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思乱想: August 2008

Sunday, August 31, 2008

刘军宁:宪法是防范谁的——论为何公民的义务不能写入宪法

　　宪法教科书中对宪法分类多种多样，有刚性宪法、柔性宪法之分；成文宪法、不成文宪法之分；钦定宪法、民定宪法之分；也有资产阶级宪法、社会主义宪法之分等等。若要我来对宪法进行分类，我看世界上的宪法只有两大类：一类宪法是人民束缚统治者的锁链，另一类宪法是统治者束缚人民的锁链。

　　在宪政国家，宪法是人民束缚统治者的锁链。在专制国家，宪法是统治者束缚人民的锁链。在宪政国家，宪法是人民的大法，是人民用来束缚政府权力和统治者的大法。在专制国家，宪法是国家的大法，是统治者的大法，是统治者用国家机器束缚人民的大法。那么，区分这两类的宪法的标准是什么呢？那就要看，宪法把权利授予给谁，把义务强加给谁。要看宪法是防范谁的，其矛头是对准谁的。

　　在作为人民束缚统治者的锁链的宪法中，包含的是一部政府必须奉为圣明的《权利法案》。在作为统治者束缚人民的工具的宪法中，零星的、残缺不全的权利只是停留在纸面上的，取《权利法案》而代之的是未冠名的"义务法案".所以，公民的义务是否入宪是区分这两类宪法的关键。

　　在宪政之下，宪法是针对政府、国家、公共权力的。在实行宪政的国家，所有宪法只适用于政府，这一点极其重要。因为宪法的任务之一是创立和保护独立于政府的市民社会，使私人和民间组织获得自由。通过普通的立法来推动个人和私人领域、市民社会的活动。如果公民有什么义务的话就是负责任地行使自己的自由。宪法是公法，其矛头只能对着政府。在人类的文明历程中，只是到了宪政时代，人类社会才首次有了专门针对政府权力和统治者的特殊法律，这就是宪法。在宪政日益成为世界潮流、人类的政治的发展方向的今天，如果把宪法的矛头重新对准公民个人，这无疑是回到了前宪政时代，而且常常是回到秦始皇时代。不信，你看看1975年的中国宪法，那是一部宣称要从上对下进行全面专政的宪法。

　　那么，把宪法作为规定公民义务的场所有什么危险呢？宪政的宗旨是限制政府的权力，保护个人的自由。宪政之下宪法也应当符合这一宗旨。在宪法中罗列很多义务会改变宪法作为保护权利的文件的性质，宪法的目的既然是确立有限政府，其矛头当然是针对国家的。如果在宪法中大量规定公民的义务，其结果必然是调转了宪法的矛头，把它对准了公民，而不是本应对准的政府和掌权者。这样的宪法便是反宪政之道而行之的宪法。

　　在规定公民义务的宪法中，人们会看到种种义务条款，如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爱护公共财产，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公民有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不得有危害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行为，等等。这类义务条款把宪法变成了公民对国家的无条件的义务的陈列室。这些义务条款出现在宪法中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更重要的是，这类条文的出现扭曲了宪政之下宪法的本来目的与功能。

　　宪法的目的是避免国家走向专制，宪法是落实国家与政府承担对公民的义务的地方。宪法约束的对象是国家与政府的权力及掌握这些权力的人，而不是用来约束一个国家的主权者：人民。宪法列举公民的义务这种做法本身就是极其危险的。因为这样做开辟了一个先例：宪法有权限制人们的权利和自由。这恰恰是反宪政的根本宗旨而行之。

　　说宪法不应该给公民规定义务，并不是在主张公民可以为所欲为，或者说公民不应该承担任何义务。公民应该承担义务，但是这些义务只能从公民所享受的自由与权利中产生，不存在任何独立于权利与自由之外的自在的义务。如果有的话，那肯定是统治者强加给人民的义务，是要求人民承担的对统治者的义务。这类的义务越多，给公民剩下的自由就越少。因此，在宪法中也不存在权利与义务平衡的问题。宪法中应该把对公民的义务的规定尽可能降至最低限度，而且所规定的任务只能直接派生于公民的权利和自由。

　　在宪法中加入公民义务的动机也可能是担心公民不清楚自己的责任。但是，这类义务条款在实际生活中毫无用处。如果有什么用处的话，那就是为统治者以"危害国家安全"的名义惩罚那些要自由争权利的人提供法律上的借口。通过这类义务条款，宪法就变成了国家束缚人民的最高级的锁链，把宪法变成了否行宪政的工具。

　　如果人民希望对自己的行为加以约束，他们可以通过他们的代表在议会中立法，如制定规范普通人行为的刑法、民法、婚姻法、赔偿法等，如制定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的法令等。如果一个国家有健全的法治，即使不在宪法中规定公民的义务，也无碍这些义务的履行；如果一个国家的法治阙如，在宪法中列举再多的义务也是枉然。例如偷税现象，绝对不会因为宪法中有纳税义务的条款就自动消失。

　　一些宪法一方面对公民的基本权利与自由，如私有财产权、人身权利、结社权、迁徙权等闪烁其辞，另一方面对公民义务的规定却不厌其详。这样的宪法一方面授予国家与政府干预私人生活方式的不受限制的权力，另一方面，又把各种义务左一道右一道地绑在公民身上。所以，要想辨别宪法是束缚谁的锁链，看看宪法中所嵌入的是权利法案还是义务法案就一目了然了。

　　宪法是为了防范谁的？其矛头应该针对谁？这是立宪法、行宪政过程中永远值得追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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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长青:俄罗斯帝国的梦想

　　欧洲被视为文明之地，但它也是近代人类灾难的源头：德国发动的两次世界大战，俄国兴起的共产主义革命，更早时的法国拿破仑血腥征伐，罗伯斯庇尔的断头台，都向世界示范并输出了暴力，仅二十世纪，就在全球造成一亿三千万人的死亡。

　　帝国霸权的梦想，往往给周边小国带来噩梦：被侵占、被奴役、被兼并的悲愤记忆，充塞小国的历史。1996年我第一次访问波兰，在华沙接受当地一位记者采访时，强烈地感受到他们对俄国人的反感。这位女记者聊天时说，她对俄国厌恶至极，永远都不会再说一句俄语，虽然她精通俄文。

　　波兰在二战中被德国和苏联侵占，战后又像其它东欧国家一样，被迫成为苏联的卫星国，被共产主义奴役。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波罗的海三小国，才获得独立。乌克兰、格鲁吉亚等也从大苏联分离出来，陆续加入西方的民主阵营。

