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July 31, 2008

王万然:QQ靓号的陷阱

  QQ妙不可言,尤其是对喜欢聊天的人,它比电话、手机多了可视、发送文件等功能,最大的特点是节省电话费,QQ聊天不用钱,只要双方有时间守在电脑旁,甚至还可以群聊,也可以通过手机聊QQ.因而QQ靓号也像电话号码一样吸引人。但QQ号码多是随机选送,找个心宜的号码不容易。随着QQ用户的迅速增长,号码已长到了九位数,难记,五、六位数的号码和易记的号码成了抢手货。但是,越是热门的东西,月有人想方设法来诱惑你。

  最近有网站在网络免费赠送6位数QQ号。你选中了一个比较满意的号码,跳出了要求输入手机号码的页面。输入了手机号码后,又说要发送信息到106223116参加活动,每条信息1—2元。发送信息后手机便按提示操作陆续得到以下信息:

  1."恭喜你有机会获得六位QQ号,请回复数字61激活。"

  2."感谢您使用深圳星盟公司的时尚风暴业务,服务代码10622311,信息费2.00元/次,由中国移动代收,客服电话020-61136967.中国移动"。

  价格已经不对了,但经不起QQ号的诱惑,还是往陷阱再进一步。

  3."为了使你的号码安全,请回复数字62申请密码保护(请完成激活流程)"。

  4."请确认您的手机号码,62-本机,63-其他号码"。

  耍什么花招?手机号码不是早输入了么?就是为了多点信息费?要停止呢还是继续玩下去,我想,已经花了不少钱了,停止了就浪费,不如跟他们玩到底,弄明白后公诸于世,说不定还能赚些稿费补回来。

  5."我们已经登记好你的资料,回复数字61开始获取"。

  6."第一关:北京奥运会口号是什么?62-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63-东南西北中,奥林匹克风(很简单哦!您能够答对吗?)"。

  7."恭喜您答对了,请回复数字62进入第二关,加油哟!通关等着您!继续挑战吧"。

  8."第二关,奥林匹克运动的格言是什么?62-更高更快更强 63-和平友谊进步"。

  9."恭喜您答对了,请回复数字62进入第三关(共五关)"。

  10."第三关:北京奥运会哪天闭幕?62-8月8日 63-8月14日 64-8月24日(请在3分钟内回答)"。

  11."恭喜您答对了,请回复数字62进入第三关(最后两关了,加油哟)"。

  12."第四关:奥运会历史上最有名的主题歌是哪首?62-奥运雄风 63-北京欢迎您 64-手拉手(请在2分钟内回答)"。

  13."恭喜您答对了,请回复数字62进入最后一关!勇士继续前进吧!(还有最后一关)。

  14."第五关:香港圣火传递哪个人没有参加?62-陈奕迅 63-李丽珊 64-黄金宝(请在1分钟内回答)"。

  15."很遗憾,你答错了,错过了获赠QQ靓号的机会,回复65重新挑战"。

  16. "恭喜你有机会获得六位QQ号,请回复数字61激活。"

  看来又得从头开始,我放弃了。我共花了32元,还花了不少精力和时间。QQ靓号,宰你没商量。有人说花了120元还拿不到QQ号。对我来说,损失点没所谓,说不定写成文章投稿还可以捞点稿费回来,而对于那些没有经济收入的大中专学生及中小学生来说,他们花了几十元还得不到一个想要的QQ号,是多么痛苦啊。

  作者单位:广东省汕尾市汕尾日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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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万然:钱是谁的?

  读了2006年8月26日《南方日报》头版《李嘉诚1/3财产将捐慈善基金》后,就有了动笔的冲动。

  中央电视台播完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后,我当时产生的问题是:乔致镛的钱最后到哪去了?乔致镛死后,中国经历了外国侵略,推翻帝制、军阀混战、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等等一系列撼动中国整个社会的大事件,每一件都有可能涉及到乔家的根本,乔致镛那么多金银财宝早就不在乔家大院了(后来听说埋在地下的所有金银给日本侵略者运回日本去了)。在与同事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我问人家"钱是谁的",有人回答是自己的、有人回答是子孙的,通通错误,钱是社会的。

  是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不管你最后剩下多少钱,就是留给了子孙,最终还是留给了社会。钱不是万能的,但没钱万万不能,钱这种东西只不过是让你在所处的社会消费的凭证而已。钱不花掉,等于是一幅画或一个花瓶,只能收藏、欣赏。法国著名作家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是这样形容守财奴葛朗台先生的:"讲起理财的本领,葛朗台先生是只老虎,是条巨蟒:他会躺在那里,蹲在那里,把俘虏打量个半天扑上去,张开血盆大口的钱袋,倒进大堆的金银,然后安安宁宁地去睡觉,好像一条蛇吃饱了东西,不动声色,冷静非凡,什么事情都按部就班的。"广州市有个妇女,整天捡破烂堆在家里发臭,怕破烂给人偷了,还睡在破烂上面。葛朗台先生和这个妇女又有什么区别呢?钱和垃圾又有什么区别呢?

  根据布福斯的调查,李嘉诚的个人财产高达1500亿港元,还有源源不断的收入,该怎么花都是他自己的钱,可是,他永远也花不忘。怎么办呢?是像葛朗台先生那样睡在钱上面,还是把钱贡献给社会上需要钱的人呢?他选择了后者,把从社会上赚来的钱回馈社会,使钱完美地完成一个流通过程。美国创办微软的比尔?盖茨,辛辛苦苦地把公司从小办到大,雄踞世界电子行业,还被美国司法部起诉,最后功成名就的他,竟然宣布逐步退出微软管理层,并成立慈善机构,把个人绝大部分财产捐献出来,世界第二巨富沃伦.巴菲特,也有同样的义举。他们拼搏一生所图的是什么?无非就是赚钱,赚了钱以后又图什么?回报社会。

  看看我们身边的多少企业家,他们有没有像李嘉诚和盖茨等这样的气魄,把用汗水换来的钱奉献给社会?甚至像盖茨那样把公司让出来?还有不少官员,贪得无厌,睡在钞票上面,还终日提心吊胆担心东窗事发。最典型的莫过于深圳某局一个处长了,自家合法收入已经超过了1000万元,且有几套房子出租,居然大肆受贿,并寄居在其老婆的办公室,钱不但没给他带来幸福的享受,最终还身陷囹圄。

  有人说,我赚了钱花不完可以留给子孙,或为子孙赚钱,殊不知,把巨大财产留给子孙,反而害了后代。古话说,富不过三代,事实也如此,历史上那些敛财人家,除了被政府征用财产或抄家,有的被强盗掠夺,有的被起义军革命外,相当部分是培养了一大批纨绔子弟,到了第二三代,不会挣钱,反会挥霍,很快就走向没落。

  要回答钱到哪去,首先要了解钱从哪来。世界上没有一个自己能造钱的人,钱都是从社会来,不管你通过掠夺、贪污、受贿还是合法生产、经销、中介,所赚的钱都取之社会,只有整个社会能和谐地流通所有的钱,钱才体现了社会价值,大肆敛财把钱都集中在几个富豪手里,绝大多数人就无法和你交易及交通,社会就不平衡、不和谐,就会动荡。只有把钱奉献给无能力赚钱的人或无钱无法生活的人,回馈社会,钱才有使用价值。

  河北省衡水市枣强县王常乡南臣赞村党员农民林秀贞,虽然没有盖茨、巴菲特和李嘉诚他们那样有钱,但她也有一颗奉献社会的爱心。林秀贞视社会责任为己任。30年如一日,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各种困难,义务赡养6位孤寡老人,在精神和物质生活等各方面对6位老人付出了儿女般的照料和孝道。林秀贞学科技、学经济,带头创办个体企业,并把经营企业作为扶贫济困奉献社会的基础。多年来,为8位残疾人传授了生产技术,不但把他们安排在自己的企业就业,还帮助他们解决了婚姻、疾病救治等许多生活困难。还资助本村和邻村14名贫困家庭子女步入大中专院校,收养救治了一名出生仅40天的患病弃婴。

  从他们在赚钱和把钱奉献给社会的壮举中,我们看到,只要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们都不会把钱当成自家的私有财产,扶贫助残使他们的人生更加完美、更加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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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万然:记者不是记者,编辑也非编辑

  看了这样的标题,你可能会认为笔者是头脑发热说胡话。公孙龙说"白马非马",是指个体不等于整体,而笔者要说的是整体不等于个体。

  在技术专业资格系列中,最混乱的莫过于新闻专业了。教师系列,职业上大家都是教师,尊称为老师,但其职称中小学的有高级教师、一级教师、二级教师等区别,高校的则为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同样是医师,有主任、副主任、主治等区别;播音员、演员、作家等则分一、二、三级;而记者、编辑却是职业、职务、职称混在一起,不管你是博士毕业还是高中毕业,只要在报社担任采访任务,就是记者。填写职务时,有行政职务的填现职如总编辑、主任等,没有行政职务的连没有职称的都可填"记者、编辑"了。但是,记者、编辑又是新闻系列的职称,从低到高分别为助理记者(助理编辑)、记者(编辑)、主任记者(主任编辑)、高级记者(高级编辑),记者、编辑是中级职称。你虽然从事记者、编辑的职业,同时担任记者、编辑的职务,但你的职称不等同记者、编辑。所以说,记者不等于记者,编辑也不等于编辑。

  2007年在深圳参加全国杂文研讨会,和我住在一起的是香港文汇报的年轻编辑张俊峰,其名片印着高级编辑,如果按照我们职称的评定,没有四十岁一般很难评上正高。我问他是怎么评上的,他毫不隐瞒地说,我也不知道,大学毕业后到报社工作,就给我编辑,干了一段时间就说我是高级编辑了。估计他们的高级编辑是相对于一般编辑而言。后来,某报一名高级编辑来访,说起职称的事,他说他们报社内部改革,不按职称系列安排资格职务,而是搞什么资深编辑之类的。

  至于不同专业系列的,更难以分清了,如果把一叠分别印有主任医师、主任记者、高级编辑、编审、高级教练、中学高级教师、高级经济师、高级工程师、一级教师、一级作家、一级播音员、二级作家等的名片让黄宏、侯耀文"斗地主",一定斗得一塌糊涂。原来,主任医师、高级编辑、一级作家(文学创作一级)是教授级,而主任记者、高级教练、中学高级教师、高级经济师、高级工程师、二级作家是副教授级,一级教师、一级播音员却是中级职称。同样是高级,有的是正高有的是副高;同样是主任,有的是正高有的是副高;同样是一级,有的是正高有的是中级;同样是二级,有的是副高有的是初级。想要把这些按职称高低分出来,除非是职改人员,否则就很难分清子丑寅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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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July 30, 2008

夜雨飘临:从工资增长18%,谈中国的钱去了哪

  国家统计局公布了城镇居民在职员工工资收入增长,较去年增长18%,而且平均有一人一月2100之多。随即引起惊诧声一片:"我怎么没加工资?"

  刚看看了央视的权威解释,方才释然,原来咱们这些小百姓根本不算城镇居民在职员工!该统计数据只包括,国企,公务员,事业单位,三资企业,不包括私企,不包括个体户,不包括农民工,不包括自由职业者。据说这个数据统计的范围大概是1.2亿,如果按照中国13亿人算,中国在工作的人算来应该有6.5亿(一个人假设活80岁,20岁一下读书,60岁以上养老,工作40年正好是生命的一半)扣掉专业种田养殖的农民,算2亿好了,还有4.5亿人在上班。

  我们看看在统计内的1.2亿人,是些什么人,国企,大部分是石油石化,矿产,电力,运输,银行,通信邮政,等垄断企业,他们享受着高额的垄断利润,而这些垄断来源于行政的垄断控制。

  公务员,事业单位。他们花得是纳税人的钱,想加工资太容易,打一个报告上去,大红花轿人人抬,谁也不会不做顺水人情。

  三资企业,一般所处的行业都是有高利润,但又有行政限制的行业(不然外资才不陪你玩呢!)。

  这么分析起来,18%毫不奇怪,连续5年增长2位数也不奇怪了,我看说一年增长30%都没人觉得奇怪。

  根据央视提供的数据,中国的GDP的10.5%被用来发工资了,其他的呢?其他的89.5%也是中国人民创造的价值,都跑哪去了?20%以上被当税收政府拿去了,其他的被垄断企业和资本家拿去了(有可能拐个弯又进了政府官员的腰包)。

  中国经济的增长,近几年都是10%左右,而这些垄断部门和公务员的收入增长连续五年都在2位数,而且今年是18%,去年是18.7%.这意味着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价值分配的体系也在向权力和资本倾斜,依靠劳动所分配的社会收益越来越少了,而按照马克思所说这一切的收益都来源于劳动者!特别是公务员工资的增长更不可理解,普通工人的工资增长,基于他们给社会创造的价值的增长,如果工资增长了,一般都是创造的价值有所增长。而公务员则不同,他们是为社会服务的,依靠纳税人的钱发工资,他们的工资增长就意味着社会的公共消耗的增长!

  另外可说明的是,过去的几年,最广大的私企员工,个体户和农民工的收入增长一定少于10%,而通货膨胀率一般都在5%左右。换而言之,中国70%以上的普通职工的收入可能实际上没有增长,或者实际上在减少!

  更糟糕的是,各地政府与房地产开发商哄抬房价(福州市政府就曾放出市政府搬迁的假消息炒地价),这样房地产的巨额利润就被政府和开发商瓜分。为此埋单的,大部分还是这些收入没有实际增长的工作者,他们不得不将自己的收入中的相当一部分变成房地产利润交给政府和房地产商,另外他们还必须额外奉上利息给存钱在银行的资本家。

  从而形成今天中国这样的社会分配局面:行政权力与经济垄断占大头,资本家老二,劳动者第三。

  最可笑的是,第一的行政权力,却号称是来源于第三的无产阶级和工农联盟。卖掉的地皮,据说是全民所有,换而言之,就是把属于我们人民的东西卖给人民,还必须卖高价!

  大家日子过得苦不堪言,只好去烧香拜佛。正好又被国内各位高僧好好赚去一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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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思余:公务员正常化退出的“两大前提”是什么玩艺儿?

  6月24 日《羊城晚报》刊发了毕诗成先生的"首席评论"文章《公务员正常化退出需有两大前提》。文章的核心观点是:"公务员退出机制"要来实的,有两个重要的制度前提:一是改变官员福利制度,让它彻底变成社会保障制度的一部分;二是引入并强化外力问责制度,让按考核成绩淘汰公务员成为常态。

  相信读罢该鸿篇巨论,好好"整治"了公务员,不少人感觉一定很过瘾,也很刺激。似乎道出了我们的心声。可是一旦我们仔细琢磨琢磨,好像又不是那么回事。只要我们对这两个所谓的"前提"做一些分析,就会颇有不同政见。是次中央从反腐败的角度提出坐实公务员正常化退出机制,我们需要明白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为什么要这么提?其要义在哪?

  笔者在《公务员退出正常化才正常》一文中已经对此做了一些分析。简言之,建立公务员正常退出机制是中国回应全球官僚制腐败的大气候,结合近年中国公务员腐败频仍导致整个社会怨声载道的现状,加之十五年来,中国公务员制度长期以来只是在一个单向度发展,这就是强化公务员的进入壁垒,弱化公务员的退出机制。夸张点说,基本上不谈公务员退出的机制问题。虽有公务员法的纸面文本,却压根没有真正实施。虽然各地有些针对公务员退出的试点和做法,但是更多的徒具新闻意义,而无实质之效。中央这次提出要建立公务员的正常退出机制,主要就是基于这些考虑而做出的一个通盘谋划。

  接下来我们有必要对宏论中的"两个前提"做些讨论。公务员正常化退出,是不是要解决福利变社保、引入并强化外力问责这样两个前提呢?这两个方面怎么一下子成了公务员正常化退出的"两大前提"呢?这是基于什么样的逻辑?笔者叹服的是评论的匠心独运,真可谓神来妙笔,都怪笔者愚钝,既看不懂,又想不明。

  首先,现行《公务员法》明文规定,公务员的福利和社保是有根本区别的。《公务员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公务员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福利待遇。国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高公务员的福利待遇。公务员实行国家规定的工时制度,按照国家规定享受休假。公务员在法定工作日之外加班的,应当给予相应的补休。第七十七条规定,国家建立公务员保险制度,保障公务员在退休、患病、工伤、生育、失业等情况下获得帮助和补偿。公务员因公致残的,享受国家规定的伤残待遇。公务员因公牺牲、因公死亡或者病故的,其亲属享受国家规定的抚恤和优待。

  如此说来,怎么能够轻言、甚而简单地将公务员的福利变为社保呢?更何况公务员的有些福利是无法变为社保的。比如说公务员的休假、休息问题,怎么变社保?公务员们会同意吗?如果他们不同意,你却强行实施,这不是多数人的暴政吗?尚有,搞不明白的是,这所谓的公务员正常退出的第一大前提何以成为前提?是不是在键盘香烟之间神来一敲,来,管他奶奶的,公务员福利彻底社保化,就成为了公务员正常退出的一大前提?

  其实各行各业都有一些所谓的福利,只是程度的不同而已。作为一个在社会上的强势群体,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改革开放最大的既得利益者,相比其它行业来说,公务员群体的福利可能在整体上要优越一些。或许这是我们必须承认的事实。规范这一群体及其行为还尚需时日。如果一下子就要福利变社保,如果不是哪门子的神经错乱,恐怕也是哪个毛细血孔出了点问题。我们的时评员们不是扛着民主、法治的大旗吗?那你民主一下,看看公务员们谁会同意?而且,别忘了,这里面还有一个地区差别、经济发展水平差异问题,这些问题恐怕也不能不考虑吧?!

  就算我们姑且承认,福利可以化为社保,可是我们目前的社保状况如何?这些年发生了多少社保基金案?最大的堪称上海的陈良宇集团。如果真的实实在在查起来,小的恐怕不计其数。就我们当下的社保管理体制而言,目前我们的社保地域壁垒如此森严,别说"神州行"(社保全国通行)的卡,就是"省州行"(社保全省通行)的卡也是步履维艰。

  如此情形,谁会放心社保,谁会同意福利并社保?更何况,各地公务员的工资待遇差别甚巨。联系最近两年物价飙升,不少地方,包括全国很多省城的公务员怨声载道、质疑不停,为何还不涨工资?年轻公务员面临结婚、生孩子、买房子、照顾父母家庭的压力,多少人不是叫苦不迭?更别谈什么福利了。此情此景,还要谈福利社保化吗?还要说福利社保化是公务员正常退出的第一大前提吗?!需要声明的是,本人并非公务员,更不是刻意要为公务员说话,而只是出于一介研究人员应该说的话。

  其二,我们需要讨论宏论的第二大"前提",也就是要引入强化外力问责制度。我们需要明白的一个事实就是,这次我们谈公务员要正常退出,主要用意在于要让公务员系统形成一个自我监管、自我淘汰、自我管理、自我问责的体系。这也就是为什么笔者强调此次从未来五年反腐败的角度提出公务员要建立正常退出机制,与一般意义上的公务员制度建设完全不同的地方所在。不是说不要外力,我们需要大量的外力监督。可是,这次强调要建立公务员要正常退出机制,其目的主要主要应该是通过公务员系统自身的制度建设,逐渐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公务员正常退出机制,并且切实有效执行。在这种意义上,公务员系统自身的慎独、操守、坚持、执著才是真正的前提。而不是动则套上什么外力监督。搞不清楚,拜托,请不要搬出"几大""前提"唬人,也不要在大街上摆出耗子药方吓人。

  反过来想一想,我们现在没有引入"外力(人大、人事、组织部门)等"监管吗?更何况,如果将人大、组织部门算作"外力"监管,并且说要强化其作用,恐怕这个不用我们的时评员们在报端的"首席评论"摇旗呐喊,更不用作为公务员正常退出的一个特定前提来予以强调。我们的人大、人事、组织部门等思虑得恐怕比我们可爱的时评员想象得要周到、健全、完美得多。更何况简单的常识就是,"人大、人事、组织部门等独立的第三方",这样的表述有谁会认同?如此"独立"是谁赋予的?

  对新闻的解读,特别是以时评作为职业或者志业的人士,必须站在一个相对较高的视角来评析。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请不要轻易在我们的纸质媒体、特别是党政媒体,指点江山,请不要给社会、给我们的决策层开惶惶药方。因为你的药方的受众是社会大众,党政机关的报纸更是会影响到党政要员。或者会误导舆论,或者会曲解新闻的原意,或者于恰当的方针政策的形成不利。特别是关于政治和行政的新闻尤其如此。那些没有什么针对意义,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耗子药方,更是不要轻易乱开。

  在这方面,新闻时评与新闻时评人理当坚持一定的操守、担当一定的责任。在这方面,新闻时评需要强化基本学养,提升学理认知。在这方面,新闻时评人更是应该明确自己的使命,守护基本担当。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就再次拜托不要大敲特敲键盘,不要动辄大点特点鼠标,不要动辄吆喝唬人、不要动辄耗子药满天飞。真的累了,那就歇着吧!或许这也未尝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2008年6月25日晚上十点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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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思余:公务员退出正常化才正常

  中共中央近日印发的《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提出,深化体制机制制度改革首先必须推进干部人事改革。也就是要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建立公务员正常退出机制。这是继1993年10月1日实施《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2006年1月1日实施《公务员法》以来,规范和完善公务员制度的又一项重要举措,而且是从退出机制入手。其耐人寻味之处在于,这是作为未来五年反腐倡廉的一项重要工程,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公务员制度建设。

  当今世界,有官僚制的国家无不因官僚制而陷于各种各样的困局。一方面,政府的工作需要大量的公务人员来充任,这既是完成政治、行政任务与职责的需要,又是维系政治稳定和政府正常运转的需要;另一方面,官僚制却常常成为现代国家成长的障碍物与绊脚石。简言之,现代国家的难题在于,它确实有赖大量官僚才能正常运转,可是,越来越多的官僚却日益成为现代国家发展的桎梏。

  为了赢得选举或者赢取考官的欢心,人们常常会在事先做出诸多承诺,可是一旦胜选或者进入官僚体系之后,这些美丽的承诺往往成为昨日黄花式的不负责任的谎言。而且,对官僚们的考核本身就是一种形式意义多于实质内容的走过场。近半个世纪以来,现代国家行政机关持续膨胀,加之对于终身制的常任官僚又不能轻易解聘或者辞退,官僚机构已然成为一个相当庞大、强而有力、不负责任、富于扩张的特殊机构;现代国家的发展及其责任向社会、经济领域不断延伸,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日益强大的官僚机构的成长,诸如此类的问题都使得官僚制的退出机制问题成为一个日益彰显且亟待解决的世界性问题。

  对官僚制的批判尚有,官僚们往往耐不住寂寞,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与腐败、与堕落结为连理。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由官僚负责制定、执行的规制的机会,他们就难免会想方设法、直接地或者变相地为其亲信、家属、利益集团等谋取特别益处。官僚们的权力触角越长,涉及的官僚人数越多,官僚们腐败的机会也就越大。官僚制导致诸多腐败问题,在绝大多数国家都是既成事实。区别只是在于其程度的轻重、形式的新旧、手段的不同而已。在第三世界国家,担任公务员也就意味着一定程度上可以攫取大量钱财、赢得显赫地位、彰显过人权势、积累深厚人脉。

  就当下中国而言,无论是就普通公务人员而言,还是就各级领导干部而言,公务员腐败,权力蜕化,已然成为我们一个无法回避、而且是相当令人痛心疾首的现实问题。前腐后继、带病提升、群体腐败、高官腐败、国际腐败等日益成为影响公务员形象、危及党国存亡的警示性难题。我们如何应对,我们能否积极有效应对,将成为公务员腐败能否有效遏制的关键所在。

  因此,有效控制、切实监管公务员,建立一套抗腐败、抗弊政、避免权力滥用的公务员反腐败机制,将是我们接下来必须重点推进的重大工程之一。理论上我们有很多途径监督公务员,诸如政党监督、立法监督、司法监督、行政监督、舆论监督、社会监督等,毕竟,这些都是外部监督机制。在一个相对封闭的权力结构中,外部监管的作用势必相当有限。我们尚需要一个切实有效的内部监管、自我约束的体制。

  从1993年《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实施以来,我们大量的工作重心都放在改进和完善公务员的招录机制上,而对于公务员的退出机制,我们关注得非常不够。2004年11月18日,武汉市人事局颁布《关于建立健全公务员退出机制的意见》,可谓开了一个好头。这一次中央从反腐倡廉的视角来强化公务员的正常退出机制则迈开了关键的一步。

  要避免公务员只进不退、多进少退的现象,就必须真正强化落实公务员的正常退出机制,这不只是简单兑现公务员法的硬性条文,也是从整个体制机制上将公务员制度的进入、管理与退出这三个环节有机衔接起来。通过强化公务员正常退出的制度化与规范化,通过强化正常退出机制来规范公务员的进入和管理,通过强化公务员的政治与行政责任机制来规范公务员的行动与作为,从而真正为反腐倡廉、革故鼎新,打造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夯实基础。简言之,公务员退出正常化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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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July 29, 2008

呙中校:深圳经济面临新考验

  2008年1-6月份经济数据日前公布,不出所料,深圳经济形势与全国一样,经济指标普遍回落,其中GDP增幅与进出口增幅明显下滑,分别为10.5%和9%,而2007年分别为14.7%和21.1%.

