泥沙不淤积。改建工程淹没损失小，移民少，对生态平衡
影响不大。它的投资大约2 、3 百亿元，可以使川江增加相当于两三条双轨铁路
动力的能力，经济上是合算的。
结束语：
三峡工程在国际上被认为是最危险的工程，中国政府曾希望中外有人投资，
但一个也没有，至今仍是一个投资者——中国政府。所有风险都只能由中国政府
承担，每年近百亿元的投资对国家财政是沉重的负担。
主张上三峡的人大大肆宣传毛主席、周总理如何支持三峡工程。而了解情况
的原电力工业领导人李锐却否认这些传说。事实是毛主席曾是三峡工程的热心支
持者，但六十年代已对此没有了兴趣。周总理对三峡工程一直是怀疑的，但碍着
毛主席的面子不好公然反对，但拖着就是不上马。1958年三峡上马的呼声非常高，
毛主席和中央多数领导人都支持上三峡。周总理却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坚持先
建丹江口水电站。文革中，武汉军区、湖北省和水电部又非要上三峡工程，周总
理对此持明显的反对态度。作为折中，同意上了葛洲坝工程。后来周总理对自己
的决定后悔不已，几次讲受了欺骗。
三峡工程的上马完全是中国没有决策民主的结果。
主张上三峡工程的人会指责我的文章是一派胡言，没有任何科学道理。难道
反对三峡工程的人中还缺乏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吗？事实胜于雄辩。俗话说，水火
不留情。2003年三峡大坝将建成蓄水，到时全国人民就会看到大洪水一来，重庆
等地被淹没的事实。在事实面前是没有人可以说不的。李锐早在三峡的决议在人
大通过时就讲过，要早为三峡工程准备后事。现在对三峡工程进行停建、改建还
可挽回部分损失。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想以三峡工程为自己树碑立传的人，最终结果只能是成为国家和人民的千古
罪人。
作者：王小宁 EMAIL：ggf-ihps@263.net
来源：读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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