　　但那个幅员辽阔的俄罗斯的存在，尤其普京上台后致力恢复大俄罗斯的野心，让这些原东欧国家忐忑不安，它们争先恐后要加入北约，希望不再受俄罗斯的霸权之灾。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和关口下，俄国军队以保护在南奥的俄国侨民为由，悍然侵入主权国家格鲁吉亚，掀起轩然大波，成为全球焦点。它甚至让人想起当年萨达姆的伊拉克，一夜之间挥军涌进了旁边的小国科威特。可想而知那些原东欧国家的感受和反应。

　　美国总统布什表示，"卫星国和向全球渗透的时代已经过去"。等于明确拒绝俄罗斯的旧梦复燃。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肯恩发表"我们都是格鲁吉亚人 "的专文，表示"美国人民是格鲁吉亚的后盾"，并措辞强硬地提出几点惩罚方案，包括考虑冻结俄国在海外的资产，建议取消2014年在俄国举办的冬季奥运会，把俄国从八大工业国中拿掉。英国外长也对此同感，英保守党主席更明确呼吁应这么做。《华尔街日报》对此发表题为"必须叫普京付出代价"的社论说，"俄国侵入格鲁吉亚容易，但国际社会不会让它以后的日子容易"。

　　●强国至上的底座是群体主义

　　在俄国力争加入世贸组织，想跟西方和解，正民主转型的时刻，为什么会有这种明显惹怒西方、更吓跑周边小国的愚蠢举动？这背后至少有五个历史和现实原因：

　　首先，和俄国领袖的大俄罗斯梦想有关。普京原是克格勃情报官员，他的共产党教育背景，被灌输而定型的群体主义价值观，都使他执政后，自然地把强国、国家至上作为执政目标，而不是人的自由。普京曾说，大苏联解体是"二十世纪地缘政治的最大灾难"，因而他要重建一个强大的俄罗斯；即使不恢复原来的版图，也要重现俄罗斯在世界举足轻重的大国地位。经济改革，尤其全球石油价格爆升，给世界第二大石油输出国（第一是沙特阿拉伯）的俄国经济，带来巨大收益（石油占俄国整个出口的五分之四），使俄国更有恢复强国旧梦的感觉。

　　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周边的小国竞相加入北约，想完全不受俄国势力影响的趋势，令莫斯科难以忍受，因为这等于和它的大国梦想背道而驰。因此莫斯科利用这些周边小国都依赖俄国天然气和原油，用能源作为"杠杆"，向他们施压。不久前，当捷克表示支持美国部署导弹防御之后，俄国就把向捷克提供的石油削减了40%.俄国总统梅德维杰夫誓言，"报复行动会逐步升级"。

　　面对掐断天然气、原油供应的威吓，乌克兰、格鲁吉亚没有屈服，这使莫斯科气恼、愤怒。于是选在北京奥运开幕，美、法等西方领袖在那里看表演之际，突然采取军事行动，用坦克方阵和空中优势的狂轰滥炸，想教训一下格鲁吉亚，更杀一儆百，警告乌克兰等。

　　其次，和俄国人的民族主义有关。普京的恢复大俄罗斯的梦想，在俄国民众中得到巨大回响。可想而知，在共产政权七十年的灌输下，群体主义思维已深入人心。正是这种集体主义文化，导致非常多的俄国人仍钟情于一个强国，而不是重视个人的强大。这种后共产主义惯性，在原东欧国家也存在，但因为它们不是大国，就不像俄国人那么强烈，那么理所当然。群体主义价值惯性，导致相当多的俄国人更看重"稳定"的价值，而把个人自由视为带来动乱和犯罪的源头。俄国的民调显示，在"自由"和"秩序"之中，超过一半人选择后者。俄国的成人就业人口中，非正常死亡者，有一半是因为酗酒。患艾滋病的人数，排全球第二（第一是南非）。

　　这种民众心理背景，给了普京式的领导人掌权机会。曾作为幕僚长被普京一路提拔、一手选定的接班人梅德维杰夫，以超过七成的高票当选总统。普京改任总理，明显是"垂帘听政"；但普京提出的宏伟12年计划，把俄国人吸引到甚至希望他修改宪法再继续做总统的地步。按照普京的蓝图，到2020年，俄国经济将进入世界五强，一半的俄国人将成为中产阶级，俄国人均收入将增四倍，由2007年的年入6312美元，增至3，2400美元。这个美丽的前景，诱惑俄国人把普京视为伟大舵手，任他领航。

　　●斯拉夫主义毒化知识分子

　　第三，和俄国知识分子的斯拉夫主义有关。俄罗斯历史以来，知识人就有强烈的被称为"斯拉夫主义"的大俄罗斯情结。认为俄罗斯是最优秀的民族，物欲化的西方是堕落的，只有俄罗斯精神才能拯救世界。近代俄国的大作家和评论家等，像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更别提巴枯宁等更激烈的革命者，无论有神论、还是无神论者，在大俄罗斯主义上，都能找到重迭点。像最近去世的前不同政见者、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就是典型的大俄罗斯主义者。他以《古拉格群岛》等作品揭露了共产暴政，因此被迫在西方流亡了二十年，但他返回俄国后，还是强调西方堕落，俄罗斯要强大，而不是人的自由。他甚至提出要恢复原来大苏联的版图。因此他和普京一拍即合，成为"国师"那样的角色。如果索氏今天还健在，很可能会支持俄军入侵格鲁吉亚，甚至可能会叫好欢呼。

　　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这种传统，在今天的俄国仍有回响。因此，当普京为了强大俄罗斯，提出不要"议会民主"，应实行"主权民主"时，并没有受到俄国知识界的强烈质疑和反对。而所谓主权民主，就是用强调主权和国家强大，而加强总统等克里姆林宫的中央权力，弱化国会所体现的人民权利。

　　●东正教和普京思维"政教合一"

　　第四，和俄国东正教的团体观念有关。美国宗教史专家史密斯（Huston Smith）在他那本畅销书《世界宗教》中说，当年东正教所以和罗马天主教分道扬镳，主要分歧在于，东正教不愿承认罗马教宗的个人权威，他们要全体教士 "集体领导"。这种"强烈的团体感觉"使他们提出"一个人可能单独被诅咒，但却只能与别人一起得救"这样的概念和教规。因此东正教没有自己的"教宗"，也没有那么多教会等级，强调教众说了算。史密斯引述评论说，"和西方比较，它较重视联合而少重视个性"。这样一种群体主义倾向，再加上基督教本身的反富、极端强调平等的观念，还有后来东正教更显露出来的反西方倾向，都为共产主义乌托邦在俄国首开先河提供了条件。