  这是连续三年以来,深圳上半年GDP增幅低于广东全省平均水平。根据过去几年的经验,深圳上半年的经济增长比较平稳,但到了下半年就开始发飙,工业生产加快,到年底时出口猛增。如2006年上半年GDP增幅为13.5%,而全年则高达16.6%;2007年上半年深圳GDP增幅为13.2%,而全年则达到14.7%,高于全国和全省平均水平。2008年深圳经济增长是否会继续呈现"前低后高"这个特点,再来一个大逆转呢?对此,笔者不甚看好,因为今年出口形势非常严峻,而深圳经济依然是出口主导的外向型增长模式。

  今年上半年,深圳外贸进出口增幅仅为9%,比去年下滑12%,其中出口形势尤为严峻。往年由于出口需求在下半年大幅增加,带动工业产值飙升,但是今年下半年很难重演。根据深圳海关公布的上半年出口商品统计数据,深圳出口值最大的两宗商品分别为"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部件"和"服装及衣着附件",其变动幅度分别为14.6%和-44.5%,而去年同期分别为40.24%和53.25%,这种状况显然与美国次贷危机和人民币持续升值有关。鉴于美国次贷危机仍在发展之中,短期之内还看不到见底的迹象,由此引发的经济放缓不可避免,深圳乃至全国的出口形势都难以在短期内好转,因此深圳全年的经济增长形势并不乐观。例如,由于人民币升值形势变化太快,许多出口厂家都不敢签订长期和大额订单,从而影响了出口增长。

  从具体的出口数据来看,深圳经济形势总体来说,忧甚于喜。喜的方面一是深圳经济增速放缓,与中央正在进行的宏观调控步伐趋于一致,二是服装等低附加值商品的出口下降,对于深圳来说有利于产业调整升级,腾出空间来发展高附加值产业。然而,这两点也是一大忧虑,因为下调幅度均太大,尤其是服装出口由去年的飙升逆转为今年的猛降,不但令深圳经济大起大落(GDP明显放缓),而且还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服装等低附加值商品同时也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其出口大幅下降会关闭多少工厂?会影响多少外来务工人员的收入和就业?鉴于下半年出口形势仍不乐观,因此笔者希望深圳市政府有关部门及早制定应对方案,保障这些外来务工人员的权利,这对于深圳的社会稳定至关重要。

  深圳经济形势另一大隐忧是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也开始放缓。高新技术产业一直是深圳引以为豪的重点产业,在深圳出口商品中一直占据首要位置,出口额在全市出口总市值中有时甚至达到50%.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放缓虽然与全球经济形势有关,不过深圳仍可以将之看作为行业整合升级的一个机会,加大对具有高精尖技术力量中小企业的资金扶持,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加强资源整合。

  更重要的是,在经济形势不稳定和产业调整时期,高新技术人才尤其容易流失。昨日南方都市报曾报道深圳技能人才不足,高房价赶走人才,因此在这波产业整合中,深圳应该想方设法留住高技能人才,为深圳下一波的经济发展积蓄力量。目前深圳市财政收入大幅增长,是不是可以考虑用这些财政盈余来留住并吸引人才呢?

  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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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July 28, 2008

魏巍:国际油价长期上涨趋势难改变

  国际油价自7月11日创下每桶147.27美元历史新高后急转直下,上周下跌加剧。纽约商品交易所指标原油期价7月25日跌至每桶123.26美元,创下7周以来新低,至此,国际油价跌幅已超过15%.

  如同国际油价涨势如虹时,看涨声此起彼伏那样,在国际油价下跌时,认为油价将继续下跌的观点又成为市场的主流。这种受当下油价影响甚至左右的研究者,永远沉浸在迷雾中不能超越出来,无法看清问题的本源。国际油价的下跌只是暂时现象,从长远来看,用不了多久就能止跌回稳,重新回到强势上涨轨道之中。

  这次油价下跌,有两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一是石油输出国组织再次下调了今年全球原油需求,导致业界普遍预期国际油价下跌势头还将持续。二是美国总统布什宣布解除在美国近海开采石油的行政禁令。但是,这两大所谓促使油价下跌的利空消息,都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杀伤力。

  石油输出国组织再次下调今年全球的原油需求本身,是否就符合现实的需求变化?事实上,在发达国家原油需求增速放缓的同时,发展中国家的需求量则在快速上升。石油输出国组织一直不愿意提高原油产量,即使在美国一再施压的情况下,也只有沙特宣布提高部分原油产量,而其他产油国则无动于衷,下调全球原油需求数据,无疑可以作为化解美国所施加的压力,作为拒不提高原油产量的一个合理借口。所以,石油输出国打上了自身利益的烙印的全球原油需求量下降数据,难以客观。

  石油输出国组织为何不愿意增加原油产量?

  其一,原油产量下降趋势不可逆转。减产几乎是世界主要产油国的共识。美国去年爆发次债危机以后,世界主要产油国由于担心美国经济衰退可能减少原油需求量而使油价下跌,都主动减少了产量。比如,沙特2007年的原油日产量比2006年减少了50万桶。 另一方面,一些产油国的实际生产能力呈现出明显下降趋势。截至今年5月,俄罗斯原油产量连续四个月下滑。世界现存的四个超级大油田中,除了沙特阿拉伯的加瓦尔,墨西哥的坎他雷尔、科威特的布尔干、中国的大庆产量都已下降。一些产油国甚至从石油输出国变成了进口国。如印尼,由于成了原油净进口国,已宣布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

  值得一提的是,原油产量的下降将是持续的、长期的。按照美国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最乐观的估计,目前世界原油探明储量也仅能满足未来50年的需求。这是支撑油价的最坚实基础,在低成本、污染的可替代能源研究成熟以前,油价上涨态势很难真正被撼动。

  其二,美元贬值步伐一天不停止,油价上涨态势就不会改变。

  众所周知,美元贬值是本轮全球性通胀的根源之一。首先,美元贬值导致以美元计价的原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进而传递到与能源相关的其他产品上去。其次,中东产油国的经济严重依赖能源出口,它们卖出石油换得日益贬值的美元,却又要以不断升值的欧元向欧洲国家购买各类商品,进而形成严重的通货膨胀。早在去年,通胀压力已令中东产油国不堪承受。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报告,阿联酋、卡塔尔的通胀率都超过了10%.

  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原因是货币发行过多,而美国政府为了转嫁次债危机,大肆借债印钞票,实行弱势美元政策,是引发全球通胀的根源。海湾国际自身没有消化通胀压力的能力,它们只能通过减少石油产量,推高油价——至少也保持油价的坚挺,来弥补美元贬值带来的损失。因此,石油输出国组织在美国施压,要求它们提高油价产量问题上一直态度坚定,除了沙特,几乎都在说"No"。

  只要美元贬值步伐不停止,国际投机资金"围剿"原油,在原油上牟取暴利的冲动就不会消失。一方面,投机者大肆囤积原油(据不完全统计,他们所囤积的原油期货总量超过10亿桶),加剧原油供不应求的态势。另一方面,投机者斥资数千亿美元,购买原油期货合同,不仅创造了新的需求,还大大强化了人们对未来油价将继续上涨的预期,这更加速了国际油价的上涨。

  其三,跨国石油公司阻止油价下跌。高油价不仅对产油国有利,对西方跨国石油公司同样有利。仅以行业领头羊美国埃克森美孚公司为例,估计原油价格每桶上升1美元就会为其额外带来4亿美元净盈利;天然气价格每千立方英尺上涨0.1美元,其盈利就将再增加2亿美元。

  而在西方国际的政治体系中,跨国石油巨头在政党更迭中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这会影响到政府对油价的态度。以美国为例,正是由于布什家族与石油财团盘根错节的关系,使得诸如释放石油储备以平抑油价这样的建议难以通过。虽然,布什宣布解除了在美国近海开采石油的行政禁令,但是,这项近海开采禁令仅涉及美国政府所禁止开采的全部石油资源总量的21%,且面临国会和地方政府的掣肘,加之开采技术难度甚大,即使现在着手开采,按照布什政府能源信息署的一份报告所言,"在2030年之前,开放近海开采对本土供给的影响也不大"。

  而且,油价如果下跌,生物能源的制造者的利润空间被压缩,他们研制可替代能源的投资会减缓,这也会促使油价止跌回稳。

  因此,油价下跌只是暂时的,从长期来看,国际油价还将回到强势上涨轨道中来。对此,我们应该提前做好准备。

  来源:上海证券报2008年7月28日

发表评论请点下面原文链接 : http://www.weekmag.com/html/412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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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图:假“断供”意在骗政府救市

  前段时间,有媒体报道称,房价下跌在深圳地区引发"断供潮",余额高达千亿元。深圳"断供潮"事件闹得沸沸扬扬,远近皆知。但是,这一说法遭到权威部门的否定。

  深圳银监局局长刘元表示,从个人住房贷款情况看,截至2008年6月末,深圳中资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余额2198.72亿元。若按五级分类口径统计,个人住房贷款不良余额为13.85亿元,比年初减少0.73亿元;不良贷款率0.63%,比年初下降0.02个百分点。按更审慎标准(逾期90天以上贷款对应的全部贷款余额)统计,不良贷款余额为17.35亿元,比年初增加2.11亿元;不良贷款率0.79%,比年初上升0.11个百分点。

  很显然,即使按较审慎标准统计得出的数据,所谓的断供现象也只是极个别。不良贷款率仅0.79%,比年初也仅上升0.11个百分点,说明,银行住房按揭贷款不仅是安全的,依然可以称得上是优质的。

  但是,一些开发商及专家学者,正是利用"断供潮"的炒作,揭起救市大旗,向政府施压。如某学者指出:"当楼市的高端部分出现价格崩溃的时候,连锁反应将会非常恐怖。国内资金也会从深圳楼市撤出,本地居民将会大规模断供。这样的结果将不仅仅波及资产价格,银行体系也将面对双重打击:一是存款大规模挤提;二是不良金融资产急升。同时,急剧变动的汇率将冲击全国脆弱的金融体系。"

  当"断供潮"的谎言被深圳市银监局揭穿,一个隐藏着的意图浮出水面。

  据7月28日的《经济参考报》报道, "断供"其实是开发商等既得利益者自导自演的把戏,以便为"救市之说"造势。"'断供'只是一个手段,要国家松动银根,确保开发商、炒房者的利益才是关键。""断供"的是炒房者和开发商手中囤积的楼盘,超过一半以上都是2005年下半年到2006年10月前购买,目前的价格还大有赚头。"断供"的目标是"四两拨千斤",希望政府能够出台政策,为银行信贷"松绑",同时也给银行造成压力和错觉,使得银行有争取宽松信贷条件的"砝码"。

  原来,"断供"只是向政府施压的工具而已!我国从2005年3月26日("国八条"问世日)开始就开始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而在此期间,房价在持续攀升,一些城市尤其深圳等一线城市的房价又上涨了一倍左右。房价在调控声中一路上涨,对政府公信力构成损害,在此过程中,政府不断反思和总结经验教训,相继出台了一些新的调控措施。此轮房价的调整,正是中央一系列调控政策初见成效的结果,这个成效是来之不易的。如果现在就出台宽松政策去救楼市,不仅可能导致政府公信力受损,也容易使中国楼市因为错过一次自然的调整机会而累积起更大的泡沫和更大的危险。

  本身含有巨大泡沫的房价下跌其实是人心所向。南方某媒体进行的一次随机调查结果显示:穗、京、沪、深四地总体上有57%的人认为政府不应救市。其中,有38%市民认为"楼价还没跌至合理水平,政府应加大整治力度"。调查同时显示,72%的被调查者对楼市信心仍然低迷,在这种情况下救市,不仅难以见效,而且充满危险。因为房价下跌是它连年快速上涨,以至于脱离民众实际购买力越来越远的结果。政府的最佳选择是放任楼市的自然调节功能发力,促使房价与民众收入水平接轨,使得支撑房价的购买力因素发挥作用,而不是投机与炒作的力量继续占据主导。

  从银行的角度来看,房价的下跌不会威胁到银行的安全。香港的房地产市场在1997年之后曾出现了高达65%至70%的下跌,但银行业的不良资产率仅为1.5%。而中国房价,目前只有深圳和广州出现了下跌,即使最大跌幅,也只在30%左右,除了深圳、广州,全国大部分城市的房价仍在上涨。7月16日,发改委、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结果显示:6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8.2%.紧接着,7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6月份经济运行数据显示: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10.2%,涨幅比上年同期高4.2个百分点。

  显然,现在的问题不是房价下跌过度的问题,而是尚未进行充分调整,调整远不到位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鼓励楼市自身的调节作用发力,而不是人为地阻碍这种力量发挥作用。

  其实,即使从银行的角度来看,房价下跌也给银行带来了一次难得的加强风险控制,提高自身安全防范能力的契机。比如,过去银行贷款只是依据房屋成交价格,导致一些银行被高估值的房价骗贷,而现在,银行在房价下跌之后,出于对自身风险的控制采取了预防性措施,发放住房按揭贷款时以对房产评估得出的价格发放贷款,大大减少了被骗贷的几率。举个具体的例子:一套成交价格100万的房子,在过去,银行可依据成交价放贷70万元(以首付3成计算)。但现在,银行对这套房屋给出的评估价格为90万,那么,银行仅放贷63万(以首付3成计算)。

  倘若没有房价下来带来的风险压力,银行出于牟利的需要,出于争夺客户源的需要,根本不会采取这样的风险控制措施。不仅不会这样做,一些银行还人为降低贷款门槛,对大学生发放住房按揭贷款,更有甚者,对付不起首付的人,将首付也分期,如此漠视风险的做法倘若持续下去,才真正容易引发可怕后果。

  房价下跌,使有购房能力的人以合适的价格买到住房,节省出来的资金可以用于其他消费领域,有利于促进我国消费结构更趋合理化,有利于内需的拉动;房价的下跌,有利于减轻政府建设社会保障性住房的压力——房价上涨带动起社会保障性住房的上涨,使得政府解决这一问题的难度日益加大;房价下跌,有利于银行提高风险控制意识;房价下跌,有利于挤压楼市泡沫,使房地产市场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救市都是毫无必要的,不仅不应救市,还应继续强化调控力度,促进楼市更充分的进行调整。

  来源:上海证券报2008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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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星斗:废除户籍制度:问题及解决办法

  ——在中国政法大学户籍改革研讨会及华中科技大学的演讲

  我主张尽快废除户籍制度,代之以身份证管理。

  一些学者说,没有必要废除户籍,应当改革户籍;不能激进,应当渐进。似乎在中国现在做什么都谈渐进,渐进就是对的,否则是激进,不符合中国国情。

  但是像隔离型的户籍制度,本质上是封建社会、防控型社会的产物,目前世界上也只北朝鲜和贝宁两个国家有,这么落后的、没有人性的、极度妨碍中国现代化、破坏和谐社会的制度如果也不能果断地废除,那么是不是当初在西藏废除奴隶制度也应当慢慢地来?2003年中央政府废除收容遣送制度也应当慢慢地来?现在废除破坏法治的劳动教养制度也应当慢慢地来?

  诚然,必须做好预案、找到管理的替代办法,但是如果你一心想保留户籍制度,那么永远也不会建立起符合现代文明准则的替代办法。只有下决心废除它,才会着手及加快建立我所说的身份证电子管理系统以替代户籍制度,并且让身份证系统更加公平、人性化、高效地发挥管理的作用。

  还有学者说:户籍制度没什么用,有用的是附加在其上的其他制度,所以,关键是改革附加制度;或者改变把附加制度如低保、养老、教育、医疗、住房等与户籍捆绑在一起的做法,让户籍只起人口登记的作用,那么保留户籍没有什么不好。另外有人说,现在城乡二元制度、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城市之间的差距都太大了,只有等到二元制度一元化了,差距缩小了,才能废除户籍。

  这些说法乍一听,都像是有道理。但是,你想过没有:如果不废除户籍制度,附加制度成为附骥之苍蝇、缠树之藤萝,不可能发生大的变革的;户籍制度是造成二元制度的因,二元的教育、医疗、养老等是果,不消除因,期待果改变,由二元变为一元,是不可能的。因为教育、医疗、养老等二元制度的形成,虽然也有权力结构、特权制度、工业化、历史因素等原因,但最基本的原因是户籍制度造成和扩大了二元差距。在户籍制度存在的情况下,没有消除"因",你要等到这些附加制度一元化、二元差距缩小,那是痴心妄想。比如,现在中央政府尽管非常重视民生,努力缩小城乡差距,但是因为户籍制度及由此衍生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不明晰、土地不能资本化、在集体土地上建设的小产权房不能合法化、农村金融匮乏、农业保险阙如、农村财税制度不规范(乱收费等使得乡镇企业萎缩)、农民没有技能、没有创业可能、农村没有象样的社会保障、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但没有就业失业保障等原因,现在的城乡差距还在不断地扩大,如2006年城里人人均收入增长了10%,农村人只增长了7%,相差3个百分点,以往的年份相差更大,有时相差10个百分点。只要户籍制度等不改变,我可以断言,未来中国的城乡差距不会缩小,只会增大。

  从表面上看,的确不应该把低保、养老、教育、医疗、住房等与户籍捆绑到一起,但是实际上不捆绑到一起,你做得到吗?比如你提供社保、医疗、教育,在户籍制度存在的情况下,你能不捆绑到一起吗?不捆绑到一起,财政支出会大大地增加,人均GDP、人均福利等政绩指标大大地降低,你能干吗?只有把户籍制度废除了,你如果还说我不应该享受北京市民的待遇,我就要起诉你了,舆论压力就更大了,公民的权利意识觉醒了,扫除了户籍这个核心制度的障碍,那么这个时候每个领域单独的改革、附加制度的改革才有可能真正地启动。

  所以,废除户籍,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推动和加快其他领域制度的改革。的确,现在户籍的实际作用已经不大了,但是户籍是权利的象征,从这个角度来说,户籍的作用又是巨大的。有关部门可以依据这个权利的象征,不给你相关的待遇,比如不给你小孩免费入学的资格,不让你享受低保的资格。因此,只有废除它,就像美国、南非废除歧视黑人的种族不平等制度,那么一个公平的平等权利的社会才能够实现。南非曾经规定:年满16岁的非洲人必须携带身份证、迁移证、寻职证、居住证、纳税证明等,以备警察随时检查;如果忘了携带或者证件不全,会因"无业游民"的身份而被捕,仅1958年,南非就有近60万人因此被抓。

  中国政府既然已经废除了收容遣送制度,不再像南非那样,没有暂住证、居住证就被收容,那么中国还应当一鼓作气,像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制度那样,废除暂住证背后的户籍隔离制度,同时,以废除户籍为契机,进行平等权利的制度变革。

  既然户籍只起人口登记的作用,而身份证电子系统不仅起人口登记的作用,在人事档案、信用记录、收入纳税、社会保障、治安管理等方面都具有无比的优势,为什么不采纳呢?实际上,一些人主张保留户籍,只是维持二元制度、维持城市特权而放任城乡差距的扩大、不愿意增加财政支出的一个借口。

  假如宣布废除户籍,不会使得城乡公民马上获得平等的实际权利,但是会导致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会有更多的公民拿起法律武器,直接或者通过各种渠道来要求自己的权利、主张自己的权利,通过博弈维护自己的权利、实现自己的权利,比如打工者会打官司要求政府必须为打工子弟的教育拨款,农民为了解决他们的医疗、养老、就业等问题,也会利用舆论媒体更多地向中央、地方政府提出平等的要求,去问责,甚至起诉等等。

  废除了户籍,也会促使中央政府从城乡一盘棋来考虑社会保障等问题,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进行财政转移支付,尤其是对一些外来人口入籍入户比较多的城市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以保证它接纳更多的外来人口。同时,统一要求地方财政必须拿出多少钱用于教育、拿出多少钱搞社保,现在各级政府在教育上拿的钱太少,不愿为打工子弟的教育付费,中国的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还不到3%,世界平均为4~5%左右,中国社会保障的支出也仅占财政支出的20%左右,发达国家一般要占50%以上,美国为61%.所以中国应该大力加强财政支出中教育、医疗、社保的比例,多为农民、农民工、外来人口承担责任。

  有人担心,假如户口准入放开了,会有很多人拥进大城市,甚至出现大量的城市流民、贫民窟。这种担心没有道理。中国目前事实上已经实现了自由迁徙,该来大城市的都来了,只不过自由迁徙的权利没有获得法律上的认可和保障。即使放开户籍,而教育、医疗等附加制度也不可能一下子改变,只是通过废除户籍促进附加制度尽快地平等化而已,所以,外来人口到大城市不会一下子获得实际上的平等待遇,也不会立即有更多的人到大城市来,因为第一,大城市生活成本高,找工作难,第二,住房贵,第三,还有教育医疗等等条件的约束。加上我们可以立法规定:必须在大城市拥有工作一定的时间,拥有住房(或者租赁了住房),才能够入籍;入籍后必须放弃农村的土地,而农村的土地随着未来土地制度的变革如允许集体土地的开发建设、小产权房合法化、甚至终究会有一天土地归农民所有,土地的资本价值将会越来越突出,农民不一定对进城感兴趣。所以那种认为户籍放开、大城市就会人满为患的情况不会出现。当然,时间长了,教育、医疗等附加制度越来越平等化了,进入大城市的人会越来越多,这是好事,正好符合我国城市化加速的大趋势。

  由于户籍等限制,中国在过去近60年中城市化速度远远落后于工业化速度,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完全相反,其他国家都是城市化快于工业化。这样,就导致中国的城市既不多、也不大。例如美国有18000个"市",中国667个。河南的人口与日本差不多,但河南没有一个象样的大城市,日本却有东京、大阪、名古屋、横滨、京都、神户等国际化大都市。未来,中国就应当加快城市化步伐,把人口更多地集中在自然条件比较好的大城市,让西部特别是西北部大部分地区休养生息,保护生态,不再进行"大开发"。按照经济学家的测算,大城市人均占地只有小城市的1/3~1/10,发展大城市能够节约大量的土地。另外,大城市基础设施好,效率高,能够形成财富聚集效应。至于说,大城市也有问题,存在所谓的"城市病",则主要通过改善政府管理等去解决,发达国家目前基本上克服了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城市病"就是最好的说明。还有人说大城市房价太高,不适合生活,可以通过政府减收土地出让金(土地出让金及税费占房价的60%)、允许农民有序地开发集体土地建"小产权房"等手段,中国就能够把房价控制在居民家庭年收入的3~5倍的国际标准之内。

  假使不废除户籍,现在各个大城市对人口的限制也限制不住,而且越限制问题越多。比如说,北京要限制人口在多少多少之内,结果不断地被突破,死守户籍制度的结果便是更多的人人户分离,户籍不在北京,但是人在北京,其它城市也一样。在户籍保护之下,大城市与偏远地区城市、农村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像北京作为特权城市,一流的大学、研究机构、医院、大的国有企业总部、银行总部、加上中央政府都在北京,而我们国家又没有建立科学、民主、均衡的公共财政制度、投资制度,像北京这样的城市只会越来越肥。发达国家哪有北京这样的情况?美国无论是华盛顿还是纽约,都无法像北京这样集中资源,最好的大学、研究机构,最好的医院、企业很少在华盛顿的,也很少在纽约,他们美国是各个地区均衡发展。而我们户籍限制以及特权城市制度的结果是,城市差距越来越大,城乡差距越来越大;人们对城市的认同度低下,城市没有人文关怀,社会治安问题越来越严重。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政府于是在户籍上限制更加严格,包括要求办暂住证等等,越限制,城市特权就越多,想进入大城市的人也越多,但人们对城市管理当局的抵触情绪也越严重,结果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就如一个水库,泥沙淤积,河床越来越高,堤坝也不得不越筑越高,风险也越来越大。所以,废除户籍制度越晚,对社会和谐的伤害会越大,社会风险度也会越高。

  还有人说,郑州等地曾经放松了户口管制,结果教育、医疗、低保等部门受不了,户籍改革失败了,现在回到了以前严格户籍、暂住证的状况,说明中国目前的财力还不足以支撑户籍全面的改革。

  我认为,郑州等地的改革之所以失败,是由于中央政府没有对户籍改革的地方进行财政转移支付,以及地方财政体制没有得到改革。现在,中国的财力够强大的,2007年财政收入达到5万多亿元,加上预算外、制度外收入,实际为9万多亿,远远超过日本的相当于3~4万亿元人民币的财政收入,高居世界第二;中国的外汇储备1.53万亿美元,世界第一。中国不是没有钱,而是财政支出不科学、不透明、不民主,财政支出结构畸形化,如政府行政成本约占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社会保障支出仅占20%左右,而美国的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61%.我算了一下,即使废除户籍,统一城乡待遇,医疗方面政府一年要多支出2500亿左右,教育方面2000亿元左右(近年来中央推行免费义务教育,这个钱已经在出),低保方面城乡总共才花了一二百亿,将来就算花一千亿,以上几项加起来也就五~六千亿元,而中国2007年新增加的财政收入达一万三千亿元,只要把新增收入的一半资金投入就可保障废除户籍的成功了。如果能够进一步改革财政体制,把每年4200亿公款吃喝、3000亿公款买车、3000亿公款旅游出国等的钱省下来一半,也足够支撑户籍改革了。所以,中国不是没有财力推动户籍改革,非不能也,不为也。对于郑州等地的改革,中央政府应当进行财政支持,这样就不会失败了。

  废除户籍之后取而代之的是身份证电子管理系统,请见我的文章"废除户籍制度、建立身份证管理系统的呼吁书"。以后,每个人一生下来就有一个唯一的身份证号码,把户口、档案(过去档案都是封闭的)都电子化,户籍的相关资料都放到身份证管理系统中来,包括加入个人收入情况、纳税情况、就业失业情况、申领低保、经济适用房情况,还有信用情况、犯罪记录,甚至做义工、慈善方面的纪录等等。这样的全国性的电子身份证系统快的话两三年就能初步建立起来,以后电子身份证也是可以刷卡的,各个城市街头伫立着刷卡机,你到一个城市来在刷卡机上一刷,公安部门、管理部门就知道你到哪里了,所以不用担心治安问题。这个系统也有助于解决收入申报、假身份证泛滥等问题,以后在身份证系统中就可以自主地申报收入、申领低保和保障性住房了;由于身份证号码与个人的资料紧密结合,因此,假身份证无处藏身,在发达国家如果没有合法身份,确实很难生存。