　　最近，一位俄罗斯东正教教士，拍了一部在俄国引起轰动的电影《帝国的毁灭：拜占庭的历史教训》（The Destruction of an Empire： The Lessons of Byzantine History），强调拜占庭帝国所以崩溃，主要因为引进了西方价值，尤其是西化的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影片认为，正是个体主义，导致人们不再和统治者站在一起，损害了国家安全，拜占庭等于把信仰给毁了。这部影片的结论是，不要走西方的道路。这种思路，和当今统治者很合拍。普京曾公开说，"我们尊重西方好多世纪形成的价值，但是，这不能成为我们的标准；所有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宗教和国情，应走自己的路。"今天，俄国东正教和统治者，有一种默契的思想"政教合一"。

　　●没有清算共产主义的代价

　　第五，和俄国没有清算共产主义有关。美国知名的苏联问题史学家、哈佛退休教授派普斯（Richard Pipes）在今年五月号《评论》杂志（Commentary）撰文说，和后纳粹的德国不同，后共产主义的俄国，从来没有和极权的过去切割，因此共产苏联的遗迹，今天在俄国随处可见。他引述几年前的一项俄国民调，多达30%的俄国人居然不知道"苏联"已经不存在了。虽然列宁格勒已改回叫圣彼得堡，但周边仍然被称为"列宁格勒地区"。列宁的水晶棺仍在红场，他的塑像仍到处可见。三分之二的俄国人为苏联的消失而感到"遗憾"。当被问到，如果共产主义者发动政变、夺取权力，你们怎么反应时，他们说不是参加这种造反就是合作，或至少做壁上观，只管自己的事。只有10%说他们会起来反抗。

　　派普斯教授说，在克里姆林宫的指导下，最近俄国修改了历史书，把斯大林歌颂为最伟大的国家领袖，因为他巩固了沙皇留下的帝国，打赢了二战，使国家工业化，并建立了全世界最好的教育制度。

　　派普斯感叹说，看到俄国今天的这一幕幕，真令人遗憾，多数的俄国人没有能力面对自己国家的过去，而如果他们想创造一个新的开始，不面对过去是不行的。但正相反，他们好像是自己最糟糕的敌人，缺乏自信，导致相信外部是一个敌对的包围他们的世界；自己犯错，却怪罪他人；同时被自己的领导人误导。

　　这位资深的苏联问题专家认为，面对普京的俄罗斯帝国梦想，西方不可后退、妥协。用像当年西方和希特勒签署牺牲小国条约的做法，绝对是错误的道路。这次俄罗斯军队入侵格鲁吉亚，就是一个试探，而美国和欧洲的强烈反应，则是一个清晰的回答。在人类进入21世纪的民主时代，俄国还想做帝国霸权的梦，可能只是黄粱美梦。

　　原载台湾《看》半月刊2008年8月19期

　　原文： http://www.watchinese.com/%E7%9C%8B%E4%B8%96%E7%95%8C/2008/658

　　2008年8月27日

吴晓波:江南危矣

　　刚刚从镇江、苏州、南京归来，每到一地，都听到公司倒闭破产的传言。那日在苏州金鸡湖畔，看灯光朦胧妩媚的夜景，突然想到，过去三年每到这个月份，城市景观灯都因电力紧张而关停，现在的灯火辉煌，却证明了工业用电的宽松。今年，电厂的效益肯定大大滑坡。

　　这个夏天比我想象中的还要艰难，倒闭企业将数以十万计。

　　三十年，每隔四到五年必有危机周期，这一次的惊恐确乎是大了一点。年底之前信贷恐无调整的时间了。

　　悲哀的是，2004年，进入重化领域的民企成打压对象，这次支撑了10年"中国制造"神话的中小企业成了牺牲的对象。

　　政府不救企业也许有它的道理，比如，产业调整云云，那么，失业的工人怎么办？没有听到一点帮助的声音，他们是新的"汶川难民"。从"粮食剪刀差"，到廉价劳工，到土地剥夺，再到无情失业，中国的农村人民一直为中国的进步一次次"献血"。

　　靠强势的紧缩手腕，危机可能在2009年两会之后就会过去的，但是政府的调控手段之单一和高成本模式不改变，下一次付出的代价会成倍增加。

　　靠政府的输氧，中国的民间资本集团永无出头之日。

　　我们需要工会，需要民资银行，需要真正为民间资本发言的学者阶层。

　　浙商的惊恐

　　又一个来自浙江的企业家潜逃新闻。本月初，金乌集团董事长张政建突然失踪，据称他欠地下钱庄的资金可能高达20亿元。金乌是国内最大的袜业公司之一，它所在的义乌市大陈镇是世界最大的衬衫生产基地，也是最大的袜子生产基地之一。而金乌集团近年来一直位列该镇企业的前五强。2008年初，金乌集团的公开资料声称其总资产为10多亿元，拥有在职员工2000余人。

　　进入4月之后，浙江板块出现了可怕的产业惊恐，中小企业倒闭时有耳闻，民间借贷成本持续上扬，一些还不出债务的工厂主潜逃，到6月份，连一些大型民营制造工厂也喘不过气来。来自浙江省的最新数据显示，1～6月份，浙江规模以上企业工业增加值的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5.5个百分点，企业利润总额增幅同比回落17.8个百分点。有1 万家规模以上的企业出现了亏损。而展望下半年形势，当地专家认为"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发展趋势较为严峻。今年全省工业增长回落之势已成，还难以判断何时为底"。

　　在三十年的历次宏观动荡中，浙江民营企业是最顽强的一股力量，在每一轮重大的景气打击下，它们都没有出现过溃不成军的惊恐景象，每一次调控来临时，它们总能够以合法或非法的方式保护自己，找到存活下来的那条缝隙，此次出现的倒闭潮和无所适从的沮丧景象是前所未见的。

　　在过去三十年的中国，每隔三到五年必有一次宏观调控，依此规律，在2008年前后出现一次大调控并非意外之事。而棘手的事情是，此次的宏观景象跟之前有很大的区别，与最近的两次相比，1998年宏观调控的起因是亚洲金融风暴造成了消费市场的低迷，中央政府通过启动房地产的方式，激活了内需，并由此带动了重化工业的繁荣，2004年的那次，则是因为上游产业出现了投资过热景象，决策层进行了选择性的惩罚，将进入钢铁、水泥和电解铝的民营企业一一逼退，同时在短时间内控制对地产业的信贷，从而实现了经济的软着路。2008年的景象就全然不同，最重要的两个新特征，一是出现了15年来从未发生的通货膨胀，二是人民币升值造成外贸的增长压力，调控陷入两难局面。更陌生的是，此次调控突然失去了"假想敌"，刺激什么或压制什么，都变成了真正的问题，这也许是决策层最感困扰的地方。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面大量广的中小企业――特别是从事外向型制造产业的企业――就成了最大的牺牲群体，在过去十年里，它们是"中国制造"的真正创造者，正是在它们和地产业的双方推动下，中国经济出现了高速成长，而如今，人民币的升值以及各项成本的持续上涨，变成了两股压迫的力量让它们的呼吸变得越来越艰难。