  当然,为了保证个人资料的私密性,身份证电子系统将分层级、类别查询,并且立法惩治泄密行为;不同的政府部门可以查到个人的不同资料;他人可以有条件地查到另一人的非隐私资料。

  有了废除户籍制度的决心,身份证电子系统才能在二三年内建立;如果总想保留封建的户籍制度,那么总也会拿没有替代措施来找借口。

  2008-3-26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民生经济学"网站:http://www.huxingdou.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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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星斗:废除户籍制度、建立身份证管理系统的呼吁书

  一、户籍制度的危害

  (一)户籍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第一大障碍。构建和谐社会,虽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废除户籍制度、保障公民平等、实现迁徙自由却是在制度层面上消除隔离、走向统一、实现和谐的开始。

  目前的户籍管理制度是隔离型的制度,它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城市之间割裂开来,按照特权、等级、排序进行治理,保护一部分人的利益,同时损害另一部分人的权益。源头上的不公正日益成为仇恨、犯罪的渊薮,事实证明户籍制度已经完全不能适应现实社会生活的要求。

  现实中国的不和谐——特权、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城市差距、身份歧视、省籍歧视、就业歧视、边缘群体、弱势群体、血汗工厂、农村贫困、城市犯罪、同命不同价、打工子弟学校、高考分数线差异,基本上都与户籍制度有关。户籍制度造成了人民事实上的严重不平等,如在求职方面,许多城市规定:某些行业和工种必须持有所在城市的户口才能被录用,报考公务员也只能是城市户口者;在求学方面,许多农业户口的子女在城市入学不得不交纳额外的费用,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由于"户籍制度"而丧失。农业户口与非农户口享有不平等的权利,其根源是户籍制度承载了太多的附加功能。在这种情况下,户口簿不仅是一种身份的体现,而且是一种资源享有权的证明。

  中国大陆事实上是一个"准分裂"的国家。虽然中国的各个省、市、县、乡、村的居民都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但大家似乎更认同自己是"广东人"、"潮州人"、"福建人"、"温州人",海外有"广东帮"、"潮州帮"、"福建帮"、"温州帮",国内还有"北京人优越感"、"上海人排外"、"河南人受歧视"等等现象。户口是中国的准国籍,户口簿、身份证、暂住证是国内的准护照,1978年之前,人民只有持有介绍信,才能在国内"出差";三年饥荒时期,许许多多的饥民出外要饭而被千里抓回,活活饿死在户籍所在地;2003年之前,许多外地人被收容遣送,被关押、虐待。现在,中国公民终于可以去国内的任何地方,也可以在外地工作,但本地人优先;可以去深圳,但要申请边防证;可以去香港、澳门,但要办理通行证;可以在外地居住生活,但要申办暂住证,相当于美国有效期一年的非移民签证,只不过非移民签证针对的是外国人,而中国各地的暂住证针对的是国内同胞。只有办理了暂住证的人,才是合法移民;没办理暂住证的,是非法移民。农民工在中国城市的待遇,和美国的非法移民的待遇几乎一模一样,甚至还要更差。比如,美国的法律规定,非法移民的子女也享有免费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在美国中小学生注册时,校方不能询问学生家长的身份。

  可见,中国大陆确实是一个准分裂的国家,国家被条块分割化,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家工作要拿"绿卡",在自己的国土上生活却是"暂住",地方主义甚至导致"政令不出中南海"。这种情况非常类似于德国十九世纪统一之前的邦国割据,各邦国各自为政,中央权力几乎不存在。

  建设和谐社会,就要从改革极端不合理的制度入手,不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有了好的制度,才可能逐步建立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只有废除户籍制度,实现迁徙自由、机会均等、统一管理,才能切实保障公民的权利和中央政府的权威性。

  (二)户籍制度与市场经济完全相悖离、相冲突。隔离型的户籍制度是秦汉专制时代的产物,那时"编户齐民",目的是实行对臣民的严密控制;辛亥革命后,中国人民实现了迁徙自由,农家子弟毛泽东得以走南闯北,在北大作图书管理员,不需办暂住证,也不用担心被收容;到了计划经济时期,户籍制度重新被捡起,并且不断被强化,那时人民外出要凭介绍信,国家严格掌握户口迁移指标,夫妻即使长期分离,也难以"调动"到一起;同时,城市居民粮油关系、福利完全附着于户口,而农民则义务交粮、高价购买生产资料,国家依靠掠夺农民实现畸形的重工业化。

  改革开放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以后,劳动力市场化、国民自由迁徙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但落后的制度形成了对改革的极大阻力,既得利益集团也总是逆潮流而动,阻碍着制度的改革——劳动力流动,被当作"盲流";招聘人才,但不给落户口;在异地居住3天以上,要办暂住证,严格地说,每年参加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都违规了,他们没有一个人办了暂住证;农民进城务工、经商、投资办厂、购房大多不能改变身份,于是,有了中国特色的词汇——"农民工"、"农民企业家",似乎"农民"代表了与生俱来的无法抹去的贱民身份;城市里的脏活、累活都是农民工干的,煤矿的工人大多数也是"农民工",一幢幢高楼、一条条马路都是农民工修的,城市的基础设施大部分是农民的贡献、国有资产超过一半是五六十年来农民的牺牲、奉献所积累的,可是农民现在一无所有——连土地也是租来的,宅基地也不是农民的。

  (三)户籍制度是"三农"问题的祸根,严重阻碍了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户籍的制度安排,使得城市可以无限度地榨取农村的财富、富裕地区可以无限度地掠夺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源,而无须负责外地人的社会负担,不用考虑外地人的医疗、工伤、养老、子女教育问题,地方政府的人均GDP、人均财政支出也不包括外地人在内。有专家统计,每个农民工每年创造的剩余价值是1.9万元,全国有1亿多农民工,每年创造的财富至少为2万亿人民币;另据统计,由于国有银行不给农民贷款,农村邮政储蓄也只存不贷,因此,农村每年向城市流出6000亿人民币,进一步维持了城市的繁荣。可以说,中国城市的发展,是以牺牲农民工的利益、放任农村越来越贫困为代价的。西方评论家认为,"中国的城市像西欧,中国的农村像非洲",在很大程度上是事实。如果不废除户籍制度,中国的"三农"问题就永远不可能解决。

  户籍制度制造了越来越大的城乡差距,十分有利于城市的发展,但严重妨碍了中国城市化的顺利进行,导致我国城市化速度的极其缓慢。国际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率均高于工业化率,但中国正好相反,1978年时,中国的工业化率为50%,城市化率只有19%;目前,中国的工业化率在80%左右,而城市化率只有40%.据新华社2006年2月18日电,南京有百万农民工,但五年只落户了4~5人,每年不到1人,获得南京市户口的农民工不到百万分之一。1994年美国有城市1050 座,日本有城市667 座,均比当时中国的建制市要多,但他们的人口只有中国的五分之一或十分之一。

  户籍制度既损害了农民、外来人口的利益,也损害了城市居民的根本利益。按照托达罗的人口流动理论,农村人口只要能够指望在城市中获得的预期收入高于继续留在农村的收入,那么他就会向城市迁移。这种迁移,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率。当然,事实上影响迁移的因素很多,不只是与收入相关,但无论如何,人为地限制迁徙,割裂市场,一定会降低经济效率。按照梯博特(Tiebout)模型,公共物品的边际成本为零,推动了各个地方政府的相互竞争;居民自由迁徙,用脚投票,将使得公共物品的供给与税收相当,达到帕累托最优。可见在中国,由于不能够自由迁徙,不仅社会公平丧失了,经济效率也损失了。

  (四)户籍制度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际公约,妨碍了公民权利的实现。1951年7 月16日,政务院批准公安部《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规定在城市中一律实行户口登记;1953年4 月,政务院发布《为准备普选进行全国人口调查登记的指示》,同时制定了《全国人口调查登记办法》,以便在农村建立户口登记制度;1957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要求通过严格的户口管理,制止农村人口外流;1958年1 月9 日,毛泽东签署主席令,颁布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此条例违背了195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的条款。

  1977年11月,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关于户口迁移的规定》,强调"从农村迁往市、镇,由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从其他市迁往北京、上海、天津三市的,要严加控制";1975年、1978年、1982年三易宪法,干脆取消了自由迁徙的规定。

  国际人权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是落实《世界人权宣言》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公约。该公约的第12条第1款规定:"合法处在一国领土内的每一个人在该领土内有权享受迁徙自由和选择住所的自由"。显然,中国的户籍制度与国际公约相违背。

  迁徙自由是现代国家公民权利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很多人回避或者从来不敢正视公民的自由迁徙权以及对自由迁徙权的限制所带来的危害,好像在中国,人口多,人民的迁徙权利就要受到控制,存在即合理。当中国社会出现种种不公平的事件时,人们只是震惊、气愤于地方政府或者某个领导人在处理具体问题时没有人性。例如孙志刚事件,虽然导致了收容遣送制度的被废除,但其背后的根源——户籍制度、暂住证制度、歧视制度却依然故我。

  最大的人格是维护个人的尊严不受侵犯,最大的国格是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如果中国不继续从公民权利方面入手,提升自己的国际形象,而是一心只想做经济的庞然大物,那么中国的经济越发展,世界上的"中国威胁论"就会越有市场。

  二、人口管理的办法

  废除户籍制度,代之以身份证系统进行社会管理,类似于美国的社会安全号,将个人和家庭信息、就业收入以及财产情况、信用守法纳税记录、养老医疗低保等社会保障资料、甚至做义工、志愿者等事项一并纳入全国统一的身份证号数据库中,按照身份证号建立社会安全网,建立可衔接、可转移、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将个人档案电子化、透明化,进入身份证管理系统中,供全社会有条件地查询,打破城乡界线、地区界线、城市界线,塑造政府与公民之间透明、互信的新型关系。

  有了全国统一的身份证管理系统,假身份证、假学历、偷漏税、骗贷、骗经济适用房、骗低保等情况将会基本消失;以用工单位、房主、宾馆方面为基本责任者,登记身份证并且定期报送有关部门或者通过网络即时报送,有关方面将能及时掌握人口流动的信息,公安部门可以迅速打击犯罪分子;政府还可通过免费发放生日礼物、节日礼物,赠送急救卡、医保卡,吸纳为工会会员、协会会员等人情化温馨服务的方式,鼓励外来人员进行身份证登记。

  公安部应当成立身份证综合管理局,统筹规划、促进身份证信息系统的建立,现在可以在各省市的现有身份证系统、信用信息系统的基础上进行衔接、联网。

  三、户籍保留论批判

  (一)户籍小改小革论。一种观点认为,户籍改革不是取消户籍,而是剥离户籍的附加功能,为此,必须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将二元的条块分割的教育、医疗、财税、金融、住房、社会保障等体制统一化。由于统一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户籍改革难以有所作为。

  而我们认为,与其坐等二元体制的一元化,不如通过废除户籍制度,促进教育、医疗等领域的改革;否则,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和弱势群体权利的贫困,二元差距不但不会缩小,反而会扩大,中国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只会进一步恶化,因此,实质性的户籍改革是遥遥无期的。

  废除户籍制度,将迫使各级政府逐渐放弃二元体制,比如在财政上安排打工子弟的教育经费、取消回原籍参加高考的规定以及高考分数线的不公平政策、解决外来人口的医疗保险等问题。

  (二)不平衡发展论。一些人认为,因为中国的发展太不平衡了,所以,户籍隔离制度是必要的。这种观点的危害在于,不知道发展的不平衡、差距过大,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户籍隔离的结果,譬如户籍制度使得农民五十多年来损失了数十万亿元。

  这里存在一个怪圈:因为发展不平衡,所以要保留户籍制度;而保留户籍制度,发展将更加不平衡,中国陷入了恶性循环。

  美国允许自由迁徙,城乡一体化发展,所以比较均衡;中国不允许自由迁徙,城乡各自为政,城市只管各自户籍内的人民,发展就不均衡。

  跳出恶性循环,只有果断地废除户籍制度,同时,国家建立规范的科学的公共财政制度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平衡各个地区、各个城市、以及城乡的投资,这样才能够促进中国的和谐发展。

  (三)大城市负载沉重论。另一种观点认为,一些大城市负载沉重,资源贫乏,人口过多,所以应当实行户口准入限制。可是现实的情况是,由于城市之间的差距不断地拉大,户口并不能挡住外来人口的拥入,只不过造成了歧视和不公平的待遇。

  而且,中国的大城市并不多,也不大,相对于人口13亿,中国的城市化要达到日本的水平,城市数量也应当增加7-8倍。日本东京拥有三千四百万人口,北京、上海也仅1千多万。

  人口集中在水资源等自然条件较好的大城市,反而有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据研究,大城市、小城市、集镇的人均占地的比例为1:2:3.1,可见大城市更有利于节约土地。如果中国人口能够集中于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也将有利于西部脆弱恶劣环境的保护和改善。

  (四)外来人员犯罪论。一些人把外来人员、农民工的增加作为犯罪率上升的原因,孰不知,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地方政府为富不仁,GDP上去了,但不接纳外地人,人为地制造了歧视和仇恨,以及放任城市对农村的剥削,导致农民的极端贫困,才致使犯罪现象的增加。

  如果永远维持城市集团与"流民"之间的界限和仇恨,那么不仅中国的治安形势不可能从根本上好转,甚至社会道德在恶法、恶制度的逼迫下也会进一步地沉沦。

  在美国,有钱人大多住在"农村",那儿人少,空气新鲜。富人有车,照样可以方便地出行、购物。穷人大多集中在大城市,纽约集中了全国60%的穷人。这些人在城市有廉租房,平等地接受教育,出行乘地铁,省去了不少生活开支。黑人犯罪占美国的70%,但没有人提出种族隔离,相反还要给黑人平等的待遇,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降低其犯罪率。

  (五)城市管理需要论。一些官员认为,城市管理需要户籍制度;废除户籍制度,会导致大量的人口拥入一些大城市;城市会出现大规模的贫民窟。

  其实,城市管理关键在于建立身份证信息系统,与户籍没有什么关系。即使没有了户籍限制,由于大城市的生活成本高昂、住房太贵、工作难找、教育医疗养老的障碍一时难以突破,所以,短期内不会有很多人拥入城市,而从长期来说,更多的人进入城市正符合中国城市化加速的大潮流。

  中国城市也不会出现印度式的贫民窟。印度的贫民窟是由于城乡低水平的一体化、城乡没有制度化的差异,以及自由迁徙与民主制度造成的,而中国的城乡割裂的状况即使没有了户籍制度,也需要几十年才能够改变。

  (六)各国存在户籍论。有的学者抛出了各国都存在户籍制度的谬论。事实上,目前世界上只有北朝鲜和贝宁两个国家实行类似于中国的城乡割裂、地区分割、城市隔离的户籍制度,大多数国家采取的是身份证管理、人号或社会安全号管理等措施,它们与中国的隔离型的户籍制度完全是两码事。

  中国现在已经是"大国崛起"了,不应再回避公民自由迁徙这个基本人权。

  废除户籍制度,正是中国实现和谐社会的根本着力点。不然的话,中国社会将永远没有公平、正义,只有特权、歧视!

  2007-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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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洪其:国家秘密越少社会就会越自由

  据国家保密局有关官员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的修改工作正在稳步、快速推进,修改的主要思路是着力缩小国家秘密范围,完善国家秘密的确定、变更和解除机制,实现对国家秘密的统一严格管理。(《法制日报》7月22日)

  犹记得,在较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许多事项都被规定为国家机密。1951年发布的《保守国家机密暂行条例》框定国家机密多达17个种类,几乎到了"凡未公开的信息都是国家秘密"的地步。1989年实施《保密法》将国家秘密范围缩小至国家事务中的重大决策、国防、外交外事等七个方面。而今国家对《保密法》进行修改,将进一步缩小国家秘密的范围,使国家机密越来越少,这个趋势有利于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和保障公民权利,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做法。

  国家机密越来越少,一个直接的好处是,为保密所支付的成本将越来越低。在有些地方,小到县委县政府下发的一份改善离退休老干部医疗待遇的文件,都可能被确定为"国家机密"。可想而知,要确保这些"国家机密"的安全,相关部门需要在人力物力上支付何其高昂的成本。

  国家为保守"国家机密"所支付的成本,还包括由此给正常的社会政治生活和公民权利保障造成的负面影响。例如一些地方为所谓"保密"而不惜侵犯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如将中央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规定为"机密",严防农民知晓),由此引发了不小的社会影响,国家为此在缓解冲突、维护稳定方面所支付的高昂成本,相当一部分都应当算在"保密"的账上。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于今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条例》规定,"行政机关公开政府信息,不得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但是,如何判定某个政府信息一旦公开,就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如何防止行政机关以"保密"为由,拒绝公开一些并不会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政府信息?故此,修改后的《保密法》,应当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现有机对接,在保守国家机密和推动政府信息公开之间达成一个良性平衡,避免因为保守一些无谓的"国家机密"而妨碍政府信息公开。

  汶川发生特大地震灾害,震灾导致的伤亡人数,每天都由国家权威部门正式公开发布,这是今天看来是再自然不过的事。然而,1989年由民政部、国家保密局联合颁发的《民政工作中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规定:"因自然灾害导致的逃荒、要饭、死亡的人数总和以及相关情况"属于秘密级资料,要经过特别渠道批准并"缓冲"一定时间之后才能公开。直到2005年8月,这一规定才被正式废止。试想,假如这条规定现在继续有效,那么在汶川震灾发生后,尽管全国上下都在齐心协力抗震救灾,但却无权知道到底死伤了多少同胞,这该是一个多么沉重而荒唐的局面!

  国家机密越多,保密成本越高,国家和政府的压力越大。反之,国家机密越少,政府信息越公开,政府和社会、政府和公民共同治理的领域也就越多,国家和政府的压力将会越来越小,公民权利将能获得更加坚实的保障,我们这个处于全面转型时期的社会,也将变得越来越自由、开放和轻松。

  来源:凯迪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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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July 27, 2008

胡星斗:建议北京奥运后实行“新政”

  ——只有宪政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从西藏事件、火炬风波,到四川地震中的人祸、瓮安事件、闸北袭警,种种迹象显示,中国社会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危机越来越深刻。

  只有经济体制的改革,没有政治体制的创新,不但经济会走上特权、垄断、买办经济的歧途,而且统治阶层、整个社会都将付出惨重的代价——官员腐败、道德沦丧、贫富分化、民众被欺压、国家无正义、社会无自治,中国越来越可能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严峻的现实已经说明:单兵突进的经济改革已经终结,如果再不启动政治改革,那么执政党的合法性资源将不断地流失,广大民众和知识分子对于执政者的厚望将丧失殆尽,改革开放大业将进一步受到压倒性的质疑和批判[1].

  因此,为了中华民族的前途和执政党的命运,我建议北京奥运之后,立即开始实行"新政",启动实质性的政改。

  清末实行"新政"即进行政治体制(君主立宪)改革太晚,在改革与革命的赛跑中,立宪改革最终落伍并失败;罗斯福"新政"为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纠偏,奠定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基础;中国当代"新政"或许将带来中华民族的新生,开创万古流芳的政治现代化的伟业,一举终结中国两千多年走不出秦始皇体制(集权制、任命制、郡县制)的恶性循环。

  什么是既符合中国国情,又顺应世界潮流,兼顾中国价值与普世价值,结合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当代"新政"?

  一句话,就是既要确立宪法至上、有限政府、保护人权的宪政主义,又要推行公平、正义、共富的社会主义,也即实行宪政社会主义[2],也就是我所阐述的中派主义[3]——包容左派、右派,把右派的"宪政"与左派的"公平"价值观结合起来,兼顾"宪政"与"公平",通过"宪政"达到"公平"。

  宪政包括制宪、立宪、行宪;包括"限政"即限制政府,制约行政和司法权力,实现公权力的分权与制衡;尤其要建立违宪审查机制,设立宪法法院,捍卫宪法至高无上的地位。宪政的核心就是保护公民权利。

  宪政社会主义就是,从宪政达到和谐,从民权改善民生,从民主实现人本;建立现代政府制度和现代国家制度,确立透明、协商、分权、自治、民主、法治、可问责、尊重权利、多方治理、多中心结构、公民社会的价值观和治道原则;同时,充分尊重公开、公平、公正、共富、廉洁、正义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和适度集权的中国国情;既要不折不扣地落实宪法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建设法治国家,又要保证中央政府的有效性和权威性;既要吸收现代人类文明的最高成果——宪政,又要弘扬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发展"公平市场经济"[4],铲除腐败与特权利益集团,建设宪政、共富的中华新文明(现代中华文明)[5].

  新政包括政治新政、经济新政、社会新政、文化新政。

  一、政治新政。

  弘扬宪政主义与社会主义价值观,推行"四民主义"思想——"民有(人民拥有国家主权)、民授(人民通过民主方式授权于政府)、民治(实行基层自治与地方自治)、民享(人民分享发展成果)",以"四民主义"为指导思想进一步改革中国、发展中国、稳定中国、统一中国。以"四民主义"涵盖、创新、超越三民主义,化解大陆与台湾意识形态的分歧与对抗,创造两岸人民能够共同接受的价值观。

  实行(执政党)党主立宪,召开制宪会议,在全国人大设立违宪审查委员会,同时成立宪法法院;废除违背宪法的劳动教养等制度[6];倡导可控民主[7],优先进行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和各级人大的改革;实行联邦制和地方自治制度,确立司法、立法、监察、反贪、审计、媒体等的独立性。

  合并"中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名,使用唯一永久国名——"中国",以克服一朝一代思维和意识形态色彩。台独分子因为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分裂中国,国民党和台湾主流人群也不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但认同中国,使用唯一国名"中国"后可极大地增强台湾同胞的祖国意识,抹去意识形态隔阂,避免"一个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华民国"的争执,使得台独分子失去以政治和意识形态理由分裂祖国的借口。采用唯一永恒国名,可加速中国和平统一的进程,表明我们的国家、民族和人民永立人间。以后中华民族万世一系,皆称"中国",全世界华人皆以"中国"为自豪。

  二、经济新政。

  铲除经济特权与行政性经济垄断,建立公平市场经济与民有制、共有制。公平市场经济要求"政府有责、公民有权、机会均等、保障完善",实行经济民主、劳动民主、管理民主;实现收入均等、全民福利;推行免费义务教育、免费大病医疗、免费养老的"三免"制度,以所得税、遗产税、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等实现收入均等、地区均衡与共同富裕。

  公有制并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平、共富的价值与要求,公有制不仅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必然导致特权的泛滥、权力对市场的过度干预、浪费、重复建设、寻租腐败,而且,公有制与无法无天、缺乏法治是孪生兄弟,希特勒、斯大林、撒达姆都是通过极力加强财产公有来巩固其专制独裁。

  一个国家是否公平、共富与公有制无关,而与税收制度(所得税、遗产税)、财政制度(转移支付)、金融制度、土地制度、迁徙制度(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密切相关,这也就是为什么世界上最公平的共同富裕的国家都是实行私有制的发达国家的原因,尤其北欧国家、日本等;因此,经济新政应当继续解放思想,抛弃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错误观念,大胆地推行土地私有化[8],尤其在沙漠、荒漠等地带先行试行私有化,以先进的产权制度改善国土环境;另外,还要将小产权房合法化[9],废除征地制度,出台不动产税(物业税),以不动产税作为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10].

  三、社会新政。

  建立身份证电子系统(或称国民信息系统),以三至五年的时间废除二元户籍制度和暂住证制度[11],统一城乡人民的生命赔偿、劳动用工、社会保障以及财政、金融、土地等制度,赋予农民享有全部的国民待遇,赋予外来人口同城待遇;大力培育公民社会,允许工会、农会、协会、商会、NGO的独立发展和民间慈善组织的合法化;实行"社会民主",保障人民工作的权利、医疗的权利、福利的权利、住房的权利和依据其能力接受教育的权利;消除特权、腐败,缩小贫富差距,以可控民主制度解决官民矛盾、劳资矛盾;将行政型的信访制度改变为立法型的申诉制度[12],疏通民意表达渠道,建立现代新闻制度[13].

  四、文化新政。

  进行教育体制改革,建立人本、创新的现代教育制度(公共教育制度)[14];保障大学独立,学术自由;破除学校中的官本位,严查学术腐败;宣扬"公民、公权、公德"的"三公"文化[15],落实公民教育,正确行使公权力,弘扬社会正义与公德;进行新闻立法,废除新闻审查和网络检查,保护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大力宣传宪政价值观、多元文化观、现代道德观、社会主义公平观。

  总之,实行"新政",核心第一条就是实行宪政社会主义。

  只有宪政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民主社会主义不能救中国。民主社会主义不如宪政社会主义好。

  民主社会主义来源于西方,在北欧等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中国之大、国情之复杂不同于北欧,不适合强调民主、先搞民主,而应当强调宪政、法治,先搞宪政、法治(尽管也搞"可控民主")。也就是说,我的宪政社会主义蕴涵了"宪政优先于民主"、"建设法治国家优先于建设民主国家"的内容。

  自由主义也不能救中国。纯粹的自由主义脱离中国的实际,不顾条件、一味地实行民主,否定执政党的地位和必要的中央权威,都可能带来国家的混乱。

  胡适的失败是必然的。

  专制主义更不能救中国。菲律宾的惨痛教训中国必须汲取。

  菲律宾曾经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亚洲经济上仅次于日本,但马科斯独裁统治二十多年期间,菲律宾先是经济高速发展,然后是国家急遽衰败,现在的菲律宾竟然堕落为亚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马科斯独裁统治所带来的深度腐败、裙带资本主义、全民道德堕落,使得如今的菲律宾虽然实行了民主政体,但民主政治完全失灵。

  今天的中国也有一大批人在为现代专制主义招魂。

  如魏巍在《一位革命老人对未来的几点思考》[16]中鼓吹新的革命:

  "革命的性质,就是高举毛泽东继续革命的伟大旗帜,把反腐败、反卖国、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主义大革命进行到底。"

  "革命的对象,是党内走资派和篡党夺权的修正主义叛徒集团。"

  "他们大搞私有化,出卖国企,通过物权法,仅剩下的国企老总搞高薪制,已经变质变味了。"

  "工人阶级的诗人王学忠一首诗名为《国企妈妈》,谁能写出这样的诗句?只有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国企有这种感情。"

  "十七大之后他们进一步向右转,他们搞改革攻坚,出卖最后的国企。"

  "依靠私有化和市场经济,依靠卖国主义和国内外资产阶级,依靠腐败的国家机器实行法西斯专政。"

  魏巍的复辟现代专制主义(国外称为"斯大林主义")的思想因为与反特权、反腐败、同情下岗、同情工农结合在一起,所以很能够迷惑、煽动起一批愤青和在改革中利益受损的人。

  但是,中国的前途决不是"高举毛泽东继续革命的伟大旗帜",而是继续改革开放特别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因为特权、垄断、法治不彰、以及腐败的深层原因——不受控制的权力、二元户籍制度、劳教制度等等正是源于毛的时代,现在要改革的正是毛的遗产(包括文革中的无法无天的"民主")。

  所以,现代专制主义及其经济基础——国有制度不但不能救中国,而且已经深深地祸害中国,决不能让他再祸害一次了。

  只有宪政社会主义,兼顾宪政民主与社会稳定、法治分权与中央权威、普世价值与社会主义,才能真正地拯救正陷入深度危机中的中华民族。

  中国实行宪政社会主义的新政已经刻不容缓。

  注释:略

  2008-7-10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民生经济学"网站:http://www.huxingdou.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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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达士 :从“信息核实论”看盐碱地上的秦始皇和毛泽东

  土地盐碱化本来是个农业的科学技术问题;当政府介入之后就变成了农业政策问题;如果还牵扯到省级国家级的领导,还会变成政治问题;当有利用权力遮盖决策失误的情况发生时,又发展成政府的诚信问题;今天请大家和我一起追踪秦始皇修建郑国渠变盐碱地为良田,到毛泽东1958年参与错误的引黄灌溉工程使盐碱地扩大了一倍,再到2005年宁夏红寺堡生态移民区的土地盐碱化困境,让我们从"信息核实论"的观点来考察一遍这漫长历史的几个有趣的关键点.

  1  君主专制的信息金字塔

  公元前246 年(秦王政元年),秦王政(后来的秦始皇)采纳了韩国水利家郑国先生的建议开凿了郑国渠, 长达300余里, "可灌田四万余顷",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条灌溉渠道,此后,历经各个王朝的建设,先后有白渠、郑白渠、丰利渠、王御使渠、广惠渠、泾惠渠,至今造益当地。有趣的是韩桓王本来派水利工程人员郑国作为间谍到秦国,游说秦国修建大型灌溉渠道,想借此耗竭秦国实力以免被吞并。当秦王嬴政发现这一阴谋时大怒,要杀郑国。郑国自我辩护说:"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为韩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汉书·沟洫志》) 秦王嬴政认为郑国说得很有道理,对他继续加以重用。十多年后全渠完工,人称郑国渠。泾水是著名的多沙河流,古代有"泾水一石,其泥数斗"的说法,据现今实测为171公斤/立方米。用泥沙淤灌盐碱地而可以得到良田,《史记·河渠书》与《汉书·沟洫志》都说:"渠就,用注填阏(淤)之水,溉舄[xì戏]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名曰郑国渠。"一钟为六石四斗,比当时黄河中游一般亩产一石半,要高许多倍,使秦国得以从经济上崛起进而统一中国。秦王嬴政智慧非凡,既能看破韩王的计谋又能充分利用人才开发国力,难怪统一中国的是他。

  更重要的是,近年来科学考古发现:古代四大文明中的两个,古苏美尔-巴比伦,古印度,都毁灭于错误的农业灌溉导致的土地盐碱化;而古埃及则依靠尼罗河水定期泛滥带来的淤泥,中国则依靠黄河的泥沙屡屡采用人工淤灌的方法免于遭此生态毁灭;近来专家研究发现,"漳水渠、郑国渠、河东渠与龙首渠皆具有淤灌性质,是放淤荒碱地,以营造田地为主要目的的;六辅渠、白渠建成后,其性质有所变化,变成了浇灌农田庄稼,但仍然是引浑浇灌,即史书所谓的'且溉且粪',仍然应该算作淤灌的一种。"(李令福《论淤灌》06-05-17)东汉思想家王充在《论衡·率性》中说: "魏之行田以百亩,邺独二百。西门豹灌以漳水,成为膏腴,则亩收一钟。"(公元前455年——前396年)类似的记载历朝历代都有很多。

  直至光绪元年(1875年) 李鸿章的部下周盛传上书建议:"由南运河建闸,另辟减河,分流下注",并能够"去碱留淤,渐成沃土",得到李鸿章支持。马厂减河挖成后,两岸土地变盐碱地为肥沃良田,从此新农镇产的水稻,成为驰名中外的一大特产"小站米"。

  中国托了黄土高原和黄河泥沙的赐福,能人的智慧加上君王的组织能力,使中华民族数千年以来得以躲过土地盐碱化之灾。

  千百年来君主专制制度下的信息核实方式是笨重的金字塔式的,皇帝高踞全国信息流的最高汇集中心,各级官僚依此递减信息的流量,老百姓是愚民政策的牺牲品,只有靠敬仰和服从各级官僚的权力来保全自己生活的平安。由于皇帝不敢完全信任官僚,设计了种种制度来进行交叉的信息核实,虽然费尽心机仍然挡不住先盛后衰改朝换代的命运。

  2  毛泽东的"马克思+秦始皇"式的绝对权力,和最差的信息核实系统。

  毛泽东建立了新中国,先和美国干仗再发动"镇反""三反五反""反右"等运动,清除了各种批评的声音,准备画一幅共产主义 "最新最美的图画"。毛泽东的政权模仿了斯大林的专政模式,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把政治权力垄断在自己一人的手中,媒体、出版、学术、教育、文艺也大都归于国家严格控制之下,把刚刚分给农民的土地又集体化,粮食实行了统购统销,工商业加紧完成了国有化,把全国几乎渐渐变成了一个大军营。自以为就要大展鸿图的他和他的战友们所不知道的是,这种计划经济切断了价格传递信息的功能,这种集体生产组织方式剥夺亿万人们劳动致富的天然动机,将在此后的20年中使中国经济渐渐趋于熄火,而为此引发的政策争论将渐渐升温,使中国陷入政治文化十年大动乱。而这一切都被经济学家F.V.哈耶克在1944年的《通往奴役之路》一书、G.奥威尔1946年在《动物农庄》一书中论证和预言到了的。而这些重要的思想成果却被毛泽东的文化封闭政策拒于国门之外。

  "信息核实论"认为,人类文明的推动力之一就是人们把信息核实清楚的强烈愿望。这信息包括:科学、知识、思想、观点、法律、政策、事实和数据。

  要进入工业化时代,物资流资金流人力流和信息流都空前增长,只有民主制度的国家才能适应这一客观的但是暗含的要求;西欧国家近400年来偶然地萌芽又逐渐发展起来的民主制度的10项设置(1 民选专职议员,2 獨立的司法部门,3 民选行政长官,4 法定反对黨,5 透明开放的政治程序,6 积极活跃的公民团体,7 自由的学术界,8 民办开放的媒体,9 大量的民意调查,10 中小学的公民课教育)实际上是一个多层次制度化公开辩论的体系,它有众多的论坛以公职竞选和各种荣誉为奖品,以思想竞争为看点,以信息反复交叉核实为目的;用信息滋养人民,用权利保护人民,用选票激发人民的公民责任感,使政府内部的争论变成透明的公共话题,公职人员必须随时面对人民的提问,记录在案且可以公开查阅;依靠人民的力量来时时监督政府清除腐败,依靠全体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来推进社会的进步,创造了一个正义占上风优胜劣汰的道德环境;因此几百年来创造了物质和精神的不断进步和巨大成就。这是"信息合适论"对历史演进规律的观察结论。重要的是,这听上去和各种吵闹着的主义似乎无关。

  中国学习先进文明没有学到要点上,学不到发达国家的软件精华,自梁启超时已经开始对此有所论述,他在1897年《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一文中说:"昔同治(1856-1875年)初年,德相毕士麻克(即:德国首相卑斯麦)语人曰:"三十年后,日本其兴,中国其弱乎?日人之游欧洲者,讨论学业,讲求官制,归而行之;中人之游欧洲者。询某厂船炮之利,某厂价值之廉,购而用之,强弱之原,其在此乎?'呜呼,今虽不幸而言中矣,惩前毖后,亡羊补牢,有天下之责者,尚可以知所从也。"

  从"信息核实论"的角度看,他的建议具体地有(仅略举一二):提倡开发民智和公开辩论,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权之与智相倚者也,昔之欲抑民权,必以塞民智为第一义。今之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梁启超《论湖南应办之事》1898年)

  "塞其耳目而使之愚,缚其手足而驱之为不肖,故一旦有事,而无一人可为用也。"(梁启超《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1897年)

  他论述有言论自由的辩论就会出真理:报刊"虽稍偏激而不为病,何也?吾偏激于此端,同时必有人偏激于彼端以矫我也,又有人焉执两端之中以折衷我者,互相倚,互相纠,互相折衷,而真理必出焉;若相率为从容模棱之言,则举国之脑筋比静,而群治必以沉滞矣"。( 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1903年)

  可惜爱读古书的毛泽东在掌权后忘记了曾经感动过他的梁启超,却处处拜秦始皇为师;如果"反右运动"学的是"焚书坑儒"的话,拷贝郑国渠的成功,就成了他在农业上要施展一番时的首先选择了。

  "1958年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提倡"大搞群众运动",放弃了依靠专家和正规水利工程设计的正常做法,动员全国各地的数千万农民"大办水利工程".完全忽视了水利工程严格的技术性要求和防止水旱灾害的科学论证和规划.不但劳民伤财,而且遗患累累. 华北三省的"引黄灌区工程"就是一个这样的典型例子.该工程动员了黄河下游几百万农民挖渠"引黄河水"灌溉农地,但由于当地干部不懂水利工程的基本常识,这个庞大的工程只有引水灌溉的功能,而没有排水功能,结果工程建成后地下水位迅速上升,华北平原3省几千万亩农田因而盐碱化,粮食大面积减产,农民们痛骂当地的干部.但这个严重后果已经造成,从此再也无法扭转了."(见陈实《为什么中国至今水旱灾害无穷——简评50年来的中国水利工作》)

  这一下可造了大孽,毛泽东和河南省第一书记吴芝圃的错误决策"使盐渍土面积由2800万亩增加到4800万亩,经过l0年的治理才得到恢复。例如河南省淄阳县因蓄水灌溉和发展航运,拦河梯级搭坝,壅高河道水位也抬高地下水位,县城内曾一度也要求船行走,沿岸涝碱为害,房屋倒溺,许多肥沃土地大幅度减产,甚至变为不毛之地。当时山东聊城至禹城的徒骇间塌了五道坝,河北省东风灌区的小漳河塌坝七道,黑龙港塌坝二十九道。在无排水条件下.大水漫灌,促使土壤积盐。山东的高唐、夏津本是富庶地区,素有金高唐、银夏律之称,可是在当时由于盐城危害,变成一片灰色荒野,生产力道受破坏,群众逃荒谋生,沿途所见,触目惊心。由于次生盐渍化的普通发生和迅速发展,群众对灌溉产生了顾虑,不少人有"宁叫旱死,不叫碱死"的想法。中共中央在1962年下令引黄停灌,经过总结经验教训,采取疏通排水,灌区配套等措施,才使情况逐渐好转。"(《土壤盐渍化》 王东  中国农业大学  06-02-20)

  其近距离的一线报道,直到2008年1月才得以出版,《农民日报》原总编辑张广友的精心之作《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作者于1960年作为新华社记者参加中央国家机关组织的万名干部下放到重灾区农村,亲眼目睹了山东省惠民县农民深重的痛苦,亲身感受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在广大农村造成的后患,书中写到,"近两三年来(1960年),山东的自然灾害频繁,惠民地区更加严重,由于引黄河灌溉引进的黄河水排不出去,造成全地区土地盐碱化,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再加上在舒同(山东省第一书记)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大刮"五风",反右倾搞浮夸,卖过头粮,全地区灾上加灾。去年以来不断发生粮荒,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些惨不忍睹的第一手资料在48年后的今天才得以发表出来。

  本应是人民喉舌的媒体,通通被毛泽东垄断与手中,用于遮掩他所犯的弥天大错,假人民代表照例是没有一个作声,民主党派也装着没这回事,成千上万的上告信被拦截在基层,在1959年彭德怀事件后,所有的高官也不敢顶撞毛泽东了,最高层的对话和辩论都中断了,整个中国的信息核实系统在毛泽东的肆意玩弄下渐渐彻底地瘫痪了。随之而来的是恐怖的三年大饥荒。

  1960年7月3日,毛泽东正在北戴河避暑,中南海北门外面发生了一个少有的抗议事件;湖南郴州鲤鱼江火力发电厂运煤车间21岁的女工刘桂阳,双手举着标语牌,上写着"消灭人民公社!人民公社饿死我叔叔一家六口!","打倒毛主席!彭德怀万岁!"还叫值勤的卫兵过来看,卫兵很快就把她拎进北门拷上手铐。郴州地区中级法院判了她5年徒刑,刘少奇主席看了"口供笔录"后批字:"悲惨,湖南灾情还算轻的,别的省区呢?此件交会议简报组印发。又:全党干部要大与调查研究之风,会议之后,每位领导干部都应深入农村基层,去看看那里发生的事情。" 随后指示湖南省委无罪释放了女工刘桂阳。而中南海的秘书田家英却根本不敢将此事呈报给毛泽东。(参考铁流和黄峥的资料)

  就这样,全国上上下下几亿人在信息不明的情况下,走向史无前例的大饥荒。以至于1960年春,四川荥经县凰仪公社发生了武装抢粮的事件。凰仪公社武装部长李文中,一家三口全死在路上,他看到路边、河边、山坡上,到处都是枯瘦如柴、皮包骨头的死人。实在忍不下去的情况下,他拿起了枪,率领公社部分武装民兵和勉强能走动的社员,持枪闯国库,开仓抢粮救灾民!虽然被判了20年。但他没有后悔!因为他觉得对得起自己做人的良心!他说:一个政府,最起码的事,是应该让人民吃饱饭!(《大饥荒之最:荥经惨案与"暴动抢粮"救民案》  京客 2008-03-31)

  而此时,中国懂得治理盐碱地的仅有的几位科学家们早已被毛泽东的"反右运动" 关进了劳改农场,一个是在天津南郊区的板桥农场(《板桥春秋》刘维俊2007),一个是在甘肃的夹边沟劳教农场([风雪夹边沟]  赵旭  2004 ),在那里,他们用科学的方法在贫瘠的盐碱地上奇迹般地种出了庄稼。

  1961年,史学家邓拓在他的杂文集《燕山夜话》中,写了一篇《地下水和地上水》,通俗易懂地讲解了盐碱地的成因:"只能灌而不能排,甚至于既不能灌、又不能排。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水道没有水门汀等防止渗透的设备,地上水必然会漏到地里,逐渐同地下水连接起来。这样,地下水的水位就会很快上升,把地下土壤中所含的盐分,推到土地的表层,并且蒸发到地面,于是土地盐渍化的现象就产生了。任何肥沃的农田,一旦盐渍化,如果不赶紧采取措施加以治理,而任其发展,这块地板就算毁了。再要恢复地力,还得经过相当长期的努力。" 呵!这不是揭毛泽东的短处吗?于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首当其冲,与吴晗、廖沫沙一起被诬为"三家村"成员;1966年5月18日,作为中共北京市文教书记兼《前线》杂志主编、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的他,含冤自杀而死。

  毛泽东参与的"引黄灌区工程"的错误决策,长期不为人们所知,连最近出版的黄河史和水利史上都没有清楚的记载。唯一的记录见于2003年作家任彦芳的《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P174-184.

  由于牵扯到毛泽东的缘故,无人不晓的模范县长焦裕禄所治理的盐碱地何以产生对全国人民却一直是个谜,从中小学课本到有关的书籍电影都对此避而不谈。以至于,此后的几十年内,土地盐碱化的知识未随着焦裕禄的事迹广泛传播得到普及;我国现在盐渍土有9913万公顷,(约15亿亩,而中国的耕地是18亿亩)相当部分是不当灌溉造成的。

  新疆耕地盐渍化面积约1800 万亩,占现有耕地面积约1/ 3 .宁夏河套平原现有盐渍化耕地203.4万亩,占耕地面积的40%,内蒙河套平原灌区范围内盐渍地357.6万亩,占耕地面积的50%.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

  作家李林樱2006出版的《啊,黄河….万里生态灾难大调查》一书,详细报道了全国最大的移民开发区红寺堡的土地盐碱化困境,(P80)这是进入21世纪后刚刚发生的生态决策失误:

  "缺乏科学决策,国家花的钱不少(30亿).但农民真正收益的不多,……'1236'工程也是这样.

  以灌溉为例,……支渠、毛渠却不配套,有的质量很差,有的功能不全,有的根本就是"豆腐渣",跑,冒,滴,漏,浪费了大量水资源,给浇地带来了许多不便,常常引起纠纷.

  特别令人不安的是,开发区土地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盐碱化现象,而且盐碱化的耕地还在继续扩大。在红寺堡和同心县相邻的西坡子村,经过几年的耕种后,已经有4000多亩耕地盐碱化,无法再耕种了!"

  没有民办的媒体和出版社,没有民选的议员,没有法定反对党,没有活跃的民间社团(如农会),没有自由的学术界,没有各级行政长官选举的激烈辩论,许许多多该提的问题被压制了,人民的呼声听不见了,许多科学家的意见得不到充分的传播和重视,面对执政党垄断的"立法-司法-行政-媒体-出版-教育-学术-社团"的庞然大物,人民的活力被束缚住了,腐败官僚却有作手脚的宽阔空间,制造污染无人受罚,举报污染者却连连入狱,谎言没人来追究,空话套话大话占据了各个讲台,环保法律漏洞百出,机构重叠责任不明人称"九龙治水";如果没有互联网起着象当年的自留地那样生死攸关的调节作用,真不知再有多少汉芯骗局、假虎照和奥美定祸害世人,也不知道再有多少东洲太石瓮安的怨情与怒火在暗中酝酿和等待喷发。

  3  民主制度是一个高效信息核实系统

  据说孙中山曾经感叹道:"有组织的民族数选票箱里的选票,无组织的民族数战场上的尸体。"

  确实,现代民主国家用选票代替了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刀枪火炮,用每天的辩论和渐进的改革代替了积累起来的革命性能量的大爆发,选举总统或市长,象是4年一次的运动会,象是群众的嘉年华会,在独立司法机构和立法机构的制约下,在反对党、公民社团、民办媒体的联合监督下,其实无论谁当选,他们都无法不为选民尽力工作,更何况许多政策由于有立法的指导,为行政决策分担了大部分负担。

  设想如果1957年中国就建立了民主政治制度(10项设置)的话会发生什么?百万右派就会纷纷加入了法定的反对党,被毛泽东压制的彭德怀就很可能成为它的领袖;当毛泽东要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搞冒失的水利工程时,秉承学术自由的专家就会在民办的媒体上指出毛泽东引黄灌溉计划的异想天开的荒谬之处,指出郑国渠的地质情况和华北平原三省地区的不同;反对党会就此对毛泽东的草率和鲁莽提出质疑,对工程实施的失败事例穷追不舍,对资金的浪费大做文章,进而嘲笑毛的秦始皇情结、乌托邦幻想和半瓶子醋的马克思主义,劝他改行去研究诗词和[红搂梦],因为研究错了也不会伤害到人命….

  毛泽东虽然会输给了彭德怀,但一想到不然的话会引发一次大饥荒,内心里还是感谢反对党对他的制约使他少犯一次大错误;再想到道家阴阳平衡的学说之伟大,说不定又写出几篇版权收入颇丰的哲学著作。彭德怀来当一次总统,毛泽东却成为真正的哲学家,亿万民众有幸免受一次浩劫,各方都是赢家,社会在有序的对抗中达到了和谐。

  惜哉!没想明白工业时代特点的毛泽东,实际上陷入了自己布置的信息自杀的迷魂阵,把自己、夫人、同事和人民都赶上了绝路,他至今还要被迫躺在天安门广场的中央日日受人们的责怪。

  最近汉城大学的学者研究说毛泽东的韩国血统的人,从他那一条胡同走到黑的劲头来看,八成是那么回事。

  08-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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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守道:山海关之战,非关美人,无涉卖国

  ——甲申再读之二

  1644年,农历甲申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大军在市民的夹道欢迎下进入北京,走投无路的崇祯皇帝朱由检上吊自杀。延续了276年之久的朱明王朝走到了尽头。

  王朝的更替,在中国并不鲜见。但明朝的灭亡却不是以往王朝更替的简单重复或翻版。明朝的灭亡,显得更窝囊、更可笑、更令人不齿、更让老百姓拍手称快、更使不少后来的汉人感到汗颜。

  1644年农历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定国号大顺,建元永昌。李自成任命了军师、丞相及六部尚书,俨然成了一位国君。并开出了"三年不纳粮"的空头支票,以换取农民的支持和拥护。随后,他带领大军向北京进发,一路上夺关斩将,所向披靡。由于朱明王朝的极度腐朽和不得人心,李自成的军队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很快就占领了山西全境。

  基于这一情况,崇祯分别于正月十九日、二十一日,两次表示想调吴三桂进京剿匪。但他自己又要吃鱼,又要避腥,不肯直说。他要大臣们先提出来,再由他批准。这样,如果这一决策出了问题,他就可以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从而使自己始终保持英明、伟大、正确的形象。大臣们因为有前兵部尚书陈新甲被杀的前车之鉴,不敢承担放弃三百里国土的道义责任,谁也不肯开这个口。二月二十七日,李自成大军逼近北京。崇祯在文华殿召集群臣,再次提出调吴三桂进京,"征求"大臣们的意见。大臣们个个装糊涂,仍然不愿明确表态,只说请皇帝定夺。崇祯只能在肚子里生闷气。三月初四日,急不可耐的崇祯,终于在没有任何人建议的情况下,加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初六日,亲自下令放弃宁远,调吴三桂、王永吉、唐通、刘泽清率部保卫京师。旗帜鲜明地践行"宁赠外贼,不予家奴"的统治理念。崇祯对吴三桂等人先升后调,分两步走,其意图非常明显。一是给这些将领升官进爵,让他们对自己心怀感激,尽心效忠;二是这样做显得从容不迫,可以掩盖自己急迫慌乱的心态,打肿脸充胖子。当时既无电话、电报,又无火车、飞机,崇祯的圣旨几天后才到达宁远。吴三桂接到命令后,布告民众,召集队伍,收拾辎重,告别宁远,撤向北京。由于当地民众害怕遭受满清的蹂躏,举家随军南迁,以至军民人数达五十万之多。难民们扶老携幼,还要带上些坛坛罐罐,行军速度因此受到影响,十六日才进入山海关(已经是够快的了)。二十日到达丰润时,李自成已于先一天攻克了北京。吴三桂接报,仰天长叹。无奈之下,只好在山海关驻扎。

  李自成攻克北京之前,吴三桂是宁远的守将,职务是辽东总兵。1643年9月,清辅政济尔哈朗率军攻明,很快就占领了中后所、中前所、前屯卫。当他以破竹之势攻打明朝在关外的最后一个据点宁远时,却因吴三桂的抗击而兵败城下。吴三桂据守的宁远,是满清占领区中唯一的孤岛。拿现在的话来说,是满清地盘上的一个"钉子户"。在洪承畴、祖大寿等明朝高官业已降清并受到重用的情况下,多尔衮以高官厚禄诱吴三桂投降。吴三桂不为所动,断然拒绝,坚守了做人的底线。

  吴三桂的部队,是明朝政权仅存的一支足以让李自成和多尔衮生畏的武装力量,有"宁远铁骑"之称。无论是李自成还是多尔衮,谁得到了吴三桂的支持,谁就为自己的最终胜利增加了一枚分量极重的筹码。而此时的吴三桂何去何从,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李自成的谋士李岩,对这一点看得非常清楚,极力主张招降吴三桂。李自成令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写了一封亲笔信给吴三桂,劝其归降。吴三桂的忠孝观念很强。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不得不接受崇祯已死、明朝已亡的现实。最后听从了父亲的劝告,带领部队前往北京。然而,没想到部队刚到滦州,吴三桂就听到从北京逃出来的难民反映,大顺军在北京大肆拷掠。吴三桂的家产被大顺军抄没,父亲被大顺军拘押,还受到严刑拷打。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也被大顺政权的二号人物刘宗敏霸占。吴三桂听后,顿时义愤填膺。一个刚刚还花言巧语诱其投降,转眼间连自己的生命、财产都得不到保障的政权,一个以烧杀抢掠为能事的政权,还值得为之效命吗?吴三桂于是退回山海关,命全体将士换上白盔白甲,宣布与李自成决一死战,为君父报仇。李自成见吴三桂不肯投降,亲率十余万大军,试图消灭吴三桂这支部队。吴三桂于是致书多尔衮,请求支援。结果,在一片石战役中,吴三桂与清军对李自成内外夹击,将李自成打得落花流水。四月二十八日,李自成逃回北京。二十九日,李自成匆匆举行了一个滑稽可笑的"登基典礼",过了一天的皇帝瘾。三十日即仓皇逃离北京。从此一蹶不振,在吴三桂的追击下,节节败退,重蹈了崇祯身败名裂的覆辙。一年后,李自成在湖北九宫山被杀身亡,时年三十九岁。

  五月二日,多尔衮成了紫禁城的新主人。

  明朝灭亡,有不少人感到惋惜。有的人甚至对崇祯深表同情,说崇祯不是亡国之君,说崇祯艰苦朴素、日夜操劳等等。还有人认为,清朝取代明朝,是吴三桂引清军入关的结果。认为吴三桂是汉奸,是卖国贼,是历史罪人。持这些观点的人,有的是由于对明朝的历史不够了解;有的是轻信所谓的"崇祯遗诏",不知道"崇祯遗诏"纯系伪作;有的是受到了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的误导(该文中有"崇祯很博得后人的同情"一语。该文受到毛泽东的推崇,曾一度列为干部必读的学习文件,流布甚广);有的是大汉族主义观念的不自觉的反映。其实,当时的极大多数中国人(主要是汉人),对于明朝的灭亡,是乐观其成的。事实上,真正灭亡明朝、逼死崇祯、焚烧皇陵、大规模屠杀朱明宗室的,就是以李自成为首的汉人武装(有传说李自成是党项民族拓拔氏的后裔,其先祖在唐朝时赐姓李。但证据不足,存疑)。而此前的满清政权,虽然也反明,但明朝政权曾多次与它提出善意的和谈,还几度被视为抗击李自成的盟友。而李自成、张献忠等人领导的汉人武装,则从未享受过明廷类似的待遇。

  满清入主中国,是不是吴三桂"引清军入关"促成的?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不先回答下面两个问题:

  一、如果吴三桂不引清军"入关",即吴三桂守住山海关,不让清军通过,清军能不能进入中原?