　　事实上，早在两年前，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劳动力密集型外贸企业已经出现了疲软和外逃的景象，特别是鞋革类工厂，它们当年就是从韩国、台湾等地"漂"到中国来的，现在又从这里向人力成本更低的越南等国家"漂移"，并不是一个太让人吃惊的情况，问题在于，地方政府一直麻木地没有做出任何的对策和准备，他们不知道如何留住这些企业，或者如何填补它们离去后的产业空白。这股出走的潜流在今年年初被新颁布的《劳动法》所刺激，出现了一个让人吃惊的浪潮，据称，仅广东东莞一地就先后出走了将近2万家中小企业。

　　在过去的改革政策逻辑里，民营企业是不需要政策扶持的，它们是野生经济，或者说，只要不去打压，就是最好的扶持了。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官员也善于"垂拱而治"，以发挥民间力量为最佳的治理之术。然而，随着民营企业的规模庞大，它们已日渐成为中国产业经济中最重要的支柱性力量，那种"不打压就是扶持"的政策思维确实已经到了需要修正的时候。从1981年到2004年的历次调控，遵循的都是"宏观吃紧，调控民企"的逻辑，可是在此次危机中，造成的因素并非民企与国企的能源争夺矛盾，而是因通货膨胀、人民币升值、成本上升以及能源危机等内外原因所构成的。面对这一前所未见的形势，政策制订者的智慧面临空前考验。

　　在某种意义上，广大的中小企业其实就是当今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它们的危机事实上就是中国经济危机的全部。

　　近月以来，中央高层密集调研浙江、江苏、山东和广东等省，与当地民营企业座谈，探讨应对危机的策略，这是否表明，政策正在寻找释放的方向？此外，浙江方面近日发布消息称，从9月份起，该省首批小额贷款公司将正式营业，并原则上允许每个县（市、区）设立一家小额贷款公司。这可能是在灰色地带潜伏了二十年的浙江地下钱庄群体有可能冒出地面的一条缝隙。不过，人们担忧的是，由于政策面的不确定，它也可能是暂时的，或者竟是一次更强势的收编？

唐成:一个运动员的意外受伤

　　8月18日，刘翔退出北京奥运会110栏小组赛，宣告了承载着13亿国人的期望正式破灭。看惯了上世纪末风靡大陆的港台爱情片中男主角或女主角临阵逃离婚礼的人们，仿佛成为影片中的弃妇或弃夫而难以接受亲眼见证刘翔转身离去的事实。瞬间的惊愕，随之而来的是哗然、漫骂、理解、同情……不同的声音通过网络、电视、报刊肆意地表达着，显然事态的怪诞和严重性远远超出了一场体育赛事的本身。

　　然而，我相信，在北京时间2004年8月25日凌晨02：49刘翔以12秒91的成绩夺得雅典奥运会110栏冠军之前，大多数国人也和我一样对110栏是怎样一项运动而知之甚少。这颗在2002亚运会上冉冉升起的体育明星，当时并没有给我过多的震撼。他在雅典夺冠前就被可口可乐公司邀请作广告代言人的事实，也只不过增加了我对这家跨国公司犀利眼光的钦佩。随后的四年里，特别是2006年7月3日，他在洛桑以12秒88的成绩打破尘封了十三年之久的世界纪录，创造了一个黄种人在短距离径赛项目的奇迹之后，刘翔的名字俨然成为承受了百年屈辱的华夏民族重振雄风的旗帜，他的每场比赛似乎都事关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尊严。

　　由于对阿尔贝.加缪笔下的莫尔索有过多的迷恋，我对时事的理解常常显得自己像一个民族或时代的"局外人"。我时常悲观地认为，一百多年前的外族侵略留下的心理阴影仍不可思议地根植于我们基因中。因此，我宁愿把眼前的刘翔比之清末爱国武术家霍元甲。

　　肉体上的压迫因实力的差距而很难在短期内改观，但精神上的压迫往往通过一件事的成功或一个人的出现而立即改变。正如拌嘴的男女为男人强大还是女人强大争执不下的时候，女人只需列举武则天、穆桂英等成功女人的名字而不管男人如何善辩最终也只能偃旗息鼓一样，长期遭受外族压迫的清末国人迫切需要精神上的超越，于是霍元甲成为时代的英雄并至尽受人景仰。

　　现实中，亿万国人期待精神突破的心理成就了刘翔——运动员卧薪尝胆而成功后的归宿往往是成名得利，而将他推上神坛的却是我们的媒体和广告商：前者以缔造神话来求取报道噱头，后者则是赤裸裸地名钱交易。不可否认，他们都是成功者。

　　关于刘翔退赛的原因，我不想作过多的猜测而宁愿相信这只是一次简单的意外而巧合的受伤。倘若这次退赛能将刘翔请下神坛、回归宁静、重返赛场，也不失为一大幸事。一个神话破灭之后是否会出现另一个神话？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没理由将长期压抑的小国民思想粗暴地强加于任何一个人身上而让他承受举国的期待和焦虑，更不该用快餐的方式获取某些方面的精神满足。毕竟，我们不再是倍受欺压的落后小国。大国的崛起也不仅仅是物质上富足，更是民众心智的成熟。

　　2008年8月19日于浙江象山

冰山兰:金牌第一不如制度第一

　　北京奥运会使我享受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于是我想写点东西来纪念一下，本该写点庆贺之类的言语来表达一下中国代表团以51枚金牌、100枚奖牌高举金牌榜榜首的创新。但我们清楚，成绩只代表过去，我们要做的是进行深刻的反思，来避免这么优异的成绩在奥运会历史上只是昙花一现。

　　北京奥运会上，金牌数量再创历史新高。然而这些能说明"中国就是体育强国"了吗？体育强国的判断标准，不是看奖牌榜上有几面金牌，而是看整体国民的普遍身体素质和体育运动水平。公认的事实是，中国在搞"精英体育"、 "应试体育"而不是"素质体育"，以拿金牌为宗旨。这样即使拿了很多金牌，也不能代表整体实力。普通民众的健身，国家也不重视，也很少投入，这是典型的面子工程、烧钱工程，恰恰反映了社会财富的不合理利用。中国是金牌大国，不是体育大国，更不是体育强国。