  二、如果吴三桂不"引"清军入关,即吴三桂坚决抗击清军,一如既往地成为清军的死对头,清军能不能打进中原?

  史书记载:

  1629年,皇太极经热河大安口和龙井关进入内地,占领遵化,攻克蓟州,围困北京。清军的劲敌、一代名将袁崇焕,就是在这次战役中,因皇太极使用反间计,被崇祯杀掉。

  1632年,皇太极经由蒙古进军,直抵张家口,"列营四十里",炫耀武力,迫使明廷媾和后退兵。

  1636年,阿济格经居庸关进入河北,一路势如破竹,克城12座,俘获人、畜十几万后经冷口关北还。

  1638年,多尔衮由青山关、岳托由墙子岭入关,在华北大地横冲直闯,攻下包括济南在内的一府三州五十七县。卢象升、孙承宗兵败阵亡。清军掳去五十余万百姓和大量财物,满载而归。

  1642年,阿巴泰率军从墙子岭入关,直扑山东,攻陷兖州、登州、莱州等八十八城,掳去百姓三十六万、黄金一万二千两、白银二百万两,然后由原路回师。

  以上事实说明,山海关从来没有成为清军入关的障碍。山海关是否牢固,吴三桂是否开关,对清军来说,无关紧要。清军进关的通道实在太多了。以上事实同时还说明,无论吴三桂对清军采取什么态度,都不妨碍清军进入中原。明亡之前,明朝除了吴三桂的部队之外,另外还有几十万部队。吴三桂的部队,加上另外的几十万部队,尚且不能消灭清军,不能抵御清军的进攻,不能阻止清军包围北京、侵扰华北。明亡之后,仅凭吴三桂的一支孤军,能阻挡清军入关?吴三桂早在1631年即被崇祯任命为辽东总兵,驻守东北。如果吴三桂有能力消灭清军,他早就把清军消灭了,用不着等到现在。

  可见,"吴三桂引清军入关,促成了满清入主中国",是舍本逐末之说。持此说的人,只看见问题的表面现象,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满清能不能入主中国,不在于吴三桂有没有守住山海关,在于当时的中国有没有足够强大的政治力量遏制和抵御满清的入主。甲申年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有三大政治势力:明朝、大顺和满清。明朝早就用自己屡战屡败的事实证明,它(吴三桂是它的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远不是满清的对手,并且在甲申年三月十九日彻底出局。能够逐鹿中原的,就剩下大顺和满清了。大顺能阻止满清入主中国吗?看看它在北京的所作所为,看看它怎样用人,看看它在山海关之战中的表现,看看它最后的结局,其结论也就不言自明了。

  满清人统治中国,使许多汉人愤愤不平。满清的"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政策,更使汉人觉得是奇耻大辱。满汉间的民族矛盾从此越积越深。有的人就把心中的怨愤发泄到吴三桂身上,认为是吴三桂帮助了满清,成全了满清。骂吴三桂是汉奸、卖国贼。

  其实,吴三桂联清抗李,完全是李自成逼出来的,是吴三桂自保和复仇的唯一选择。是任何一个有理智、有自尊心、有忠孝观、有正义感的血性男儿,在当时的情况下都会作出的必然选择。吴三桂所作的选择,不但得到了全体将士(基本上都是汉人)的支持和拥护,并且得到了南明政权的表扬和嘉奖。多尔衮占领北京以后,被后世誉为民族英雄的南明弘光朝兵部尚书史可法,给多尔衮写的一封信中,就有这样的句子:"大明国督师、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史可法顿首谨启大清国摄政王殿下:……忽传我大将军吴三桂假兵贵国,破走逆成。殿下入都,为我先帝、后发丧成礼,扫清宫阙,抚戢群黎,且免剃发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举动,振古烁今,凡为大明臣子,无不长跽北向,顶礼加额,岂但如明谕所云感恩图报已乎!谨于八月,薄治筐篚,遣使犒师,兼欲请命鸿裁,连兵西讨……贵国昔在先朝,夙膺封号,载在盟府。后以小人构衅,致启兵端,先帝深痛疾之,旋加诛僇,此殿下所知也。今痛心本朝之难,驱除乱逆,可谓大义复著于《春秋》矣……贵国笃念世好,兵以义动,万代瞻仰,在此一举……今逆成未伏天诛,谍知卷土西秦,方图报复。此不独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贵国除恶未尽之忧。伏乞坚同仇之谊,全始终之德,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成之头,以泄敷天之愤。则贵国义闻,照耀千秋,本朝图报,惟力是视。从此两国世通盟好,传之无穷,不亦休乎……法处今日,鞠躬致命,克尽臣节而已。即日奖帅三军,长驱渡河,以穷狐鼠之窟,光复神州,以报今上及大行皇帝之恩。贵国即有他命,弗敢与闻。惟殿下实明鉴之。"

  如果说吴三桂联清抗李是汉奸、卖国贼,那么,史可法岂不是更大的汉奸、卖国贼?何况,那个时候,只有天下之说,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的概念。谁当上了皇帝,谁就得到了天下。实行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水之滨莫非王臣"的通则。明亡之前的中国,是朱元璋家族的。"国"只有朱家人有权去卖,就像清朝只有慈禧太后才有权把台湾割让给日本一样。甲申年的吴三桂,还没有卖"国"的资格。满清人也不承认谁是卖国贼,谁把国卖给了它。满清人牛气十足地说,天下是它自己凭本事打下来的,谁的情都不领。

  不错,吴三桂是明朝的重臣,按照儒家的传统观念,他应该为明朝效忠,不应该与满清为伍。但我们不应该忽略两个基本的事实:第一,明亡之前,明朝曾多次主动与满清谈判,没有把满清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吴三桂联清抗李,并不违反明朝的基本国策;第二,吴三桂联清抗李之时,明朝已经灭亡。当时的吴三桂,已经成了丧家之犬,效忠的对象没有了。

  有人把明朝的灭亡定在南明永历帝朱由榔被杀的1662年。这只是一厢情愿的说法。真正的明朝,即朱元璋开创的那个明朝,由朱家人说了算的明朝,在甲申年三月十九日已经不复存在。从那一天开始,华夏大地已经不再是朱家的了。后来的南明,只是满清来不及占领的一片土地而已。南明的皇帝,既不是朱家人自主产生的,也不是按照传统程序继承的。南明的皇帝,只是少数人用以招摇的一面旗子,一颗推销狗肉的羊头,一件自编自演的道具而已。他们不但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自己的生死存亡都操在他人之手。南明与明朝,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明朝灭亡以后的中国将由什么人统治,甲申年三、四月间还没有人知道。多尔衮、李自成、吴三桂都不知道。此前,多尔衮只想扩大一点势力范围,只想多获取一点财富,胃口还没有大到把整个中国全部吞下;李自成想当皇帝,但信心不足,本领有限。进了紫禁城,看到一个死崇祯还诚惶诚恐;吴三桂则根本就没有这个念头。事情太突然了,太复杂了,谁也没有掌握足以预测将来事态变化的信息。但紫禁城中空着的那把龙椅,给人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谁都可以试试自己的运气和身手。谁最有能耐,谁就可以笑到最后。

  由于引发吴三桂联清抗李的原因中,有陈圆圆被刘宗敏霸占这个因素。又因为吴伟业的《圆圆曲》中有"冲冠一怒为红颜"的诗句。有人便说吴三桂是因为陈圆圆而联清抗李的。这显然带有戏说的成分。综观吴三桂这个人物,他的主要志趣是在政治和军事方面,没有多少证据能够证明他是一个好色之徒或纨绔子弟。他长年驻守宁远,是宁远驻军的最高指挥官,但他并没有把陈圆圆带在身边。这就说明,陈圆圆在他心中的分量是不那么大的,更不可能大到仅仅为她而做出不顾一切的举动。

  满清代明,不少人感到遗憾,是因为堂堂的中国,人口几亿的汉族,被一个人口很少的少数民族满族统治,面子上很不好看。这是事后的遗憾。如果当时的明朝不是那么腐败无能,如果当时的汉族能产生一个足以与满清抗衡的政治力量,如果李自成占领北京之后,不是集中兵力去打吴三桂而是联合吴三桂抗击清军,甲申年的中国,就肯定是另一番模样。然而,历史是不可能假设的。朱明王朝不可能不腐朽,朱明王朝统治下的中国,不可能产生足以与满清抗衡的政治力量,李自成式的人物也注定了不可能联吴抗清。于是,该发生的就都发生了,这就是历史的逻辑。

  令中国人遗憾的事情太多了。而在令人遗憾的事情发生之后,不去反思,不愿反思,拒绝反思,则是双重的遗憾。

  山海关之战,非关美人,无涉卖国。山海关之战,只是历史洪流中的一朵小小的浪花。

  电子邮箱 zolotang(at)yaho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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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July 26, 2008

路平:救市,是政府的天职

  最近,美国引发全球金融震荡的新次贷"两房(房地美/房利美)危机"终于迫使美国政府祭出了行政干预的"铁腕"。美国财政部和证交会"双剑出鞘",对有关此案的房产贷款、股票交易作出了一连串的限制政策和强制规定,打出了政府直接出手的"组合拳"。看来,随着次贷危机的蔓延,美国以往降息、注资等市场化手段将逐渐被更严厉、更强势的政府救市行为所取代。

  美国政府断然入市干预本国的金融市场进行救市的消息,却令我辈大惑不解。因为在我们国内,那些经济金融学界的专家、学者、"精英"人士在一段时期内一直在反反复复地告诫国民,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非常"成熟",股市的市场化程度也很"高",这些国家尤其是美国股市的调节和发展靠的是市场化手段,因此我国的市场经济包括股市的发展也应向美国"看齐",唯欧美马首是瞻。在他们摇唇鼓舌,推波助澜之下,似乎政府的救市行为逐渐被描绘成象"小媳妇偷汉子"那样见不得人,以至达到"谁救市谁无能"的极端。

  足球赛场激烈对抗的双方中,如果一方发生冲撞或故意加害于对方,裁判就必须果断地及时警告或严厉制裁。假如这个裁判有意"不作为"甚至吹"黑哨",比赛就很可能演变成"比武"了。我们都知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根本原则是公开、公平、公正。但仔细分析,"三公"原则的具体要求对象是有所不同的。拿股市为例,"公开"、"公平"一般是对股市所有参与者、相关者来说的,例如政府的政策法规、上市公司经营信息、股东权益、市场的买卖交易等等都必须充分透明、对称、合理和平等。搞"内部消息"、发布虚假信息、暗中交易、恶意圈钱或坐庄、私下利益输送等等都是不允许的。而"公正"则完全是只对政府的要求,即政府必须当好一个公正的"裁判"。只有政府的管理有效,监督到位,以及在市场出现异常的或者违反公平、公开的情况下象球场裁判那样果断出手干预,股市才能真正实现高效、和谐、稳定、健康。道理很简单,因为股市是你开办的,你就必须负责任。

  中国的股市是踩在别人的肩膀上而建的,一共才走了18年。我们当然希望股市尽快"成熟"起来,依法治市走向市场化,政府的行政干预越少越好。但是这不能绝对化。正因为我们的股市只有18岁,正因为是"新兴加转轨",也正因为是"摸着石头过河",因而我们的股市存在着结构设计不规范、权益不公平、法制不健全、执法不严厉、市场各方素质不成熟等等诸多难以避免的矛盾和缺陷,股市才会忽冷忽热暴涨暴跌,才会出现许多不尽如人意的现象,才会引发政府的频频出手干预。客观而辩证地看,这也没什么不对,也非不"正常",更谈不上是不"光彩"。一个政府出手救市,本来就是该救则救,不该救则不救。股市非理性下跌得离谱了,要救;股市泡沫堆满了,也要救。这是政府行使有效管理公正监督的题中之义,天经地义而无可指摘。更何况,要说起"政策市",那我们不禁要反问一句:"政策市"怎么啦?当今世界经济哪里有不用救市的世外桃园?哪一个国家的政府不在股市的"节骨眼儿"上毅然挺身而出?

  那些嘲笑"政策市",反对政府"救市"的专家学者、"精英"人士的理由是"买者自负",股市就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买了套住了是他自己的事,为何要"帮",有什么可"救"的?在他们看来,如果跌惨了就"救市",那就会形成对政策的"依赖性",养成动不动就要政府救市的"坏毛病"。此言虽貌似"公正"、"科学",然却大谬也。一个"以人为本"的政府,要维护本国经济生活的正常秩序,维护市场的"三公"和稳定健康的发展,就必须在制定政策法律,监管市场运行,履行自身职责的时候,自觉向市场的弱势群体倾斜,保护绝大多数人的利益。通俗说,就是要站在绝大多数人的一边。例如,在劳动力人才市场上,为了保护因国民经济体制改革、转型而下岗失业的众多的大龄劳动者,我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先后制定了再就业、"4050工程"等强制性政府扶持政策,甚至由政府"买断"社会公益岗位专门拨给这一弱势群体;在房地产市场上,当楼价涨得让老百姓望尘莫及、叫苦连天的时候,我们的政府不就果断出台了限制商品房土地供应,兴建大量限价房和实行廉租房等等一系列政府干预措施了吗?这都足以证明,"以人为本"实质上就是"以穷人为本"。把这一理念应用到股市上,那么股市中的弱势群体无疑就是绝大多数的中小股民。当股市非正常暴跌,他们的财产非正常蒸发的时候,救一下他们,帮他们一把,怎么在我国就成了不正常、不光彩了呢?对一个只有18年的新兴股市,对一个拥有世界最多弱势群体的投资市场,鼓动政府东施效颦,当"甩手掌柜",这究竟安的是什么心?

  我们再给"买者自负"的荒谬言论打几个形象的比方。在足球赛上,当甲方球员被乙方冲撞或故意伤害时,裁判竟对甲方受伤队员说:"这是你自己站位不好,谁让你见到他不躲一下呢?"一场球赛有这样的裁判非闹出人命来不可。再如,当地震发生后,面对废墟中幸存者渴望求助的眼光,有人竟对他说:"你要有信心,生活是美好的,但我却不能救你,因为都是你自己不好,谁让你住在这房子里呢?我救你,你自己就不肯努力了,产生了依赖性,所以我不能惯你这个坏毛病。"听一听,这还象是人说的话吗?

  美国政府的救市行为不仅让我们大开眼界,也使人知道了"救市"的本质含义,更让人看清了那些危言耸听"忽悠"国民,"忽悠"政府的所谓专家学者、"精英"人士。他们,不是别有用心的既得利益者,就是只有"半瓶子醋"的庸才和蠢才。

  那么,目前我国股市该不该"救"呢?笔者以为,不仅应该,而且已到了刻不容缓。眼下就有一个例子。7月下旬,"宁波银行"的6亿多股大小非解禁上市。如果减持抛售,仅这家地方银行内就将造就出1000名千万和百万富翁。而这场财富盛宴的得益者的持股成本仅1元,目前流通股股价是10元,最高曾达到32元。这不是公开的掠夺是什么?在光天化日之下,中国股市竟然还有这等令人咋舌之事。更严重的是,中国股市象"宁波银行"那样的"老虎机"还有1.2万亿股!他们正虎视眈眈等着涌入二级市场演绎疯狂的造富神话。这难道是公平、公正的吗?难道这就是落实小平同志"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构想的具体实践?正因为这种严重的不公平导致半年多来的市场急速暴跌,也打破了整个股市供求关系的平衡和广大中小股民的心理预期。股市是大家的股市,股市坏了市场参与各方乃至整个国家都受其害。世界上的一切不和谐都是由于不公平而引起的。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将最终决定这个社会的人心向背。大小非减持已成为干扰金融市场秩序、祸害中国股市根基的最大"元凶",目前正是到了"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时候了。救市不仅是政府的天职,也是"责任政府"的应尽义务。

  在近来的报道中,我们不断看到随着半年多股市的急跌,大小非减持抛售也逐月降低的数据。这种引证的目的无非是想说大小非减持的压力并不大。可是他们却偏偏没有想到,大小非也是人,当然"老鼠爱大米",大米越多越好,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股价急速下跌直至腰斩,自然也就抑制了大小非的兑现冲动。这不是很容易就明白的吗?能说明什么问题呢?在股市低迷到如此地步的今天,拿这种本末倒置的说法来"忽悠"欲哭无泪的中小股民,是不是脑子进水了?哪一天,股市涨起来了,你再看看大小非减持的数据会不会"逐月下降"吧,股民人心思涨,大小非也等着这一天呢。

  我国已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但我国股市的暴跌幅度却也是世界第一。中国股市的此波下跌决不同以往,我们真应该用冷水浇醒脑袋好好想一想究竟是什么原因了。

  2008年7月21日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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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真相

本文以最浅显得道理阐述经济的原理,进而阐述经济的真相。没有深奥的学术理论,还事实以清白,真相只有一个,让我们擦亮眼睛,洞观今天发生的一切。

我不是经济学家。本文在以下几方面阐述中国经济的真相。
1、什么是经济发展?
2、什么是对外贸易?
3、什么是通货膨胀?
4、房价能绑架中国经济吗?
5、房价和通货膨胀有关系吗?
6、房价高涨的原动力是什么?
7、房价一直涨下去,开发商会笑还是会哭?什么情况下会笑?什么情况下会哭?
8、坐在华尔街办公室的财团们是如何吸干中国山区一个农民的血汗的
9、在有关这场围绕房价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各方博弈中可能选择的中庸路线

1、 什么是经济发展?
简单的讲经济发展就是有钱,但钱从何来?钱只能印出来。那么到底是什么使印钞机不停的运转?

  假设一个岛上有1000口人,与世隔绝,人与人之间交换物品过活,但有时候你手里用来交换的东西不一定就是对方想要的,怎么办?于是人们就用都喜欢的金银作为交换的东西,于是交换方便了。但金银要磨损,携带也不方便,当交换活动频繁时,发现这个东西太繁琐,限制了交换活动,于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想了一个办法,就是由岛上的管理者发行一种符号,用它来代替金银,于是钞票出现了。
......

 银行的出现,能保证交换活动更持续的进行,大家都拼命的生产,岛上的东西越来越多,银行根据产品的生产数量,不停的印制钞票,以保证交换能更深入的进行.

2、什么是对外贸易?

  有一天岛上的人发明了船,......

3、什么是通货膨胀?

有一部分聪明人开始怎么才能把钱弄到自己手上,他在海边捡了一颗石子,说这个石子值100万快钱,把它卖给了一个人,这个人觉得整个岛上的钱加一起也没有100万啊,怎么办,于是向钱庄借,钱庄也没有这么多钱,于是把印钞机打开,印了这100万,借给了他买了这个石子。然后这个人开始卖这个石子,100万卖给了第二个人,由于第一个卖石子的人把钱花了,所以岛上的钱多了,所以这一百万可以筹集到,多买些产品就有了。但当把这个石子以200万转让的时候,钱庄只能又印了100万钞票,就这样钞票越印越多,可是当这个石子不停的流动转让时,大家并不觉得岛上的钱多,产品价格还是原来的那样。可是当这个石子不流通或流通的慢时,大家觉得钱多了,可是如果当持有石子的人把它扔到大海里,那就等于岛上凭空多出N多个100万来,怎么办,央行最害怕的就是这颗石子没了。它没了岛上产品的价格就会飞涨,就会通货膨胀。那么持有石子的人就绑架了岛上的经济。

4、房价能绑架中国经济吗?

中国的房地产已经使中国央行发行了太多的人民币,如果房价下降,等于把那颗石子投进了海里,那么多印出来的钱会使中国产品价格飞涨,会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
 看似房价与石子毫无相干,可是他们的属性是一样的,就是价格和价值严重的背离。实际上房地产的崩盘受害最大的并不是中国的商业银行,而是整个中国经济体系。为什么政府迟迟没有把房价降下来,不是降不下来,如果真想降房价,只需要一道政令,房地产价格会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可是后果谁能承担,严重通货膨胀谁来负责?
房地产业已经绑架了中国的经济,是无可置疑的,是客观实在的,没有人能改变。
不管谁是总理,廉洁也好,贪污也好,都希望社会和谐,可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5、房价和通货膨胀有关系吗?

 可更棘手的问题还不仅仅在这里。如果降房价,面对的是马上的通货膨胀,可不降房价,那么面对的就是更严重的通货膨胀,何去何从?
  所以最可靠的办法就是稳定房价......
可是为什么房价不稳定而且更加的疯长呢?难道是开发商与政府在博弈吗?告诉你在中国没有人能和D叫板,几个肚子大点的开发商是没有这个实力的。实际上是幕后的另一只黑手在和中国政府博弈,这支黑手就是外资,以美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攫取中国人民血汗的黑手。

6、房价高涨的原动力是什么?

 使房价上涨的动力很多,房价上涨对其有利的人就是动力之一,比如:为了GDP和个人利益的地方政府、为了赚钱的开发商、炒房族、以至于买了房的所谓"房奴"都是是房价上涨的动力,可是最大的原动力不是这些,是外资,是美国的以攫取超额利润的各大财团。
  ......
可是在中国的房地产业,这种规律似乎不起作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忽视了一个参考范围的原因,如果以中国经济本身而言确实打破了这个规律,可是目前的情况是有一股力量在维持着房地产业的价格,即托市,那么谁在托市呢?
 谁能在房地产业失控能得到巨额利润的人就是托市的人。
  讨论这个问题前,现看一下中国的外汇储备情况。......外汇储备的增长速度明显大于GDP的增幅。显然不是挣来的,那么除了挣来的一部分,那么就是所谓的"国际热钱"的涌入,而国际热钱的涌入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取得高额的回报。
  国际热钱进入中国市场后,首先要兑换成人民币,那么一下子哪有这么多人民币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印钞机没日没夜的工作,然后这笔钱用来托住已是烫手山芋的房地产市场,就是拼命的投资房地产业,当房地产价格因背离价值而向下波动时,通过托市再把它抬高,反复如此,给人的表象就是房产价格决没有偏离价值。导致房价越涨越高。
  而开发商呢,他们一到房子将要卖不出去的时候,就有人出高价买下来,他们怎么会降价,如果没有这部分资金在运作,别说是开发商联盟,就是全国只有一个开发商,价格也会降下来,没有人买了,难道等房子发霉吗?

  那么外资持有这么多高价房产做什么?不怕砸到手里吗?
 不怕!为什么呢?在这个资本运作的过程中,有一个冤大头在最底下接着呢,是谁呢?就是中国的商业银行,由于火爆的房地产市场,一流的流通性,近年来没有看到任何萎缩的迹象,放了贷款就盈利,为什么不贷款呢?没有理由不放贷款。
 加之中国老百姓买房的心情,外资可以轻易的把高价房转嫁到中国的银行和消费者身上,连炒房的农民都能赚到一杯羹,职业的外资会赔钱吗?

 7、房价一直涨下去,开发商会笑还是会哭?什么情况下会笑?什么情况下会哭?

  在中国政府近几年来密集的几十道金牌的调控下,房价还是如脱了缰的野马一样狂奔不止。暂且不论何时能停止上涨的势头,毕竟房价在目前还是上涨的,所以我们就看看房价上涨不止会带来什么。
  首先:由于GDP上涨,中国政府为了维持上文说的"保持产品交换的继续"要不断地投放人民币,即开动印钞机。只要房地产这个石子还没有投入到大海里去,还有一定的流通性,那么就不会有通货膨胀的发生。
  其次:开发商会在这个过程中也赚取巨大的利润。
  再次:能看到的是,炒房族会赚钱、所谓的买房的"房奴"会增值。
  都赚钱!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到底谁亏了呢?钱从哪里来呢?如果你是有炒股的经验就会知道,如果投资价格和价值背离的商品,你赚的钱就是别人赔的钱,那么套用到房地产上,就是买房自住的人,现在看似增值,那是镜中月、水中花,你不变现就不是你的。再有就是当价格完全回归真实价值的时候,有时甚至会到真实价值一下,被高价房套住的投资者。还有一个就是开发商!
  为什么说开发商也有赔钱呢?......
所以一旦房价回归真实的价值之时,就是有一大批开发商崩溃之日。这个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和任何行为为转移的。如果现在有开发商逃离房地产业的角斗场,那么跑得慢的就是最后的输家。如果都不跑,就像击鼓传花一样,最后拿到接力棒的就是接盘者。有句话叫:"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也许只不过是方式不一样,看谁的运气好而已。
  可是现在却没有任何的开发商赔钱的迹象,......

8、坐在华尔街办公室的财团们是如何吸干中国山区一个农民的血汗的"

Mao.ZD说过:"帝国主义没有睡大觉,而是天天在蠢蠢欲动,在图谋不轨,想达到他们的罪恶目的。诚然他们的气焰的确没有以前那么嚣张,但他们确实在活动着。"是不是冷战结束就代表着人类的和平得以实现呢?"一句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就能掩盖帝国主义噬血的本质吗?人人平等的理念是对的,但它只不过是帝国主义用来欺骗人们的伎俩罢了,说到和做到永远是两码事。

  很明显,中国人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就是财团们最乐见的结果。先做个假设,比如国际热钱在投资的中国房地产领域里上演最后的疯狂后,然后把房产成功解套全部变现,如果此时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达到美国预期最高时,汇率是热钱逃离时需要相乘的那个倍数,会发生什么谁都能想到,所有热钱会一夜之间全部兑换美元逃离。财团们会赚得沟满壕平,中国市场上除了钱就是钱,能遮住天的大把人民币将成为中国人民的噩梦。
  这是中国人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也是财团最乐见的结果。近期美国不断的通过政治、贸易等手段逼迫人民币升值,而中国政府迟迟不升值或小范围的升值,远远没有达到美国政府的预期,这是在出口处的中美之间的博弈。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顺便提一句,如果真的这个升值预期达到了,中国楼市将重演日本上世纪90年代崩盘的历史。只是那时中国经济也会像日本一样进入一个连续低迷不振的不归路。
 在这种攸关民族生存的问题上,政府会坐视不管吗?就算是退一步来讲,一个完全不负责任的政府遇到这种情况,因为这个资本运作同时也极大侵犯了政府的利益,也会拼命反搏的。

9、在有关这场围绕房价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各方博弈中可能选择的中庸路线
  我一直相信:物极必反,中庸,是老祖宗留给后人解决棘手问题的杀手锏!
  ......
  所以中庸才是解决棘手问题的杀手锏。极端、盲目、冒进是要不得的。

  针对如何解决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绑架问题,就要围绕问题的关键部分一步步地施加反作用力,然后一举成功,才是正道。

 第一个关键的部分就是汇率,... 第二个关键是限制资产流动性,...。

 不管你看到没看到,这已是最后的疯狂,我们从两方面来分析:

  第一,如果这场博弈以外资胜利而告终,那么中国经济将步日本90年代持续下滑的深渊,由于外资撤走,房市赖以生存的支柱坍塌,房价会一落千丈,可到时候不管是开发商还是老百姓都将承受经济下滑之苦,持有的货币迅速贬值,即便房价落下,也不一定买的起。这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不可接受的,也是无法接受的。

 第二,如果外资以失败而告终,即在汇率上把住出口,让房价回归真实价值,把外资同样套在中国,这才是胜利的前提。那么以美国财团为首的帝国主义噬血者必将疯狂报复,会在投资、出口等各方面对中国施加压力。我们今天人民币升值没有达到美国预期,已经导致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受打压,进而引起了众多的贸易摩擦,由此可见一斑。我们知道,经济发展的三套马车是,投资、出口和消费,在投资、出口领域遭到报复会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但我相信不会影响我们的发展速度,别忘了还有一套马车是"消费",房价下降后,如果你是爱国者,请现在保护好你的钱包,到时千万别羞羞答答,要果断地出手买房,中国经济会在消费领域异军突起,继续独占世界经济引擎的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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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July 25, 2008

韦大林:告别“官主”,走向民主

  最近,深圳推出"政改新政",贵阳又实行县(区)委书记"公推竞岗",一时间东西互进,煞是热闹,也引来一片赞扬之声。有人称之为"破冰之举",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有人认为是民主政治改革的"历史性跨越"。

  其实,无论深圳还是贵阳的"政治改革",虽然在选拔官员上为避免"一个人说了算"和"暗箱操作",确实有了一定的改进,但也只是对原有"官制"进行的一种技术性修补,与"老百姓说了算"的民主政治并无多少关系。

  民主政治的灵魂是"主权在民",确认公民在选用公职人员(官员)等国家政治生活中享有平等和至上的权利(力)。也就是说,任何公民都有资格成为公职人员的候选人,而不应有身分、地位、财产、教育程度上的歧视;任何公职人员(包括国家和地方领导人)的选用都必须经过一定程序得到全体公民的授权和"同意"。民主政治的国家权力制度和官员选用制度应当充分体现"公民权利(力)平等和至上"的原则。

  然而,深圳和贵阳的"政改",规定官员的候选人必须是达到一定级别的官员,候选人由官方指定的"各界代表"和"评委"加以推举、评判和投票,最后由官方的上级党委经过考察、研究和票决后正式任命。从候选人的确定到最后任命,"政改"的官员选拔并未脱离"少数人选少数人"、"官员选官员"的"官主"套路。至于候选人的演讲和答辩在电视中直播,虽然多少尊重了民众的"知情权",但民众也只是充当了一次"看客"而己,既无实质性的"参与权",更无"说了算"的决定权,又怎能算"民主"呢?

  深圳的"政改"方案中提到了居委会要实行"直选"。"直选"似乎是"民主",但既无立法权也无行政权,只能管"打扫卫生"、"防火防盗"之类生活锁事的居委会并非国家"主权"机关,"直选"居委会与"主权在民"的民主政治其实根本不搭界。

  如果一种政治制度使公民只能充当选拔公职人员的"看客",只能享有"打扫卫生"等事务的"权力",这样的制度能算"民主"制度吗?这样的公民能叫"公民"吗?

  有人说这是一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民主"不适合于中国。

  民主虽然曾经是资产阶级反抗封建专制的旗帜,但民主并非资产阶级的专利,而是人类在反抗一切特权和专制的斗争中创造出来的共同文明成果和普世价值。民主的基本内涵是"主权在民",在这一点上并不存在姓"资"姓"社"的区别,所谓"西方资本主义民主不适合于中国"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各国的"特色"是相对于"基本内涵"而言的,否定了"基本内涵","特色"也就毫无意义了。"社会主义的民主"或"中国特色的民主"如果去掉公民社会"主权在民"的基本内涵,什么都可能是,就一定不再是"民主"了。

  有人说"中国人的素质差",实行民主就会发生"动乱"。

  以前也有人用"市场经济"吓唬中国人,说实行市场经济就会"亡党亡国"。事实与他们说的恰恰相反,市场经济不仅未"亡党亡国",反而"兴党兴国"了。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的本性(素质)是在一定经济、社会关系中形成的。如果人的"素质"出了问题,就应该从代表一定经济、社会关系的政治制度上找原因。专制统治使人成为顺民(奴才),同时也在积累对立和仇恨,"顺民"随时有可能由于"官逼民反"而成为"暴民"、"乱民"。须知那"载舟之水"同时也就是"覆舟之水"。金圣叹评《水浒》说:"乱自上作也"。一语道破中国社会"不稳定"和"动乱"的根源不在"民"而在"官",在皇权专制制度。不久前发生在瓮安县的"打砸烧"事件,再一次证明了中国社会的"动乱"是源于"对人民专政"的专制统治。

  明明是专制统治使"顺民"成为"暴民"、"乱民",使中国社会兵连祸结、内斗不己、乱象横生。一些人却"恶人先告状",硬把中国社会"动乱"的根源强加在从未在中国真正实行过的民主制度上,强加在毫无根据的"中国人素质差"的虚妄论断上。难道忍气吞声地在专制统治下当臣民和顺民就是中国人的永恒宿命。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种"主权在官"、"主权在君"的"家天下"专制社会,君权是官权的集中代表,官权是君权的爪牙延伸。国民党虽然推翻了清朝"帝制",却"以俄为师",建立起"以党治国"的新型专制体制,用"党天下"代替了清朝的"家天下"。共产党推翻了国民党统治,却同样"以俄为师",延续了国民党"党天下"的权力结构形式。"主权在党"必然使党"官僚化"、"权贵化"、"专制化","党天下"实际上成了"毛天下",社会主义的中国再一次笼罩在封建专制的阴影之下。国民党到台湾后,接受败走大陆的教训,弃旧图新,翻然改进,终于在蒋经国时代实现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次从"家天下"、"党天下"到"人民最大"的伟大的历史性变革。

  邓小平早在1941年就曾尖锐地指出,"以党治国"的观念"是国民党恶劣传统反映到我们党内的具体表现","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的最有效办法"。刘少奇在建国初期也曾提出:"我们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化和工业化!在我们这里,民主化与工业化是不能分离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走过了曲折的道路,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出现了令人痛心的失误。最大的失误不是"大跃进"也不是"文化大革命",而是建国伊始,未能继承"五四"人文精神,凝聚各方民主共识,确立在实现"工业化"的同时实现"民主化"的战略方针,及时推进"主权在民"的民主制度建设。

  邓小平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如果我们在建国时建立了"主权在民"的民主宪政体制,就根本不会再发生"反胡风"、"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大饥荒"、"文化大革命"等使中华民族大伤元气的挫折和失误。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的经济、社会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进步。但在不受制约的"党天下"体制上同时也滋生出一个官僚权贵集团。当前,由环境污染、土地征收、房屋拆迁、国企拍卖、贫富悬殊、社保缺失、执法不公、官场腐败等原因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和危机,其实质就是广大民众与官僚权贵集团之间的矛盾。集中表现为公民权利与"党天下"的国家权力之间的摩擦和对抗。

  国家控制的巨大财富和资源能否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科学发展能否做到"以人为本","官"能否真正地代表"民",关键在于能否实现"权为民所授"。须知民生问题的实质乃是民主问题。

  是在"党天下"的体制内做一些修修补补的工作,继续维持这个体制;还是积极稳妥地推进体制变革,在民主实践中学习民主,建立"主权在民"的民主宪政国家。历史在等待回答。

  (本文作者系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副编审)

  2008年7月22日

发表评论请点下面原文链接 : http://www.weekmag.com/html/411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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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康乐:卡拉季奇被抓——一个传奇的结束?

  卡拉季奇被抓,一个传奇的结束,宁或是一个新的传奇的开始?

  卡拉季奇,一个魅力非凡的男人,一头蓬松的头发与一副洒脱的神态相得益彰,他是20世纪九十年代的国际风云人物,在有关他的新闻报道中,印象中最深的总是他沉默而坚定的站在某些发言人背后的样子。

  在卡拉季奇最为风光的20世纪九十年代前期,那个时候我正读高中,深深折服于卡拉季奇的魅力,卡拉季奇从96年开始过起了逃亡生活,从那个时候起,我也很少听到有关他的消息了,想不到13年后他还是被抓了,还要被带到海牙审判,所谓弱国无外交,大概指的就是这类事情吧。

  要把卡拉季奇作为战犯来审判,这是因为北约和美国的军力强大,卡拉季奇所代表的波黑塞族战败了,卡拉季奇也失去了他的靠山与庇护所,这个结局也是一个必然的结局,无关乎道德与正义,只关乎强与弱。那些把美国审判他国领袖认为是正义的行为的人可以说是被美国的价值观给踩扁了脑袋,他们认为美国的价值观就是普世价值,只有美国人的价值观才是世界上唯一正确的价值观,对于这些人而言,只要是美国的军队一开动,世界上的任何国家都应该俯首称臣才对,不然,就是杀人犯与战争犯。显然,这样的人生来就是适合做叛徒与奴才的,他们当然会反感卡拉季奇,因为他以及他所代表的小小的塞族,居然敢不听美国的话,岂非令主子心烦,令主子心烦的人,岂非也令奴才心烦,于是他们当然在今日会庆幸于卡拉季奇的被抓了!

  卡拉季奇,是一个领袖,也是一个诗人,一个小说家,还是一个医生,他是塞族的传奇,也是世界的传奇,他的被抓与被审判,除了证明强权者可以为所欲为外,实在证明不了其他更多的东西,论起杀人,战争中岂有不杀人之理?事实的真相,又有几人得知?在西方强大的话语权之下,弱小的塞族除了被安上各种罪名之外,还能有其他待遇可言?

  卡拉季奇被西方国家定性为"彻头彻尾的塞族民族主义分子",海牙国际战犯法庭把他说成是头号"战犯"。在过去六年里,北约间谍已经把40名所谓的"战犯"抓到了海牙,关进了斯文金监狱,等待审判。在所有40位接受审判的人中,光波斯尼亚塞族人就占了35位,这样的判决结果连美国一些媒体都看不下去———难道世界上只有塞尔维亚人会犯战争罪!

  只所以卡拉季奇被抓,然后被审判,是因为他曾依靠的国家与民族太弱小了,除此之外,实在没有别的多大含义,请中国的潜在的民族叛徒与奴才们赶快闭上自己的嘴巴,再不要宣扬什么普世价值与自由主义了,因为,这其中并没有这么多的含义。

  写于2008年7月25日晚

  电子邮箱:yklleeyelingjun(at)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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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良:不要欺人民太甚

  ——评中国银行业改革开放热点问题研讨会

  2008年是中国人民多灾多难的一年。只是最大的灾难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是把老百姓视如草芥的任意蹂躏欺辱。所谓"杀人可恕,情理难容","士可杀而不可辱",讲的就是生命和尊严的道理。你可以剥夺他人的生命,却不可以侮辱他人的尊严。不仅士不可辱,民同样不可辱。对于崇尚天理人伦和生命尊严的中华民族来说,任意蹂躏欺辱的罪恶远远超过杀戮本身,所以《水浒》才把唯一没有杀人的高俅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而把历史的荣誉献给了武松等一生杀人无算的英雄豪杰。其实西方也是这个精神,"不自由毋宁死!"就是表示宁死也不接受蹂躏欺辱。所以古往今来历代统治集团往往都是欺压人民欺瞒人民,却很少欺辱人民,即便是恶贯满盈的德国纳粹、意大利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也没有突破这个道德底线,不仅对本国人民没有,甚至对侵占国家的人民也没有,日本只是否认南京大屠杀,而没有歌颂南京大屠杀,更没有组织专家学者讨伐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这就是底线,这就是连法西斯野兽都没有突破的底线。可是当今中国金融买办雇佣的所谓专家学者却突破了这个底线,居然众口一词地讨伐起了贱卖银行股最大的受害者——中国老百姓,大骂中国老百姓是没有理性的情绪发泄。把主人的财产贱卖掉还大骂主人不应该有疑问,无论是作为现代公仆还是作为旧时奴才,都是悖逆天理丧尽天良的人伦大罪。

  中国人民历史上的过度宽容和现实中的过度忍让,造成了中国精英集团无所顾忌随心所欲地对其欺压和凌辱,逼其下岗,淫其妻女,掠其财产,卖其银行,最令人发指的罕见暴行是,逼其下岗后再骂其懒惰,淫其妻女后再骂其堕落,掠其财产后再骂其无能,卖其银行后再骂其愚昧。如果所有这些仅仅是一些道德沦丧的不良学者的个别行为也就罢了,最近以来为了讨好上面以升官,讨好买办以发财,个别明星学者一直上蹿下跳地叫喊贱卖银行有功论,而今居然上升到召开研讨会的水平,形成买办、学者、媒体的联合轰炸,并且舆论轰炸的内容已不再是贱卖银行有功论,而是直接讨伐银行的主人——中国人民。过去有句话,叫做"是可忍,孰不可忍!"中国老百姓已经忍受了世界上任何一国人民都无法忍受的空前劫难,只求给留下一点点做人的尊严,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给留下一个"完尸",可是老百姓就这么一点儿可怜的要求都遭到了残酷蹂躏,非要把老百姓碎尸万段不可,一定要逼着老百姓承认贱卖银行是举世瞩目的丰功伟绩,把十多元的股票几毛钱卖给外国人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收获!这种行径简直超越了古今中外历史上的任何流氓强盗!流氓强盗固然可恨,但是古往今来,哪怕是最邪恶的强盗也没有逼着受害者承认遭受抢劫是最大的收获;哪怕是最变态的流氓也没有逼着受害妇女承认被强暴是最大的快乐(不过据博客中国报道,举办此次研讨会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就以射精属于劳动为依据,提出了妓女剥削嫖客的理论。其创新贡献仅次于贱卖银行有功论。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三大惊人创新理论就是:贱卖银行有功论、乱伦幸福论、妓女剥削嫖客论)。如此丧心病狂地暴虐世界上最善良的老百姓,可谓是欺民太甚!
研讨会还是讨伐会?

  或许有人会说,这些人只是表达了错误观点而已,不要看得太重。这是所有受害者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究竟是我们看得太重,还是对方做得太绝。不错,在一个健康社会里,任何人都有权表达自己的观点,无论什么样的观点,哪怕是极端反动的观点,也有表达的权利,只要是真诚的观点,就应该得到尊重。所谓真诚的观点是指发乎于心而非出自于利,更不是西方豢养的美国鹦鹉和买办雇佣的学界走狗。而这个银行业改革开放热点问题研讨会恰恰是国际垄断资本和国内金融买办操纵的利益表演,与其说是专业研讨会,不如说是放狗咬人的讨伐会。

  作为研讨会,应该是不同观点之间的研究讨论,特别对外贱卖银行股这类牵扯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又是在业界学界各色人等杂陈的情况下,不可能在所有重大问题上与会者观点如同拷贝般惊人一致,即便是在皇权专制的御前会议上,在一党专政的代表大会上,也从未出现过全体与会人员的观点如同一张光盘上拷贝出来一样,至少在诸如价格高低这类技术性问题上还是应该存在差异的。像目前这种在细节上也没有任何差异的所谓研讨会,可以说这是古今中外历史上第一次,也是人类文化发展史上最无耻最肮脏最龌龊的一幕。虽然中国学者的堕落已是人所共知的肮脏事实,但是能够堕落到这个程度却超出了历史上所有无耻之徒最大胆的想象。在中国的土地上由中国人民养育的一群中国学者,聚在一起呼吁外国人投资中国银行一年赚取10倍的收益率太低,认为把股票以相当于中国投资者十分之一的价格卖给外资仍然太高,甚至把锁定外资风险的价值数千亿元的期权分文不取地白送给外资,仍然认为外资承担了相当大的风险。如果说连白送都不属于贱卖,那世界上还有什么属于贱卖?如果连白取都算是承担风险,那世界上还有什么没有风险?人,特别是公众人物,怎么能够无耻到这种程度!

  学者卖论求荣进而卖国求荣,中国历史上不乏其人,但是能够无耻到这种程度的却是历史上绝无仅有,当初投靠日本的汪精卫也只是认为投降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并没有认为日本侵占中国是一件日本人吃亏中国人沾便宜的伟大改革。特别是在同期同样投资中国银行业的中国股民亏损三分之二的情况下,作为最高学术机构和最高专业媒体的明星学者,不仅绝口不提中国股民不应遭受的惨烈损失,反倒大肆论证外国人一年10倍的投资收益十分合理,请问这世上还有没有天理?诸位还有没有天良?尽管你们讨好那些买办可以前程似锦,可以荣华富贵,可是你们却丢掉了作为人的最基本的东西:良知和廉耻。这是连指使你们的主子都不敢公开丢掉的东西,所以才驱使你们这些丧尽天良的奴才出来祸害百姓祸害国家。或许你们现在或将来都会恬不知耻地说,你们的所作所为是奉命行事,是主子在借用你们的学术身份,并非是你们的真实想法。不过在此需要提醒诸位,一个人做什么是阶级利益和政治立场决定的,但是怎么做却是个人品质决定的;做什么反映的是立场问题,怎么做反映的是道德问题。诸位在贱卖银行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极端无耻下流,恐怕连你们的主子都会感到不耻。主子可能会欣赏奴才的效率,却很少会欣赏奴才的卑鄙;所以才有了贵族和奴才、绅士和狗腿子之间的明确分工;贵族和绅士拥有政治立场,奴才和狗腿子拥有卑鄙手段;前者往往立场反动却不卑鄙,后者往往是既卑鄙又反动。所以历朝历代都是奴才比主子更坏,二鬼子比鬼子更邪恶,但是能够邪恶到像银行业改革开放问题研讨会这个程度的,却是空前绝后。

  就拿这次贱卖银行股来说,仅仅10多家银行股贱卖一年就流失上万亿财富,如此惊人的财富流失震撼了整个世界,连那些参与掠夺的外国金融机构都忍不住感叹中国太惨了,甚至连美国这个最大的操刀手都被中国财富流失的可怕惨境震撼了,于今年4月份出台了新的外资审查法案,成立了包括国务卿、国防部长、中央情报局长在内的外资审查委员会,构筑了强大的金融壁垒,避免中国财富流失的悲剧在美国重演。这次贱卖银行股造成的财富流失有多么可怕,看看中国股市就知道了,在持续3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居然莫名其妙地爆发股灾,短短半年股市就跌去一半,大部分股票跌幅超过三分之二,市值损失18万亿,相当于7年全国工资总和(按2006年计),绝大多数投资者血本无归。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中国经济增长的财富哪里去了?全都通过这种贱卖差价落入了外资腰包。面对由财富外流造成的惊人财富浩劫,无论你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只要你还是个人,就会感到震惊和恐惧,可是这些顶着专家学者光环的美国鹦鹉和买办走狗得出的结论却是,外资掠夺越多中国就越富裕。在利益面前中国学者能够堕落到这种程度简直匪夷所思,真让人弄不明白他们究竟是属于社会学上的道德堕落,还是属于生物学上的物种堕落。马克思曾经讲过,动物只能按照本能这一个尺度衡量世界,人能够按照任何尺度创造世界。估计主张贱卖银行有功论的这些专家学者就是按照本能这一个尺度衡量世界的低等动物,他们自己依靠卖国走上了富裕道路,便认为全国人民都在他们卖国的道路上富了起来,所以才会理直气壮地高扬卖国旗帜。

  这个中国银行业改革开放热点研讨会最为荒诞的地方,在于它把30年来形成的"西门庆立法"这一中国特色推向了极端。既然是讨论银行股是不是贱卖的研讨会,参加者就不能是那些贱卖银行股的人,不能由小偷来评判盗窃是否属于犯罪,不能由流氓来判定什么行为属于强奸,这应该是古今中外所有社会的基本常识,只要不是已经丧尽天良的人,绝不会违背这个基本常识。可是看一下这个研讨会的名单就会发现,其中半数都是亲自贱卖银行股的人,除了那个刚刚贱卖完银行股就因受贿而被判刑的中国建设银行行长之外(由这位行长身上就可以看出贱卖银行的都是些什么人),几家大银行的官员都到了,有的银行官员即便未亲自到场,也派了几条首席"黑背"隆重参加(中国老板的格言:企业聘用经济学家权当是养了几条"黑背"。"黑背"是一种狼狗),从而形成了 "西门庆立法"的典型现象。所谓"西门庆立法",就是由当事人自己充当法官,为自己的行为确定性质,这是古今中外从未有过的司法现象,是所有立法中最荒诞最黑暗最邪恶,也是老百姓最绝望的一种立法现象,是中国所有悲剧的最大司法根源。当今世界立法分为公众立法和精英立法两大类,毛泽东时代属于公众立法;精英立法又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世界各国普遍实行的"武松立法",即由局外人立法;另一类就是中国形成的"西门庆立法",即由犯罪当事人立法。由贱卖银行的人来讨论银行是不是属于贱卖,结论如何自是可想而知,只是这样做有些欺民太甚,太欺负中国老百姓,太把中国老百姓不当人了。

  即便在《水浒》这个集封建社会司法黑暗之大成的典型环境中,西门庆也只能是通过贿赂法官才能达到目的,而不能直接充当法官;高俅身为国防部长,要陷害林冲一个普通军校教员,也只能通过其他法官达到目的,而不能直接给林冲定罪。而30年来中国司法改革的最大悲剧,就是按照效率最大化原则,把罪犯和法官直接合二为一了,由当事人自己给自己立法定性。这个银行业研讨会的一些参与者,就是身兼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和人大常委双重职务,中国产业的陷落,中国银行的贱卖,乃至将来弄不好亡国灭种,问题都出在这个双重职务上。银行是做买卖的公司,人大常委会是立法机构,这两个职务放在一个人身上,就必然形成现在这个局面,银行把股份贱卖给外国人,立法机构随之叫好,甚至无论银行做什么,人大常委都会予以肯定,最终把全国人大常委会变成了银行的私人保安。可以说,这个研讨会最让人震惊的就是"人大常委驳斥银行贱卖论"的大字标题了。作为达官名流的与会者应该知道,在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国会议员以国会的名义参与商业银行买卖股票价格的讨论,都是绝对不允许的,并且肯定会被立案调查;作为国有银行官员和人大常委更应该知道,在西方任何一个国家,国有银行资产的买卖特别是对外买卖,都必须经过议会批准,这是现代文明社会每一个公民都具有的基本常识。可是令人惊奇的是,这些天天以西方普世价值对抗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的专家学者,在这个人所共知的问题上却绝口不提西方做法,绝口不提西方国家的国有银行是怎样买卖的。粗略看一下这个研讨会的内容就会发现,恰恰是在两个最关键的问题上,所有与会者都不约而同地集体失语:一是在买卖中国银行股上发了大财的那些西方国家,他们的国有银行是怎么买卖的,是不是也是以高于外资10倍的价格卖给本国人民,以相当于本国人民十分之一的价格卖给外国人;二是在外国人赚取了10倍投资收益的同时,中国人赔了多少,又是怎么赔的,为什么在中国人血本无归的情况下,外国人仍然有十多倍的账面收益?其实,只要把这两个问题摆到桌面上,银行股是不是贱卖,就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情了。

  看着这个与其说是研讨会不如说是讨伐会的内容我就在想,这些人为何非要把老百姓逼上死路不可。中央十七大提出要让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他们就同时启动天量的外资圈钱计划和"大小非解禁"的抢钱计划,导致股市暴跌8个月,彻底毁灭了老百姓获得财产性收入的梦想;中央提出要实现"五有社会",他们就通过贱卖银行股一年让外资卷走一万多亿,彻底摧毁了建设"五有"社会的物质基础;中央提出要建设和谐社会,他们就通过劫贫济富的办法把老百姓逼上极端,连半条活路都不留;最近党中央总书记公开登陆被称为"左派大本营" 的强国论坛,宣告党中央十分重视网络舆论,全国立刻就掀起了疯狂的删帖运动,故意制造网民对总书记的误解和对立。最近以来这股阴风越来越邪乎,可说是剑剑指向中央,刀刀剁向百姓。在这些人眼里,对共产党卸磨杀驴的时候到了,他们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已完成了财富抢劫,现在所担心的是老百姓会再次打起共产的旗号对他们实行反抢劫,所以他们下了杀驴的决心。当初他们是借用共产党的旗号抢劫老百姓,现在正好借用老百姓的怒火再消灭共产党,这可谓是超越千古的政治绝杀,无论最终难逃此劫的是共产党还是老百姓,他们都是已经注定的不变赢家。这种赢家地位来自于30年间他们自己制造的政治惯例,就是无论犯下多大罪行,只要往西方国家一跑,事情就算彻底了结。凭借这个人为制造的惯例,他们将亲属财产转移海外,在西方国家建立了牢固的根据地,安排好退路以后便开始了对国内老百姓极端疯狂地掠夺和欺辱。这个政治惯例是当初老爷子安排的所有杀着中最为高明的一着,目的是为逃避历史惩罚,让子女后代永远能够过上帝王般的富裕生活。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在积极配合这一惯例,对所有反华分子照单全收,特别是对学界和媒体大腕更是关怀有加。所以这个银行业改革开放热点研讨会才会如此无所顾忌地大肆讨伐老百姓。

  只是不知道这些人有没有想过,你们真的认为中国人民以后会遵循你们制造的这个惯例?你们真的相信西方人民能够接受毁掉了世界最美丽家园的一群罪犯?你们真的以为中国永远都不会像美国、欧盟、俄罗斯以及韩国那样对待叛国者?就在今年4月,韩国刚刚编纂出版了《韩奸大词典》第三卷,按照名单逐个没收后代亲属的所有财产,让所有子孙后代都蒙羞含辱,人前再难抬头。诸位就不为自己子女的将来想一想?既然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难道就唯独能够漏掉你们?别的暂且不论,就拿通过贱卖银行股转移给外资的这上万亿资产来说,就是古今中外空前绝后的千古第一大案,仅此一案就百年难消,所有人都应该承担相应的历史责任。2007年美国龙星公司将1998年韩国危机期间购买的韩国外汇银行股份卖掉,10年赚取了46亿美元,引起韩国舆论一片哗然,韩国司法机关立案调查,那些当初参与外汇银行买卖的人纷纷落入法网。与10年让外资赚取46亿美元的韩国银行案相比,一年就让外资赚取上万亿人民币的中国银行属于什么性质的案件,我想参加"讨伐会"的专家学者应该十分清楚。在此,我们只是想提醒诸位,不要太蔑视历史,不要太欺负人民!
不良学者的流氓观点还是金融买办的殖民化宣言?