　　最近中国和美国两国媒体在"谁是第一"的问题而各执一词，中国说我们金牌总数第一，美国说我们奖牌总数第一，各有各的道理，其实认真想一下，应当是美国人第一。说美国第一，是从整个奥运历史来看，美国人的自信从容的心态和其在奖牌榜的位置。让我们分析一下奥运的历史上的冠军吧。东德曾经是奥运会历史上的金牌大户，也可以说是中国举国体制的楷模。这个国家曾在奥运会历史上创造了令人瞠目结舌的成绩。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东德开始发力，获得20枚金牌，紧跟美苏两大国之后，位列第3；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东德大爆发，一口气获得40枚金牌，将美国踩在脚下；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受到了西方国家的抵制，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东德达到顶峰，共获47枚金牌；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东德及其它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随老大哥苏联一起抵制。1988年汉城奥运会，政治上江河日下的东德依旧获得了37枚金牌，以1枚的优势力压美国，位列金牌榜第2.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统一后的德国以东德运动员为主体，获得了33枚金牌，列金牌榜第3位。今年北京奥运会上在政治上是民主制度体育上实施全民体制的德国为16枚，仅位列第五。谁都不会否认今天的德国是个体育大国，德国不仅在有世界影响力的体育项目中（足球，篮球，田径，游泳，赛车，网球等）具备不俗的甚至是顶尖实力，而且，更重要的是，德国有着大量民间的体育协会。光在德国体育联合总会中有8万5千多个分会，注册会员达到了2600万人，体育协会的会员占到总人口的32%.奥运金牌榜上那虚幻的辉煌已与德国人渐行渐远，但体育已成为德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苏联曾是体育人才辈出的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运动员和世界纪录创造者。其体育科学研究机构更是一个多层次、多学科相互配合的体育运动技术和运动医学的研究体系，当时的大批优秀运动员都是在全民健身的基础上，在完善的体育设施、先进的体育教学、训练和科研体系中培养出来的。自1948年起，苏联在奥运会的表现便与美国平分秋色，44年间，两大强手鏖战赛场，轮流坐拥冠亚座次。其中，苏联在美苏共同参与的9届奥运会中，以6比3的绝对优势领先。在苏联解体后，独联体参加的1992年巴塞罗那夏季奥运会上，获45枚金牌，比美国多出8枚。此后，盛况不再。

　　以下是俄罗斯队在历届夏季奥运会中的成绩：

　　年份金牌银牌铜牌名次

　　1952 22 30 19 1

　　1956 37 29 32 1

　　1960 43 29 31 1

　　1964 30 31 35 1

　　1968 29 32 30 2

　　1972 50 27 22 1

　　1976 49 41 35 1

　　1980 80 69 47 1

　　1984

　　1988 55 31 46 1

　　1992 45 38 29 1

　　1996 26 21 16 2

　　2000 32 28 28 2

　　综合来看，东德和苏联曾多次夺得金牌榜榜首，然而早已风光不再，但现在他们的国民确实是享受到了实惠。在最早期的奥运会上，英国法国和瑞典也曾登上奥运金牌榜榜首。但美国却稳稳的排在第二的位置，当这些所谓的大国风光不再了，他就回到第一的位子上。这种稳定，是优秀的制度带给他们的，没有优秀的制度，他们是做不到这一些的，因为这是几十代人共同做到的，而不是仅仅几个"英雄"做到的。

　　再说说印度吧。8月11日，印度男子获得了自1980年以来，印度奥运史上首块金牌，改写了印度在现代奥运会历程中108年来未获得过单项金牌的历史。该消息轰动了印度。据悉，获得1980年以来，印度奥运史上首块金牌的印度男子宾德拉并非一位职业选手，而是一位业余选手，其正式工作是家族公司的CEO.首块金牌使印度举国欢庆。印度总统普拉提芭和总理曼·辛格、"团结进步联盟"主席索尼亚·甘地等领导人纷纷致电表示祝贺，称其"创造了印度奥运会历史"、"表现相当完美"。从当地时间上午10点开始，所有电视台不分英语或印地语不断滚动播出宾德拉夺金的"突发新闻"，人们纷纷在因特网、电视台留言祝贺，举国洋溢着一派欢乐气氛。需要说明一下的是，印度的国民运动是没有列入奥运会项目的板球。我认为印度到今天才出一块奥运金牌，完全是印度政府的吝啬；再看看我们邻居朝鲜，不照样奥运得金牌。没办法，印度就是这样的制度。让中国人震惊吧，他们也太不要面子了！同样让中国人感到震惊的是，拥有12亿人口的印度全民享受免费医疗，包括所有在印度的外国公民都享受印度的免费医疗。如此庞大的全民免费医疗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印度政府都能做到，这说明了什么？而印度的一块金牌，并不影响其与中国平起平坐的大国地位。印度的经济、科技、军事和外交等方面的发展屡屡与中国进行抗衡，在西方国家眼中，甚至其实力要优于中国。印度的一块金牌，其实真的令我们汗颜！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我们的口号。但今天我们要说，制度是第一生产力，没有好的制度，就不会有高端的科技。制度是社稷大厦的根基。奥运会已经结束了，我们要说，金牌第一不如制度第一。我们要深刻的反思我们的得和失。"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这是黄宗羲旷世名作《明夷待访录》中的一段话。继续深化和完善以民文本的社会各方面制度的改革，是我们刻不容缓的任务。

马渝生:“家天下” 兴亡周期率原因初探

　　中国王朝兴亡周期率的问题最早是黄炎培在延安向毛泽东提出来的，世称"窑洞对"。

　　站在民生的角度，我试谈王朝兴亡周期率的成因。

　　随着金属工具、文字的发明，分工的发展，私有制的发展迫切希望从割据的混乱小社会、期望进入有利独立于农业季节劳动之外、分工可形成行业优势的社会，有利手工业商品流通的统一大社会，向集居不受季节生产制约的城市阶层发展。集权的一统大社会比混乱的割据小社会更能保护私有制生产的发展，特别是进入新兴的分工行业的发展。进入地方割据时代，经过春秋战国百家争鸣，脑力劳动掌握公共资源统治体力劳动的功能越来越受权力阶层的青睐，知识分子也向往着进入了"暮登天子堂"的说客行业兴旺生涯。秦皇朝正是在这种历史阶段诞生的。在生产力低下集体经济单薄的社会，要维持大一统的国家机器，集权专制的产生有足够合理的为新兴生产力拥护的理由。氏族社会以来以社会精英分子为首的地方割据统治，逐步演变成为社会整体分阶层的集权统治，原来族群割据的矛盾让位给阶级统治的矛盾。知识分子阶层与权力层的结合形成的管理阶层，逐步垄断了社会公共资源的管理，存在于社会之上，与劳动阶层分离了。

　　专制的权力必须把管理权分配给管理层，维护这皇室泽荫的"法"，当然把劳动层的利益割裂开，这成就劳动层发展成自生自灭的生存环境，从奴隶到自由民，解开了人身自由的束缚。为私有制的发展撤去了割据的樊篱。当然，这是专制下的有限私有制，而受管理层的剥夺才是无限的，政治党派垄断着经济分配解释权。只有当管理层成为公推公选的服务层，私有制不受专制统治剥夺，自由的、公平公正的经济体制才能走向社会和谐。