  如果这个所谓银行业研讨会仅仅是几个不良学者赚取昧心钱的流氓言论,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加以理会,30年来中国的不良学者早已堕落成世界上最下流的生物群体,没有任何卑鄙事情是他们干不出来的,像贱卖银行有功论这类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勾当,原本就是他们的看家本领,可以说已经司空见惯。只是这次与以往不同的是,围绕贱卖银行有功论的许多言论乍看上去好像完全是流氓言论,但是稍加留意就会发现,这些颠倒黑白的流氓言论不过是表面假象,其本质是推行经济殖民化的卖国主张,把经济殖民化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图强加在在中国人民头上。通过下面这个研讨会的一些基本主张,就可以看出这些中国人已经把中国卖到了何等悲惨的程度!

  其一,这个研讨会最让人震惊的地方,就是他们认为外资不仅有权享有各种超国民待遇,甚至应该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权利,有权直接占有全国国有资产。这是他们的原话:"仅以入股价格计算,据了解,在国有商业银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时,外资股东的入股价格高于同期入股的中方股东。四家银行进行财务重组和改制时,代表国家出资的财政部、中央汇金公司、中建投以及其他国有发起人股东均以每股1元的价格入股,而战略投资者入股价格最高的是汇丰银行,当时其以1.76倍市净率入股交行,最低的美国银行入股建行价格也达到1.15倍市净率。这一价格,远远高过国有股东。"单就形式上来说就可看出这些自称的"理性学者"简直就是一群地地道道的无赖流氓,你是比较入股价格还是比较市净率?如果是比较入股价格就应该中外双方都是价格,如果是比较市净率就应该中外双方都是市净率。用市净率比较入股价格,怎么知道美国入股价格是高是低?作为学者怎么能无耻到这种程度,即便是那些市井无赖也不会下作到这个地步!其流氓手段暂且不论,就关于我国银行国家股的价格分析来说,这些人完全是站在汉奸立场上来看问题。所有老股民都知道(经济学家更知道),包括银行在内的我国上市公司最初都是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目的是为国有企业募集资金,帮助国有企业脱贫解困,简单说,就是国家不想再为国有企业掏钱了,要把为国有企业掏钱的任务转嫁到老百姓头上,又不想丢掉控股权,便把企业现有资产按照股票面值折算成每股一元,国家并未投入一分钱现金,仍然保留了控股权。由于国有企业本来就是归全民所有,再加上又承诺国家股不流通,所以国有资产是每股折算一元,还是每股折算一毛,大家并未在意,反正都是国家的,都是老百姓的,怎么折算都无所谓,所以老百姓仍然高高兴兴地以平均15元的高价购买股票。只是随着后来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革,越来越多的国家股落入私人和外资手中,并且从去年起国家股也开始上市流通,把当初一元钱折算的股票和老百姓15元的股票按照一个价格买卖,老百姓才知道上当了,但是已经晚了,绝大部分投资者已经血本无归了。并且今年3月份还把这个过程起了个专业名称:股权分置改革,作为重大成就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老百姓也就只能认命了。

  但是,中国老百姓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中国的金融买办及其雇佣的专家学者,居然以当初国家股未花一分钱为依据,以国家股按照股票面值折算为标准,将中国的银行卖给外国人。按照他们自己的统计,卖给外资的最高价格是2元多人民币,最低价格不到1元钱。价格最高的兴业银行卖给外资是2.7元,国内2%幸运者的中签价是15.98元,98%的中国股民购买价是四、五十元;价格最低的建设银行卖给美国银行的价格是0.94元,国内2%幸运者的中签价是6.45元,98%中国股民的购买价是10元左右。这就是为什么同样是投资建设银行股票,中国投资者亏损数千亿,而美国银行能够从建设银行赚取数千亿元的原因。原本以为贱卖银行股一年损失上万亿资产可能是误入了外资陷阱,看了银行业研讨会才知道这个陷阱不是外资设置的,而是中国金融界和学术界帮助外资设置的。一年损失上万亿资产不过是灾难的开始,更大的灾难还在后面。如果按照国家财政部的入股价格对外出售银行股份的话,等于是要把全国的银行资产都白白送给外资,甚至不仅仅是全国的银行,包括所有国有公司的资产统统都要归外资所有。因为财政部代表全国人民控制国有资产根本就没掏一分钱,这是因为财政部本身就是全国人民的,如果那些参股控股中国银行业的外资公司也归全国人民所有,莫说是每股价格9毛多,哪怕就算是每股价格只卖9分钱9厘钱,老百姓也绝无异议,也绝不会认为是贱卖。

  而现在这些打着学术旗号的买办汉奸,居然要参照财政部控股国有资产的成本对外资转让中国的银行,这是连当初八国联军和后来的日本鬼子都想象不出的强盗逻辑,若非亲眼所见,任谁都不会相信是中国人自己的"无私奉献"。或许一些不太懂得经济的人不了解其中的可怕含义,以财政部对本国资产的控股成本作为对外出卖银行的参照价格,这就如同要参照主人的权利占有对方的财产,参照丈夫的权利占有对方的妻子,参照父母的权利占有对方的孩子一样。如此荒诞的卖国行径甚至完全超越了当年李鸿章最大胆的卖国想象,李鸿章再怎么卖国也没有卖到让八国联军享受和清朝政府相同的待遇。可就是这样一个与其说是卖国不如说是毁国的罪恶行为,居然胆大妄为地拿到研讨会上公开宣扬,可见在他们眼里老百姓已经被蔑视到了何等程度!所谓图穷匕现、水落石出,直到现在人们才明白银行业所谓改革开放的真实目的,就是要把中国的金融资产划归到西方国家腰包里,其中一部分成为金融买办的提成。庞大的中国金融业逐渐变成了国际垄断资本、国内金融买办、相关腐败官员和学界美国鹦鹉"四马分肥"的瓜分对象,账面那60万亿金融资产究竟国内还剩多少?恐怕不到彻底清算那一天谁都不知道。

  其二,在外资控股中国银行业危害国家经济安全的问题上,同样反映出了这些自称不同于老百姓情绪发泄的所谓"理性学者"的流氓本色。学者之所以为学者,他和流氓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有没有文凭有没有职称,而在于是不是讲道理。我们说外资控股中国银行业危害国家经济安全的原因在于,银行不仅是现代经济中心,同时也是社会信息中心,中国所有企事业单位的流动资产,中国所有党政机关以及军警部门的活动,都处于银行的监视和控制之中,一旦落入外资手中,不仅危害国家经济安全,甚至危害国家政治安全和国防安全。所以,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把银行看作是有关国家安全的战略产业,纷纷立法禁止外资控股本国银行。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今年3月中国银监会出台法规允许外资控股中国银行业,随后中国银监会主席又宣布"外资控股中国银行没有任何法律障碍,从百分之一到百分之百之间都可以",才会引起全国一片哗然,最终引起了党中央的重视,于是金融买办才匆忙召集了一帮不良学者,才有了这个所谓银行业改革开放研讨会。只是这帮所谓理性学者不应该像泼皮牛二那样强耍无赖,把外资控股中国银行和外资在中国设立银行两个完全不同的事物混淆在一起,借此欺骗党中央欺骗全国人民。这个研讨会报道称:"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105个国家的统计,2005年末外资银行占国内银行总资产的平均比例为3%,东欧地区占比较高,外资银行总资产达到其国内银行总资产的58%,占比较低的东亚和大洋洲合计为6%,而我国仅为2.44%" 由此认为外资控股中国银行并不危害国家经济安全。显然这里是用外资银行在中国发展的规模,偷偷替换掉了外资控股中国银行的规模,这种替换的恶毒之处在于,对于一般不了解金融的中央领导和普通民众,很容易因此形成错觉,认为外资控股中国银行业不过才百分之一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大笔一挥就成了批示,然后这些金融买办再拿着中央批示镇压百姓的反抗。中国金融领域所谓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几乎都是如此形成的。

  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是"决策信息定向化",就是中央重大政策的决策信息,都是由国内买办集团、美国鹦鹉等利益集团单向提供的,这些单向信息完全是建立在歪曲事实和编造谎言的基础上,任何人根据这些单向信息都只能做出单向决策,这是信息时代决策模式的一大特点。信息时代决策的基础是信息,有什么样的信息便会产生什么样的决策,所以美国等西方国家才不惜花大价钱控制中国的学术机构和咨询机构,把中国的学术明星打造成为美国鹦鹉,按照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利益和需要制造各种决策信息,误导中国高层决策。可以说,3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所有重大决策失误,无不是这种"决策信息定向化"的结果,所以美国等西方国家才会在中国改革开放中获得巨大利益,把中国再次变成了经济上任凭外资掠夺的"国际奶牛",美国等西方国家之所以比中国人还关心中国改革,多次威胁中国如果放慢改革将会直接损害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这个银行业改革开放热点研讨会,以及此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系列贱卖银行有功论的学术轰炸,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中国突然单方面全部开放金融市场的决策原因,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提供的这些资料,任何决策者哪怕是西天佛祖,也会做出彻底丧失中国银行控股权的金融决策。

  就拿眼前外资银行规模大小这件事情来说,为什么外资银行在中国规模不大?道理很简单,因为控股中国银行的成本要远远低于在中国创办银行的成本,既然中国已经为外资准备好了现成的银行,外资可以用十分低廉的价格甚至零价收购过来,为什么还要自己辛辛苦苦去创办银行?所以国际金融资本的主要方式就是扫荡和控股中国银行,把中国人60年流血流汗艰苦奋斗创办的银行一个一个地全部拿走,而所花费的成本不过是贿赂几个金融买办和收养一批美国鹦鹉。由于暗中收购中国银行已不过瘾,美国国会便于去年做出决议,指使中国银监会制订允许外资控股中国银行的法律法规,用法律武器大肆收购中国银行。虽然此法案遭到全国人民强烈反对,但是在中国最高金融监管机构、最高经济咨询机构和最高学术机构的一致配合下,估计很快就会变成现实。他们几乎如同拷贝般地一致认为:只要财政部抱紧股份不卖,允许外资控股中国银行的法律就不会影响国家经济安全。这无疑如同在说,只要妇女不解开裤腰带,允许强奸妇女的法律就没有任何危害。如此处心积虑地要把自己的国家置于险地,让人很难相信这些时常飞进飞出中南海的学者名流,这群黑头发黑眼睛的美国鹦鹉,居然都是中国人。

  目前中国决策信息定向化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党中央所有的信息渠道几乎全被垄断,目前买办集团对党中央的信息封锁几乎超过了当初袁世凯部属对袁世凯的封锁,当初袁世凯的部属为制造民众拥护袁世凯称帝的假象,居然单独为袁世凯印制一份当时发现量最大的报纸《顺天日报》,诱使袁世凯做出称帝决策。一位新华社记者在报送中央的内参上介绍了美国俄罗斯等国加强金融监管的实际情况,引起了相关领导的关注,立刻就被中国最高金融监管部门以泄露内参的罪名密告国家有关部门,对该记者进行残酷打击;一些进步网站相继接到警告,如果胆敢涉及银监会的讨论立刻关闭网站。为了切断党中央和人民群众之间的信息渠道,继续向党中央提供单向信息,除党中央直属机关之外的一些相关部门已经联合行动起来,针对中国爱国人士的大规模迫害开始了!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批判,已经由数月前的理论讨伐变成了付诸实际行动的残酷打击。13亿中国人民都将看到,中国极端右翼政治势力竭力散布的所谓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究竟是如何血腥了。大家可以想一下,如果连向党中央介绍美国俄罗斯的真实情况都要遭受严厉打击,这个国家已经被外部力量控制到了何等程度!中国再次出现了类似1966年前夕那种状况:一边眼含热泪高呼学习刘少奇,一边随便发表文章攻击毛主席。现在又是如此,那边报刊媒体可以公开发表文章批判党中央总书记,这边质疑一个小小银监会都要进行严厉打击。可见所谓右派的民主自由,就是他有对上推翻共产党,对下残害老百姓的自由,你却没有替老百姓说话的自由;他有任意编造谎言的自由,你却没有说出事情真相的自由;他有卖国的自由,你却没有爱国的自由。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不均衡的一场政治战争。在爱国阵营方面,以人民日报、新华社为代表的部分党报党刊,由于受政治纪律的约束,没有任何攻击力,基本处于观望状态;经过30年彻底围剿,左翼进步力量已不再拥有任何一家报刊,街头报摊上的所有非娱乐性报刊,几乎全部被买办控制,在一个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国家里,能够把左翼报刊消灭得干干净净,不能不说是中国买办集团的一大历史创举;唯一能够表达民众声音的网络,删贴放贴的控制权也完全掌握在对方手里,关闭网站比拍死个蚊子还随便,对舆论的控制远远超过了晚清政府和国民党军统。可是在卖国阵营方面,却是阵容空前强大,强大到足以能够颠覆任何强大国家的程度。党报党刊办刊方式的僵化,左翼进步力量没有报刊的空白化,在客观上把整个舆论阵地全都让给了买办集团和美国鹦鹉,使其成为国内外反华势力真正的自由天地,在自由批判国家精神方面,在自由践踏天理人伦方面,在自由编造政治谎言方面,在自由扼杀民众思想方面,在自由欺辱民众人格方面,在自由出卖国家利益方面,其自由程度远远超越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正是这种空前的自由给予了他们空前强大的力量,能够把中国金融监管机构变成美国的驻华金融代办处,一个接一个地不断把中国人民流血流汗建造的银行,变成美国等西方国家控股的银行,并且对任何持有异议的爱国人士进行残酷打击。目前以南方系报刊为代表的国际垄断资本势力,以《◇◇春秋》为代表的国内买办势力,以中央党校《◇◇时报》为代表的党内官僚势力,再加上中央电视台的经济频道和财经类报刊,再借助于最高咨询机构和最高学术机构的专家造势,形成了越来越强大的卖国信息防火墙,对上完全能够堵塞党中央的信息渠道,对下基本能够堵塞绝大多数中国民众的信息渠道。目前买办力量对中国的信息控制程度,已远甚于东汉、晚唐和明代时期的宦官专政。他们推行和掩盖卖国罪行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动用国家的行政系统对爱国力量进行打击;二是动用以美国鹦鹉为代表的学界力量和传统媒体对党中央进行信息封锁;三是动用黑白两道力量控制和搞乱网络信息,用网管等白道力量封锁扼杀真实信息,用网络流氓等黑道力量编造谎言、混淆是非,进行人身攻击。其目的是一定要把中国经济置于西方国家的殖民控制之下,以维护买办集团的根本利益。

  并且他们的舆论控制十分有效,制造的反动信息大潮一浪高过一浪,就拿那个准备用国际垄断资本的法西斯专政代替共产党的《◇◇春秋》来说,最近发行量直线上升,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民众的极大悲哀,一帮把老百姓经济上剥夺干净并且正在把老百姓的家园也出卖掉的买办集团,却能够以虚假表象把老百姓感动的热泪盈眶,获得老百姓的真诚支持。在以前文章中我们曾经说过,中国买办集团具有大体相同的家庭结构,就是老子具有无边的权利,儿子具有无边的资本,孙子具有无边的自由。而《◇◇春秋》后面那个集团几乎全部都是这种家庭结构。在此我们看到了中国老百姓悲剧命运的另一个方面:当原本的人民公敌反倒成为人民自发推崇的偶像时,人民所遭受的一切劫难都将成为不可避免的历史报应。尽管这种推崇是被蒙蔽的结果,但它毕竟在客观上助长了罪恶的蔓延,当罪恶的祸水开始泛滥时,最先被淹没的自然是处于社会最低层的老百姓。老百姓经常疑惑老天不长眼的"好人不长命,王八活千年",其道理就在于此。制造罪恶的人往往不会遭受罪恶的报应,遭受罪恶报应的人往往不知道报应的原因,这就是精英政治给老百姓带来的一大历史灾难。可以说,如果买办集团操纵的这些媒体继续受到老百姓自发的欢迎,发行量继续直线上升,那么,等待中国老百姓的就不再仅仅是丧失工作丧失福利丧失财产等经济损失,将肯定是血流成河的国破大劫难,到那时,倒卧在血泊中的老百姓将会再次想起"宁做太平犬,不做离乱人"的悲惨要求,即便是其中敢于反叛的佼佼者,恐怕也只能是再次重复怒目苍天饮恨亡的历史结局。

  面对这些肆无忌惮地把国家推向毁灭的买办帮凶和美国鹦鹉,中国人民应该认真思考一个问题:在决策信息化的时代,通过精心编造决策信息把一个国家推向毁灭,究竟属于刑事犯罪还是属于言论自由?为什么编造损害某个人、某个单位利益的有害信息属于犯罪,而编造损害国家损害人民甚至把整个民族推向毁灭的有害信息就属于言论自由?是谁设计的又是为什么设计的这套司法制度?为什么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勾结外部势力损害国家利益都属于犯罪,唯独在中国属于言论自由?形成这套世界独一无二法律体系的主要因素是什么,究竟是"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权贵司法制度的历史延续,还是中国精英集团人为设计的结果?但无论是什么原因,这套允许卖国毁国而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的司法制度必须废除,如果没有这套荒谬绝伦的司法制度,中国的买办汉奸就不可能如此猖狂。正是因为有这套荒谬绝伦的司法制度,才会出现同样荒谬绝伦的社会现象:合伙抢劫10元钱要四散而逃;合伙抢劫上万亿金钱却敢聚在一起开研讨会!如此违背天道,悖逆天理,丧尽天良,即便能够得逞于一时,老百姓无可奈何,也势必要遭受天谴,难逃历史清算。在此让人不由得想起了东方法学理论的三律:自律,他律,天律。意思是说人首先需要自律自我约束;当不能自律时就会有他律即社会的约束;社会也约束不了就会有天律即苍天的约束,就要遭受天谴,天谴就不仅会惩罚一代人,甚至要惩罚数代人。自律是用来约束好人的,他律是用来约束坏人的,天律是用来约束精英集团的。欧洲精英集团之所以能给老百姓留条活路,形成和谐社会,是因为欧洲精英集团在历史上曾多次遭受过天谴,知道天律的威严,能够自觉遵守天律。中国精英集团之所以不畏天变,不惧天律,不守天道,就在于从未遭受过天谴,如果中国精英集团也遭受过英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大革命那种大规模天谴,就绝不会像今天这样肆无忌惮地做尽伤天害理之事。

  其三,研讨会所代表的买办学者和美国鹦鹉最近叫嚣最凶的,就是被贱卖的银行和外资都赚了大钱,唯独不提中国普通投资者亏损得血本无归。按照研讨会的统计,"四家银行改革之初,国家注资共6666.2亿元人民币,以2007年12月底股价计算,国有股权总市值达43733.9亿元人民币,比注资增长了6.6倍;自2004年股改到2007年底,国有股东分红总额达1833.9亿元人民币""据建行统计,大体上建行每赚10元,国家得到的收益是8.5元","四家银行共引进了9家境外战略投资者,协议投资总额达170.64亿美元。"许多对资本市场不熟悉的人或许很难看出这些数字背后的极端无耻和血腥。

  首先,研讨会确认了通过贱卖中国四大银行股共获得170亿美元,相当于1100多亿人民币,其中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的贱卖是2006年,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的贱卖是2005年。到2007年,外资在这四大银行赚取的资本收益超过8000亿人民币。其中投资时间短的不到一年,最长不超过2年,外资投资银行的资本就从1100多亿增加到8000多亿,一年时间投资增殖约7倍,这是世界证券发行史上从未有过的外资暴利现象。可见,是不是贱卖已经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良心问题了。至于说在银行资产增加的过程中我国赚的比外资更多,则更是荒谬无耻的说法。银行本来就是我们的银行,现在银行增加的资产被外资拿走了一部分,给我们留下了一部分,这无论如何也得不出中国赚钱的结论。这就如同你们家的资产增殖了100万,被强盗劫去了20万,无论如何也不能说你们家比强盗赚得还多。最让人感到愤怒的是,这些所谓理性的专家学者为了掩饰卖国,居然无耻到了编造谎言的程度,用国家注资来代替投资。研讨会承认银行股改之初,国家注资6666亿人民币,注资不是投资,投资可以获得股份,注资则完全是无偿的,是政府把本来属于全国人民的财政资金白白送给银行,没有形成哪怕是一股的国家股,何来回报之说?说到此许多人可能更不明白,为什么政府要在银行对外发行股票之前注资?就是为了消除银行坏账,把干干净净的优质资产卖给外国人。注资6千多亿人民币为了引进1千多亿人民币,然后立刻让对方再赚取8千多亿人民币,请问古今中外历朝历代有过这样荒唐的经济活动吗?除了与洋人分成的腐败因素之外,谁能解释清楚这种匪夷所思的所谓买卖!我经常讲,再过100年人们谈论今天的中国,肯定不会相信现在这一切是真实的,肯定会认为是历史记载错误,单就智商来讲人们就无法理解今天的中国人怎么会愚蠢到这种程度:用6千亿去换1千亿,然后再立刻送给对方8千亿。送完后还发动全国学界精英开动全国财经媒体一起高喊:我们赚了!经常有些青年人疑惑不知道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些什么,其实可做的事情很多,比如把现在这些所谓鹦鹉学者统计一下,搞一个排行榜,帮助他们名垂青史,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其次,外资和银行赚的谁的钱?又是怎么赚的?按照研讨会提供的数字,在不到2年时间里,9家外资公司就从中国四大银行赚取了8千多亿,只是他们声称在外资赚钱的同时,银行也赚了,并且以建设银行为例,"据建行统计,大体上建行每赚10元,国家得到的收益是8.5元,外资只得到1.5元"。外资是否仅仅拿走了中国银行资产的六分之一暂且不论,在此我们只是想弄清楚外资和银行赚的钱是哪里来的?又是以什么方式赚取的?在外资收益超过7倍,银行市值超过4万亿的同时,中国普通投资者却遭受了极其惨烈的巨大损失,流通市值损失6万亿,平均每个帐户损失15万元。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同样在中国股市上投资中国的股票,外资能够赚取7到8倍的收益,中国投资者却亏损累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国买办集团冠绝古今的"伟大历史创新":把股票以极低的价格卖给外资,以极高的价格卖给中国老百姓,如建设银行的股票卖给美国银行的价格是0.94元,中国2%幸运者的中签价是6.45元,绝大部分投资者的购买价格超过10元;中国石油的外资购买价格是1.06元,中国2%幸运者的中签价是16.7元,绝大部分投资者的购买价是三、四十元。正是这种巨大的价格差额,才能使美国银行在2年多的时间里从建设银行赚取2千多亿,巴非特一个人就从中国石油上赚取了接近3百亿。而与此同时,中国投资者特别是普通散户却是亏的惨不忍睹,建设银行股价跌去一大半,中国石油跌幅更是超过70%,对于节衣缩食的中国老百姓来讲,这无疑是一场极其可怕的财富浩劫。