　　秦的政治制度构建中央、郡、县，金字塔式的三级管理，经过隋朝开始的从底层知识人才向上流动、补充管理层新鲜血液的科举制度产生，到唐朝才最终完善了"家天下"的集权体制。"家天下"皇帝的权利、假"天"之子，架凌一切人之上，实行人治的权力，是一切是非标准的出发点，"法"，只是从属于这一权力而存在，为一姓的集权而服务。

　　以劳动生产成果为对象的贸易往来、民间经济的交往，它以公平、公正为生命；以记叙记载事件、史实，发表观点、说明的文字及形成历史积淀的载体文化，是以真实为生命；在专制政治下的等级社会，权力大小是衡量鉴定是非的标准，控制经济分配的命脉，盗钩者贼、窃国者侯，是以权力垄断为生命。这三种不同范畴的生命载体，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二千多年不可解的矛盾体，是形成社会不和谐因素的根本原因。

　　政治生命是强势的，它掌握了物质力量。又是短暂的，"城头变换大王旗"，不劳而获的占有欲膨胀了内斗性，也为死亡线上的民生所不容。得势的权力者不断的变换，就是不断的被否定、肯定、又否定之中，所以政治的是非对错周期性短、变化快，最促摸不定。所有也就没有正真的是非，权力层内部的清洗自残就不断发生。唯其是非是没有标准的，才重视黑箱操作的隐蔽性。权力角逐的突变性不能暴露在阳光下，为控制干涉文化历史上纪叙表达的真实性，所以必定有文字狱之类冤案，对正直知识分子的摧残；政治势力要直接掌管负责经济工作，就必定带着政治工作上的强权等级习惯，去干预、改变经济交易分配上的公平公正性，所以王安石之类的经济改革在官场操作下总要走向腐败垮台的结局。这是专制政治带给文化、经济工作的必然后果，这样的政治统治控掌着国家的物质力量，要文化、经济按它的意志畸形生存的社会综合体是必定不可能走向和谐的。这是唯物论的答案。

　　金字塔式的统治架构使劳动人民的矛盾隔绝在底层、局部范围，有矛盾不能指向上层的统治者"家天下"的主人。"家天下"既可以采用"弃车保帅"式的制度内操作撤换个别地方官，也可以动员全国力量解决局部地方政体上的动乱，以石击卵。劳动阶层除了受剥削榨取外，生活在自生自灭的境地。对知识分子既要磨灭他们的直言不讳、正直不阿的本能，又要笼络、利用他们的管理参政才能，处在又打又拉、分化瓦解中加以改造利用的境地。社会处在既阶层分明又有游离层动态分布、信息在封锁和非"正道"传播中相互侵蚀，让公权力信誉日渐丧失。

　　中国这样辽阔的土地上建立一个庞大的政治管理层：有一定的尊上压下的制度等级规矩；有能领会上层统治意图、消解下层矛盾的政治素质；有能承担管理职能的政治配套机制。秦始皇有设计贯彻"家天下"的雄才大略，但犯有雄才霸主常犯的毛病——"急性病"。频繁征用老百姓搞全国性的浩繁的建设项目，民不聊生。新生的金字塔式各管理层在统一大国的政治理念上未趋成熟、结构上未趋完善，未能承担新生政权负荷，全国性的政令直达民间，各级管理层未构建完善为上层统治者当"盾牌"的作用，使民愤直指中央帝国，加速了秦皇朝的崩溃。

　　秦皇朝灭亡了，它金字塔式的政治体制在继承了二千多年后，随着工业化国家的兴起而走进历史之前，（不计无统治成熟期的隋、元等朝代），各个成熟的统治王朝总摆脱不了改朝换代 "周期率"的制约，在内忧外患中更替。

　　"家天下"管理层的组织体制设计，下级服从上级的权力垄断途径与工资福利等物质利益直接挂钩，越上高层权力越大、物质利益越高，用层层等级统治社会秩序，为权力垄断体制护航，上级权力的主观决定为裁定下级是非的标准，是唯心史观统治社会的组织基础下的产物。尽管在具体的人物上，社会上不乏坚持实事求是的官员，也有以唯物史观论史谈政的人才学者，但整个社会的组织体系建立在等级决定权力，权力决定是非的思维模式上，凡事由长官意志决定。抱唯物史观者、因追求实事求是而生存环境恶劣，就往往到处碰壁，不能在社会上形成公事公办的气候；抱唯心史观者、唯上司马首是瞻者如鱼得水，奉承拍马者处世能游刃有余，在社会上大行其道。社会统治势力越来越腐败终使阶级矛盾走向对立是形成"周期率"的原因。

　　劳动阶层像农民的收入靠的是田里庄稼的收成，其收入高低的决定因素主要是客观条件，像社会宏观环境的战争与和平，清明廉政社会的低税收或黑暗腐败社会的高赋税，土地垄断中的高地租或新政中的平均地权，自然气候条件下干旱雨涝、霜冰雪冻或风调雨顺等等，农民一年的辛勤劳作所换取的收获，不是由主观决定，而是客观决定。所以，正视客观条件决定自己生存命运的世界观，才使农民艰苦朴素一生来向大自然索取，向客观求索，只求实在，只求自己辛勤的劳动、精益求精的管理，在钻研掌握农作物丰收的因素中，不断提高自已掌握大自然中生长规律的本领。向大自然没有讨价还价、弄虚作假的余地，不想好高骛远，只能勤恳朴实。但面对社会管理层，他们又成了被索取的对象。而对人的索取，不象对大自然，它的陏意性、弹性大，这就养成了管理层的任意、贪婪、欺骗性。不逼到死亡边缘，农民是不会造反的。但权力中的欲望总无限膨胀，到朝代的末期，农民总要被逼到死亡边缘。

　　工人的打工，按天论月，数件计量，也是按客观的数据计工资论报酬。这样形成他们的愿望、理念也是实在的、朴素的、本份的、老实的，对客观世界不求非分之想。在主观上不对社会上的他人企求奢望，安分老实，否则就是对自己"良心"上的谴责，这使农工劳动阶层看问题、对事物形成从客观到主观的哲学路径。

　　但对"家天下"的管理层，皇帝为了使自己的专权让管理层有惟上的服从力，让它的垄断管理有从下层向高层的管制凝聚力，权力层层递进，望忠心层层递增，把工资待遇也层层提升，当作凝聚剂一样使用。职位的安排当然有治国的才华、牧民的谋略等客观因素，但为"家天下"的忠心是第一要素。服从上级的主观愿望是下级权力、职务、工资待遇等得到保证和提升的决定因素，所以管理层对社会下层的实事求是要求，对客观求实的唯物精神就只能摆在次要的位置上了。权力决定社会公共资源的等级分配，决定物质生存条件的优劣安排，所以统治者必须把政治摆在主宰地位，政治是管理层对劳动阶层的统治术。对劳动阶层索取的弹性要求，主观价值取向习惯的形成，对老实本份农民的愚弄剥削诈骗成性，使几经受骗被愚弄的农民最终演变成"刁民"。如何对待刁民更使管理层历练成园滑、虚伪、狠毒的品性，"民只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与社会实践第一线的劳动者背靠背，使唯心世观占了绝对的统治地位。迎合上司主观意见、需求来决定如何处理政事，如何牧民，思想认识上形成从主观到客观的哲学路径。

　　在建国之初，上层统治者由于前朝灭亡的殷鉴记忆忧新，农民造反的实践、社会劳动阶层的情绪观点还比较了解，办事比较客观，理事比较公正，所以也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样尊重边疆将师按客观情况作出决定的理性思维。但就总的说，凡事判断决定权既然在上司主观世界里，岁月流逝、人事更换，领导有聪贤昏庸之辨、上司情绪有开朗郁塞之时、交往有亲朋疏友之分、是非判断有此一时彼一时之别、对事物的了解有或偏或全或专业或隔行之虞、下情的上达有是奸邪是忠直的表达内涵等等。下级的政绩既然由上司主观判断决定，有时尽心的不如取巧的，忠心的不如使诈的，一心为国的不如对上司投其所好、奉承拍马、做表面文章，进而请客送礼、行贿受贿、讨上司欢心的。

　　对上有付出，对下当然也笑纳。无庸讳言，水滴石穿，日久成规，潜规则渐成渐滋盛。行业中以揣摩上司心意为出发点，不以客观民意为旨意。同行互为仿效，上司罪不责众，互相心领神会，终成默契。上下级关系通融理顺了，敬畏心理松懈了，熟不知理了，共同利益形成帮派利益。勤政逐渐变成庸政，或者派生分支机构、或者新增附属冗员，机构逐渐膨大，政界作风向庸、懒发展。下情上达的客观、公正通道被人情贿举堵塞得越来越窄，垄断权越来越专横，号令权越来越脱离实际，拉帮结派越来越严重，民信率越来越低，公权力越来越黑，所谓"天下鸟鸦一般黑"也。

　　庸政的另外趋势一是政府公共资源在各部门根据关系人各自的需求可互相友情交换支助，以求互利，所谓官官相护即是；另一是管理阶层可用公共资源与劳动阶层之间进行交易，小者换个人情，大者换取金钱物质利益。总的来说，都在'人情'的名义下管理层让自己手中公共资源的无价无情化成有价有情，中国变成一个"人情大国"。当掌握的公权力能把公共资源当商品交易时，从小到大、从简到繁，逐利性使掌握公权力者逐渐挖掘扩大"商品资源"，逐渐丰富交易面，也肥了与社会上相勾结的"商人"。体力劳动者除了能免强活命的的劳动所得外，在公共资源上是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官场在垄断公共资源而失去监督、政治权力在自肥中趋向越来越黑、越来越腐败。

　　当然也因自然经济中的农民，远离集镇交易市场的因交通不便，自产自销的小农产品外销抵不了交易成本，像新鲜蔬菜之类有季节性，过时要抽芯结籽枯萎，所以除自食外就及时送亲朋邻里消费，相互就有互赠尝鲜之俗。家庭大事如婚、丧、灭火灾、盖新房等等，一家有事，四邻支援，当事人家只管饭食，不计工酬，用互助的力量对付。与官家有磨擦，政府资源、公共权力在官员手中，向来只有牧民的理念，没有服务的传统。百姓即使受惠政府资源，常要钱物交易，还要感谢皇恩浩荡，也不是合算胜算之举，所以有谚语"民不与官斗"。这是小农经济促成的人情交往关系。

　　"家天下"宝塔型的郡县制统治机构，虽有科举制的人才流通渠道，但那是跳出农门，跃入龙门，进入染缸的道路。是农家生存条件以客观为依托的阶层进入富贵荣华以上司主观的裁判决定是非的阶层。不能改变其社会腐败日甚的规律。所以鲁迅《风波》里的"九斤老太"道出了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社会发展的真谛："一代不如一代"。每个朝代从政权确立后，(如政体不存在重大的变革事件)就始终走在退化机制的改朝换代之路上。

　　任何一种政治力量，在获取政权前，有强大的敌对面，劳动阶层是他争取、依靠的对象，民心也是决定政治势力成败取舍的力量。但政权确立后，沒有了敌对靣，劳动阶层纯粹是管理层榨取、剥削的对象，随着统治的进展而变本加厉，就成了社会上最根本的剥削与被剥削的阶级关系。管理层把社会公共资源当成自已的私产，不可能从统治层演变转向为社会的服务阶层时，这种阶级对立是不可避免的，一切政治制度都为维护这阶级对立、阶级统治服务。

　　中国历史是一个强权治弱民的社会，在重农抑商下不让民间的经济力量发展壮大，官场潜规则发展下越演越烈的盘剥榨取使每个朝代到末期，农民在存亡的临界线上挣扎，社会底层的痛苦，都是亲身经历的结果，一个衙门的劣绩、一个官员的腐败，要凝结多少平民的血泪怨仇，搬剥多少百姓的经济利益，难道能由官方的舆论、政界的宣传所能作用、改变？农民虽掌握不了宣传、舆论工具，但整个社会的政治氛围决定了民心。像唐朝"贞观之治"的时候，因为社会政治经济相对清明，据史载民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到唐朝末年，"自懿宗以来，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赋敛愈急。关东连年水旱，州县不以实闻，上下相蒙，百姓流殍，无所控诉，相聚为盗，所以蜂起"。是老百姓的"基因"变了，从"顺民"变成"刁民"？当然不是，是社会治理环境变了，管理层越来越腐败了。统治层以百姓为衣食父毌，处理社会事务相对以公正廉明为出发点时，百姓对公益事业就以热心参加为已任，因为共公资源只是服务资源，不会变"现"，有趁机向老百姓敲榨索取的动机。但统治层逐步腐败既然是规律，终要鱼肉老百姓为对象，公共资愿就变本加厉地向变"现"转化，成为待价而沽的资源，一切社会纠纷、民间案例，都成了"创收"之道，"钱"成了办事的"通行证"，法律成了块遮羞布。所以民间深恶痛疾，避犹不及，只要事不关已，即使当街发生抢财虏色的事，老百姓也明哲保身，漠然对待，不愿挺身而出、打抱不平了。否则，在法院的"假案、错案、怨案"里，怕又沾上自已、增加了管理层鱼肉百姓的机会。那些机遇不好，已经逼到走投无路的，当然只能铤而走险。所以社会刑事案件直线上升，即使公安机关越来越忙，也是本末倒置无可收拾。社会上民心一失，正不压邪，盗贼蜂起，社会秩序混乱。民变就只等"导火线"的事件发生了，所以爆发的起义往往一触发便成滚滚洪流。统治层只会诅咒"刁民""暴民"，统治的本性使得他们不会对老百姓采取实事求是的对待态度，总是唯心的、不愿用唯物的观点去探讨老百姓成"刁"变"暴"的原因是一切统治阶级的本性，是社会环境变恶劣的政治利益趋势。