  而造成这场财富浩劫的并非是市场因素,因为中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财富浩劫完全是由中国金融监管部门制订的悬殊差价造成的。把本国股票以高于外资10多倍的价格卖给本国老百姓,这是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流氓现象。这种悬殊的价格差额完全锁定了外资的风险:当中国投资者开始赚钱的时候,外资至少已经赚了十几倍;当外资开始赔钱的时候,中国投资者已经完全"死光了",肯定会爆发社会骚乱,这是中国政府不能接受的底线。所以外资绝对没有赔钱的风险。以牺牲数千万股民的利益保障外资的投资收益,这些监管部门到底是中国的国家机关,还是国际金融资本的驻华办事处?"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碳贱愿天寒",老百姓唱不尽的千古悲剧啊,在中国股市中达到了顶端,对于那些48元买入中国石油的中国股民来说,眼看着美国人1.06元的购买价,怎能不心痛欲裂、肝肠寸断?要知道,中国石油可是中国人一滴血一滴汗干出来的公司啊,现在却是一元多卖给美国人,中国人自己买要花48元!那些丧尽天良的所谓专家学者说什么战略投资者股票有3年锁定期,对于投资中国石油的散户来说,别说是3年,恐怕再锁定13年也出不来。每当夜深人静之时,散户血泪创作的《中国石油之歌》的凄厉歌声,就会在城镇血色的夜空中飘荡,飘入无数可怜投资者的可怕梦乡,这些朴实勤劳的股民被坑骗的太惨了,中国买办集团不仅毁掉了他们的白天,也毁掉了他们的夜晚。不管你是专家,学者,还是其他什么玩意儿,只要你还是个人,还有哪怕是一丝一毫的良心,你就不会去继续欺辱这些已经被骗得血本无归的诚实投资者,更不会去论证他们的亏损完全是活该。连中国改革开放最坚定的拥护者吴敬莲先生都忍不住痛斥道:"中国股市连赌场都不如,赌场中至少不能看对方的牌,而中国股市完全是看着对方的牌出牌"。可见,无论你是左派还是右派,是市场派还是计划派,只要你还是个人,还没有卖国卖到丧心病狂的程度,你就不会为买办勾结外资狂赚中国人的钱而欢呼。

  其四,贱卖银行有功论的另一个根据,就是外资给银行带来了所谓先进技术。研讨会报道说:"学者们一致认为战略投资者不仅要投入资金,还带来了技术和经验,给国有银行带来的最大变化在于治理结构的优化"。看到这段话更让人感到难以名状的悲愤难耐,不知道中国学者怎么会无耻到这种程度。首先,对于四大银行来讲,一部分参股的外资商业银行把你看做是竞争对手,不可能给你什么先进技术;另外一部分是投资银行,也就是证券公司,是买卖股票的庄家,由于它本身就不是商业银行,如何能给你带来商业银行的先进技术?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作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你可以坚持卖国毁国的极端反动立场,却不可以践踏常识到不要脸的程度!其次,对于四大银行之外的大多数商业银行来讲,外资的确带来了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但是这些注入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商业银行,都已经是被外资控股的银行,资产已经不属于中国人了,此时这些银行有没有先进技术对中国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如同一个人的老婆都被人领走了,她的衣服是否时髦已经没有了意义一样。在贱卖银行过程中,中国最大的损失还不仅仅是财富的损失,更加可怕的是银行被外资控股后的经济殖民化和政治傀儡化后果,这也是买办帮凶和鹦鹉学者一直回避的问题。

  外资参股四大银行一年损失8千亿固然让人痛心,但更加让人痛心和担忧的是外资廉价控股中国银行。拥有4500亿资产的广东发展银行被美国花旗银行以20亿控制;市值超过1100亿的深圳发展银行被美国新桥集团以12亿多控股,这个价格还不到深圳发展银行一个季度的利润;市值超过1500亿的北京银行被荷兰人以17亿多控股,这个价格还不到当年北京银行利润的40%;市值近1千亿的华夏银行被德国人以26亿控股,这个价格只相当于华夏银行三个季度的利润。按照中国银监会分散中方股东的股改安排,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商业银行被外资控股,落入外资手中。银行落入外资手中不仅会造成重大财富损失,不仅会危害国家经济、政治和国防安全,甚至银行的亿万储户将会成为外资绑架中国政府的人质。

  广东发展银行被美国花旗银行以20亿拿走不到一年,就以经营困难为由迫使广东省政府注资购买其近600亿坏账,也就是让广东省政府代替偿还银行收不回来的600亿欠款,如果广东省政府拒绝偿还,美国花旗银行就会宣布广发行破产,丧失存款的亿万百姓就会造反动乱。这是广东省无论如何不敢接受的可怕后果,只好乖乖为广发行的坏账买单,由于广东省政府财政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被迫只能卖掉手里国家电网的股份,用来填补广发行的坏账。中国人真是窝囊到家了,白白送掉一个银行还不算,还要再为银行的坏账买单,这就如同领走人家媳妇以后,再以媳妇营养不良为由向丈夫索取营养费,丈夫手头没钱便只好卖掉房屋支付营养费。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如此欺辱中国人的买卖还从未有过,秦烩、李鸿章、汪精卫几乎都没有干过类似勾当。最让人担忧的是,如果这些被外资控股的银行像当初英国巴林银行那样,突然宣布因衍生品交易失误丧失了全部资产,从而一起宣布破产怎么办?如果这些被外资控股的银行都采用广东发展银行的办法,要求中国政府填补全部坏账,否则就让中国所有储户的存款立刻灰飞烟灭,用亿万储户作为绑架中国的人质,造成上至政府下至百姓真正意义上的国破家亡,中国将怎么办?控股中国银行,可谓是火烧赤壁前的铁索连环;非如此,不能把所有战船一把火烧干净;也非如此,不能把所有中国财富席卷干净。可以说,把中国逼上世界无产者的绝望境地,可能是贱卖银行对中国最大的影响。中华民族的崛起有可能完全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崛起,历史上所有崛起国家的共同特点,都是以富国身份崛起的,有可能中华民族将以世界无产者的身份实现崛起,从而为一体化的世界建立一个公正的秩序。

  看看下面银行破产的事实,就知道距离国家破产还有多远,中国距离世界无产者的目标还有多远。
银行破产是亡国三部曲的关键步骤

  这次银行业改革开放热点研讨会暴出的一个最惊人事实,就是2005年贱卖银行股之前,中国银行业事实上已经破产,据研讨会报道:"参会的学者们一致认为当年银行业不良贷款率超过了30%,甚至被认为基本已经技术性破产"所谓技术性破产就是事实上已经破产,只是缺少一个法律程序而已。这是中国金融界和经济学界第一次宣布并且还是一致宣布,2004年至2006年的中国银行业事实上已陷入破产。这个结论可谓是石破天惊,自1978年走上改革开放的所谓强国之路,期间连年《政府工作报告》都宣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结果却是不仅国家没有强大起来,到2005年居然把原本没有任何坏账的中国银行业搞得破了产。对于现代经济而言,一个国家银行业的破产,往往意味着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边缘,看看当初俄罗斯金融崩溃和今天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和后果,就会明白这个道理。中国改革的历史合法性,就是建立在改革前"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个谎言基础上的,没想到,谎言重复千遍果真变成了现实,27年后中国银行业真的陷入了破产境地,国民经济真的到了崩溃的边缘。历史真是有意思,东西方两个最优秀的民族在重复谎言方面形成了戏剧性两个极端:当初德国戈培尔的谎言重复千遍,差点儿把整个欧洲都变成德国版图;而今中国谎言重复千遍,则有可能丧失现有的版图。中国右翼集团与西方国家右翼集团在国家利益上截然相反的奴才秉性,决定了中国的命运总是在悲剧的一端徘徊。记得当时中国左翼经济学家就尖锐指出:国企的私有化改革把工人抛向街头,把债务甩给银行,导致银行坏账急剧增加,势必会导致银行破产。针对中国左翼经济学家的批评,当时经济学届和金融界以及所有改革精英,也像今天这样倾巢而出破口大骂是极左回潮,是污蔑改革开放,一致认为中国金融状况十分健康。可是仅仅才过去2年时间,为了证明贱卖银行有功论,他们又反其道而行之,众口狂吠地高叫当时中国银行业已经破产。

  再过几年,他们会不会又像现在卖银行的逻辑一样,辩解说什么之所以要卖国,是因为今天的国家已经破产,只有卖掉才是国家唯一出路。回顾30年来他们毁国卖国的逻辑始终如此:最初用承包制把好端端的国有企业逼上绝境,然后以国有企业面临破产为由实行私有化,完成了权贵对公有制企业的全面抢劫;又用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把银行逼上绝境,再以银行已经破产为由实行外资化,把中国的银行变成外资银行;按照这个逻辑发展下去,当银行被外资控制以后,国家的全部财富都会被外资席卷而去,最终再以国家事实上已经破产为由,把整个国家卖掉,在中国亿万百姓血沃千里的悲惨呼号中,他们及其子女能够安然地享受美国夏威夷的海滩和阳光,或者可以驾车尽享满眼绿色的欧洲风情。总之,与国家和民族利益已经形成生死对立的中国精英集团,是一定要把国家推上亡国道路的,国破家亡是老百姓的逻辑,对他们则恰恰相反,是国破才能家在,亡国才能兴家。虽然马克斯·韦伯早就指出过发展中国家的一大苦恼,就是在发展过程中这些国家的精英集团,在利益上越来越和国际资本相联系,越来越和本国利益相对立,但是像中国精英集团这样丧心病狂地要把国家推向毁灭的现象,却是全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所没有的。

  中国精英集团与国际垄断资本为中国改革设计的内在逻辑,在客观上决定了必然会形成国企破产、银行破产、国家破产的亡国三部曲。目前,通过国企破产实现私有化的第一步已经实现了;通过银行破产实现外资化的第二步正在实现,这是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关键环节。关于国企破产的原因,中国的改革精英一直归咎于计划经济,这虽然是多年来人所共知的历史谎言,但毕竟在时间上还勉强靠得上。可是关于银行破产仍然归咎于计划经济,把数万亿直至十数万亿的银行坏账算在国民收入只有数千亿的计划经济头上,即便对无耻透顶的这些学界精英来说,也是感觉说不过去的。于是把账算到了2004年以前的市场经济头上,算到了上届政府的头上。这一手可谓毒辣之极:先前20多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造成了国企破产,后来20多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造成了银行破产,可见,自1949年中华民族独立以来,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来,就一直处于破产状态,无论是搞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不行,除了再次普世成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之外,没有其它任何历史出路。如此深厚的城府,如此高绝的谋略,是这些学界走狗和美国鹦鹉难以企及的,显然后面另有大师在导演。

  宣布贱卖银行股之前中国银行业已经破产,是一个重大政治信号,表明对文革的控诉已经扩大到对整个共和国的控诉,对极左的清算已经扩大到对整个共产党的清算,为下一步全面清算社会主义和共产党进行舆论准备。在此之前的历届政府工作报告,都坚持宣称包括金融领域在内的改革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始终把清算的底线划在改革开放之前,从未突破过这条底线。中国银行改制开始于2004年,贱卖银行开始于2005年,外资大规模参股控股中国银行是2006年以后。按照经济学界和金融界关于银行贱卖前已经破产的说法,破产是由上届政府留下来的。可是查阅上届政府总理朱溶基的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却发现,其中不仅没有银行已经破产的迹象,甚至宣称1998到2003那5年,是中国经济发展最伟大的5年,经济建设成就超过改革前28年的总和,"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上届政府宣称2003年之前是中国经济最辉煌的5年,本届政府的所有学者则一致宣称上届政府搞得银行已经破产,究竟是上届政府为掩饰国企私有化改革在说谎欺骗人民,还是本届政府为掩饰贱卖银行在说谎欺骗人民,历史自有判断,不过上届政府造成了难以想象的巨额坏账却是无可争议的铁一般事实。按照美国高盛公司等外国研究机构的统计,中国银行的坏账可以概括为两个40%,即坏账约有40%,消除这些坏账需要耗费GDP的40%,这个数字要远远高于中国银监会公布的最高30%的坏账率。如果这个数字符合实际,中国银行业确实已到了破产边缘。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这些坏账是哪里来的的?中国银行业怎么被弄到了破产境地?

  前面提到,银行破产不过是亡国三部曲的第二步,是由中国改革的内在逻辑决定的。中国改革的内在逻辑是一种致错改革,就是把原本好端端一个事物推向错误,形成改革的必要性;然后再推向一个更大的错误,形成更大的改革必要性;改革本身不断衍生出新的改革需求,由此循环往复,不死不休。于是便有了国企破产、银行破产和最终朝着国家破产方向发展的亡国三部曲。许多人或许都还记得,最初中国改革的方向并非是市场化,而是全面恢复前苏联的僵化体制,称之为是拨乱反正,彻底摧毁了当时中国正在探索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和现代企业文化,把国有企业推上了难以发展的根本困境。后来苏联东欧的巨变更加证明了那完全是一条死路。这是中国国有企业被推上破产道路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其后便开始了增加企业活力的利润承包制改革,利润承包导致了杀鸡取卵的掠夺式经营,国有企业迅速陷入了破产绝境,由此开始了私有化产权改革,进入了全面抢劫的时代。国企的私有化改革很快又把银行拖入了破产境地:一是在私有化改制过程中企业把债务全部甩给了银行。二是购并国有企业的资金来自于银行。三是国企私有化后往往把工人抛向街头转向房地产开发,所有资金包括推高房产地产的资金全都来自银行。四是在高额回扣的腐败收益刺激下,全国变成了一个大工地,所有资金都来自于银行。朱溶基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中十分自豪的基本建设成就,就是这样形成的,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比他们批判的文革高积累时期几乎还翻了一番。五是借银行不良资产升官发财,一方面,银行官员为了降低坏账比率迅速升官,便采取大规模放贷的办法,让企业借新债还旧债,导致不良资产呈几何级数增加;另一方面,通过不良资产发财,国企改革为银行制造不良资产,银行开放向外资赠送不良资产,外资再以巨额回扣返还相关人员,结果是银行大放血,大家都发财。美国摩根公司在中国经营不良资产的利润率超过900%.六是由于政府任命银行官员,政府官员完全把银行当成了提款机,金钱如同决堤洪水般通过各种建设项目渗透进了各级官员和开发商的腰包,重庆巫山县交通局长不过一个科级干部,受贿金额就能相当于全县收入的五分之一,这还是国家级贫困县的干部,一个县里像这样的科级干部不下数百人,一个人就能捞取2千多万,全县该是多少?全国又该是多少?全国7百多万党政干部,四千多万一般干部,如此攀比着捞起来,该是何等惊人的天文数字!莫说是会导致中国的银行业破产,如果世界一体化后也保持这种权利结构,恐怕全世界的银行都会破产。

  就这样,在九十年代掏空并进而占有国有企业之后,又以相同手段掏空了银行,只是后来占有银行的不再是国内权贵,而是国际金融大亨。金融买办集团为掩盖掏空银行的行为,把中国数代人建立起来的银行随便以不到一元钱的价格卖给了外资。只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中国的银行不仅仅是商业公司,甚至主要不是商业公司,同时还是甚至主要是金融管理机关。凭借其金融管理和市场的双重垄断,把中国资源和环境变现形成的巨大财富,把中国老百姓60年奋斗积累的巨大财富,把中国亿万股票和基金投资者投入的巨大财富,迅速转换成为银行资产,让控股参股中国银行业的外资公司赚取了超越任何冒险家想象的惊人财富。并且控制了现代经济最核心的命脉——中国银行业,进而开始了对包括证券、保险、年金等所有行业在内的整个中国金融市场的全面扫荡。对于虚拟经济越来越占主导地位的现代经济来讲,以银行为核心的金融系统被外资控制,等于是外资在中国架设了一条庞大无比的财富虹吸管道,无论中国老百姓创造多少财富,都能够在瞬间被全部吸走,所造成的财富损失远远超过八国联军和八年抗战的损失总和,由此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再次反抗,掀起了21世纪新的民族救亡运动。这是继鸦片战争、抗日战争之后,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三次民族救亡运动。

  这场斗争的救亡性质,决定了中国民众的矛头并没有指向国内的买办精英,而仅仅是不愿意亡国而已,虽然仅仅如此,却仍然引起了国内买办精英的刻毒仇恨和疯狂打击,他们面对中国民众日益高涨的民族救亡运动,十分狂妄地宣称:"无论有多少老百姓发泄,都阻挡不住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的步伐!"是的,八十年代初的审判和八十年代末的镇压,造就了中国买办精英极端的狂妄,自觉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住他们卖国的步伐,只是他们忘记了一个道理,当人民用现有方式无论如何都阻挡不住民族的灾难时,人民就会坚决地转而选择其他方式。"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相信让中国买办精英懂得这个道理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我耳边仿佛又响起了那雄壮的歌声: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只是半个世纪以后,那歌声已变成为:保卫环境!保卫资源!保卫产业!保卫金融!才能保住全中国!

  2008年7月25日

  作者是中央民族大学证券研究所主任、教授

发表评论请点下面原文链接 : http://www.weekmag.com/html/411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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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July 24, 2008

严家伟:公民意识还是臣民意识? —— 析所谓“地震唤醒了公民意识”

  "公民"二字,曾经是个敏感词,焦国标先生在其著名的《讨伐中宣部》一文中曾提到,中宣部在对大陆媒体的"内部指示"中,明令媒体不得用"公民"一词,而要称"老百姓"。

  也许是"风水轮流转"吧,自四川5.12大地震后,近来一些媒体竟十分热衷于大谈"公民意识",并称这个"意识"是地震给"唤醒"出来的,真是怪哉斯言也。当年"毛伟人"曾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现在天上掉不下来,却从地下"唤醒"出来了。"毛老兄"地下有知,怕要啼笑皆非了。

  那么我们不妨来看看,大陆媒体所称的这个"公民意识"其核心内容究竟是什么呢?

  其一,首先便强调公民要进行自我的法律约束。其二,强调公民与政府不是对立的,公民应与政府进行良好的合作,其潜台词自然是要公民与政府"高度保持一致"。其三是强调公民的奉献意识。

  看了这些文人、学者苦心孤诣为官方设计的"公民意识"后,我不禁想起了《韩非子》里"买椟还珠"的故事。说一个楚國人,把一颗珍珠装在一个很精美的匣子里,拿到郑国去出售,结果那个郑国人付钱后只要了精美的匣子没要珍珠。如果那个郑国人是"老土"不识货的话,我们这些聪明绝顶的文人,学者,则是用心良苦的将珍珠从匣子内抽去,只给老百姓(或曰公民)一个精美的空匣子。他们"抽"去的正是公民意识精髓之所在。

  所谓"公民意识",或曰纳税人意识,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广大民众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这个国家的主人,而不管是总统、主席、总理、部长等各级官员,以及军队,警察都是纳税人用钱(税款)雇佣来给民众办事的。就如一个家庭雇佣的保姆,炊事员,司机一样。所以政府官员必须服从多数民众的意志。如果他们不尽职守,平庸无能,当然更不要说贪腐了,民众就有权罢免或撤换他们。他们即使是把事情作得很好,也只是尽到了应尽之责,纳税人无需去对他们感恩戴德,顶礼膜拜。就象我们无需去对自己家的保姆或炊事员说"您一天三顿把饭莱作得又熟又香,卫生打扫得干干净净,您真是我们家的大救星,对我们家恩重如山啊"!谁见过这样神经兮兮的主人?

  而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就在于缺乏这样的公民意识。说得更直白点,就是自已看不起自己,不但不敢把自己当主人,甚至不敢把自己看成是与官员平等的人。开口"小民",闭ロ"草民",芝麻大个官也是"父母官","大老爷"。虽然这样的话现在不挂在口头上了,但在心中却是根深柢固的。尤其是对于中央一级的大官,人家与他握个手,把就受宠若惊,甚至以为光宗耀祖了。当年毛泽东握了一个人的手,此人竟半月不洗这只手,别人还来争着握这只手,以便分享一点残余的"圣恩"。所以大官员,中央领导人,只要一来,就是什么"最大的关怀,最大的鼓舞,最大的鞭策"。官员随便说两句不痒不痛不着边际的话,也是"极其重要的指示"。而草民们则只有歌功颂德的份,甚至不敢对官员直呼其名,不是"我们的好书记",就是"人民的好总理"。所以有人说"大人物之所以很高大,只因为你自已还跪着",这种精神状态一言以蔽之,就叫臣民意识。

  公民意识与臣民意识是两种冰炭不容的思想观念,而我前文提到的那些学者,文人们所设计的所谓"公民意识",实际上是一种经过梳妆打扮的臣民意识。

  首先,他们用含糊不清的说词,称公民与政府不是对立的,公民要与政府进行良好的合作。却绝口不提这个政府是否经过公民们一人一票的方式合法授权产生,是不是能代表大多数公民的利益。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片面要求公民与政府"合作",(实为无条件服从)这实际上就是将公民置于臣民的地位。试想一想,在成克杰、胡长青、程维高、陈良宇、马向东、王怀忠、刘方仁、陈希同、……以及等而下之象"五毒书记"张二江之流(还可举出一长串名字),大小贪官专权的政府统治下的民众,越是要求民众与该政府"合作","保持一致",而绝口不提公民对政府的不合作与监督,那就是假"公民意识"之名,行臣民意识之实,为"官为刀俎,民为鱼肉"提供"理论"依据。提倡宣扬这样的"公民意识"就等于拿了一个没有"珍珠"的"空匣子"来忽悠人,这样的"公民意识"是冒牌的伪劣货。

  反观象美国这样真正的民主国家,哪怕象克林顿总统那样既经过民众合法授权,又是在治国上十分有作为的总统,与女实习生那点事,在中国不过是生活小节,何况克林顿又没有拿公款去为莱小姐购房买车,但有高度公民意识的美国人,便绝不会与政府"合作"而要一查到底。再看台湾陈水扁先生的公务机要费,在大陆连贪腐也算不上,就是点不正之风,一个乡镇长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占点这类便宜,也是小莱一碟,绝对没事。但在民主制度下,公民意识高涨的台湾,大家都看见了后果是何等的严重。而笔者在前面列举的那一串贪官,未被"我党""双规"以前,哪个老百姓敢对他们说个"不"字?有的还边腐边升,直到在官场内部权力斗争中败下阵来才成了替罪羊。所以公民意识首先是对政府官员的监督,只有在对政府官员的充分有效的监督下,才谈得上合作,否则便是本末倒置,淆乱视听。

  中国人公民意识缺乏,更表现在对官吏,特别是大官、高官的盲目崇拜上。管他什么小混混,大痞子,一旦官袍加身,人们便期望、甚至相信此人会是圣人,贤人,柳下惠,会是青天大老爷,大救星。而公民意识恰恰相反,美国人有句名言"总统是靠不住的",当然,部长,国务卿,州长亦复如是。公民意识对国家任何官员均持质疑与审视的态度,不管你是英俊儒雅,还是慈眉善目,只要你握有公器,公权后,民众首先就防着你可能要做贼。而臣民意识,对官员连想都不敢这么想,似乎这样想都是"思想反动",都是"犯罪行为"。所以他被剥夺得一贫如洗了,过年前父母官来作秀,送他点钱和一套棉衣,他便对着电视摄象机热泪盈眶了。这种"感恩"情结是臣民意识无可药救的典型症状。

  2005年当卡特林娜飓风袭击美国新奥尔良时,布什总统何尝不是十分重视,亲自指挥,还出动了国民警卫队,美国人不但没说"伟大的共和党政府恩重如山",更没有将丧事办成喜事,让颂歌高唱入云。而且政府稍有差池,民众便横挑鼻子竖挑眼,有的人几乎可以说是"别有用心"的进行攻击。但最后也未见有任何人以"煽動颠复政府"罪而吃官司。

  公民意识与臣民意识,就是这样的泾渭分明,前者是以主人的姿態来督促检查政府,后者则是以奴才的心思去顶礼膜拜官员。

  至于我们那些可爱的文人,学者说公民意识就是要公民用法律进行自我约束。我看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公民当然要自觉守法,但绝不接受恶法。比如宪法里明文规定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恶官们却给你另来一个可以随意认定,以言治罪的"煽動颠复政府罪";宪法里明文规定,任何公民未经法院判决,其人身自由不容剥夺,恶官们却给你另来一个美其名曰"最高行政处分"的"劳教条例",不经司法程序就可任意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宪法里明文规定公民有游行示威的权利,恶官们则给你另搞一个"游行示威条例",实际上就是不准游行示威;中央政策明文规定的是提倡和鼓勵计划生肓,也就是国家只可引导,说服,教育,恶官们却给你另搞一套什么"条例",强行堕胎,强行结扎,甚至形同盗匪地侵入民宅,牵走耕牛,扒掉房屋,抓走孕婦,象强奸犯一样地侵犯孕婦,弄死胎儿。诸如此类的恶法,帮闲文人要民众用这类恶法去"自律",去"自觉遵守",还美其名曰为"公民意识",这究竟是现代的公民意识,还是皇家的臣民意识?

  至于以什么"国家利益",顾全"大局"的名义漠視民众、尤其是弱勢个体小民的利益,以"奉献"为名,行巧取豪夺之实,使强占地、强折迁、强令工人下岗失业,侵吞国有资产,均可以"改革","合法"的名义进行,这更是与现代公民意识背道而驰的歪理邪说。要民众去忍受这一切,还美其名曰为"奉献精神",这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罢了。漠視民众个体利益,所谓"国家利益","顾全大局"都只不过是一句华而不实的空话,甚至是为特权者谋取私利的一块遮羞布而已。

  公民意识是建立在自由、人权与民主宪政基础上的一套完整的价值观。它不容随意阉割或偷梁换柱的加以篡改。一位前央视的女主持人说得好"中国在未能输出自己的价值观以前不能成为真正的大国"。同样,中国人在未能普遍具有公民意识以前,也不可能真正的"崛起"!

  2008年6月18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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