　　在工业革命、工人阶级没有出现之前，在因此产生马克思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前，农民起义只是旧王朝的掘墓人、旧世界的破坏者，不能指望在旧的生产关系中会建设起一个新的阶级关系的社会。起义后权力被篡夺利用或蜕化演变，终为旧社会政治制度的回归、新王朝的开始。

　　作者简介：马渝生，男，1943年出生于四川省重庆市。祖籍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回族。进入21世纪当过二届村主任，金华市作家协会会员。

　　电子邮箱：mayusheng43(at)163.com

　　个人博客：http://mayusheng43.blog.163.com

Saturday, August 30, 2008

茅于轼:三十年前的中国百姓

　　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中国的老百姓处于什么状态呢？先看城里人。工人是领导阶级，20世纪60年代初以后进厂的工人，转正后的工资一律是二级工的标准——42.5元，这还是多少有点社会关系的人，托人说情才能够谋到的一份工作。当时没有自谋生路的可能，因为私有制或个体所有制被严格当成资本主义尾巴，是要被割掉的。马路上是绝对没有摊贩的，打零工的机会也是没有的。

　　工厂里普遍人浮于事，大家干活没有积极性，干多干少都一样，基本上都拿二级工的工资。收入分配是极其平等的，可又是极不公平的，因为贡献多的人事实上被懒人"剥削"了。二级工以上的工人不是没有，他们都是三年自然灾害以前评的。算上"文革"之前的几年，已经有十几年没有调整工资了。物价倒也不涨，不过供应越来越差，凭证、凭票购买的东西越来越多，但就是没有货。百货商店橱窗里的东西都是陈列品，都是非卖品。售货员靠聊天打发日子。老百姓的生活一天不如一天。青年人结婚时盼的是三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买这三大件都要票，攒一年发的票也不够买三大件，结婚时只好找亲戚朋友凑。凑够了票还要准备钱。一个二级工不吃不喝，一年的工资才勉强能买上这三大件。

　　那时生活苦，没有人会想着去赚钱，现在人们一天到晚忙赚钱。那时候一天到晚忙的是搞阶级斗争。那时候最受欢迎的职业是副食商店的售货员，因为他们手中的权力非常管用，买副食品都要经过他们的手。跟售货员关系好的买东西可以不登本，本上没有记录就可以再买一次。司局级干部见了售货员也得点头哈腰，赔笑脸。物资的匮乏把人的尊严扫得一干二净。能买到吃的东西比什么都重要。

　　城里人穿什么衣服？那时候西装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文革"时大家都穿中山装。中山装几乎都是两种颜色——蓝色和灰色。改革开放后有人要出国，国内才开始做西装。但是一般的裁缝都不会做。在北京，只有出国人员服务部能做，但是做出来的样子特别难看，穿出国去都被人笑话。女同志很少能穿裙子。穿布拉吉（连衣裙）是资产阶级思想，大家都不敢穿。烫发就更不敢了。要烫发，需要单位开证明，说某某同志是文艺工作者，有烫发的需要，这才可以烫发。也没有人敢穿高跟鞋。穿的自由是没有的。中国人彼此监督着，谁也不允许有资产阶级思想。现在大家穿西装、穿露脐裤，各种奇装异服，目不暇接，还有把头发染成黄的、灰的甚至绿的。这在那时是想象不出来的。

　　现在许多人都出国，不论是办公务还是私人旅游，出国机会很多，不算是什么特别的事。可是"文革"时谁有海外关系，就成了一项大罪名，就是阶级斗争的好把柄。出国是高级干部的事，出国的人都要经过严格审查，没有"出身问题"的人才行。一般老百姓想都不敢想，连坐飞机都是非分之想。记得改革开放后的1982年，我头一次出国———去英国。我们3个人一个团，到首都机场送我们走的有3辆中型轿车，几十个人。因为出国是一件特别大的事，比结婚都重要——结婚每个人都有份儿，但是出国绝不是谁都有机会的。不要说去外国，连在国内旅行都被严格限制。

　　城里人吃什么？北京是全中国物资供应最好的城市。但供应的大米、白面是有限的，每月都要搭一半粗粮，如玉米、白薯。大米、白面也是质量很差的那种，现在我们都不吃的。好的大米、白面只有过年、过节才供应。外地的粮食绝大部分都是粗粮，细粮不到1／4.在副食方面，北京人每人每月有半斤肉，每个户口本供应4斤鸡蛋（限大户，小户供应3斤）。鱼和家禽要碰巧才有。花生和瓜子在过年、过节的时候每人2两。有一次我带着孩子去中山公园玩，竟然买到了一斤花生。全家人为此高兴了一整天。那时北京人几乎不上馆子，只有亲戚朋友结婚，才有可能上馆子吃一顿。这种经历能够让我牢记一辈子，因为吃馆子太难得了。至于外地人去馆子吃饭就更少见了。大部分的中小城市根本没有肉类供应，只有国庆节、春节会有一些。不过城里人还是农民羡慕的对象，他们至少每个月有定量粮票，能够买到粮食，也许吃不太饱，但是供应是有保证的。

　　然后谈住房。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三十年后的1979年，房子盖得很少。因为政府奉行先生产后生活的方针。何况盖房子是很花钱的。那时候连吃饱都成问题，哪来钱盖房！新中国成立到1979年，中国人口增加了几乎一倍，而房子盖得极少，结果是人们的居住条件越来越差。结婚只能并铺，根本没有房子可供分配。一家三代同堂，挤在一间屋里不是稀奇的事。另外就是搞违章建筑。在走道上盖一小间做厨房，后来升级变成住房。或者在公共楼道里烧饭，在办公室里搭铺，铺上再加铺，充分利用空间。以天津为例，20世纪50年代人均住房面积为3.8平方米，到1972年降低到3平方米。

　　那时候人们几乎不交流思想。和朋友交流思想，那是最危险不过的事。和自己的爱人说都十分危险，因为说不定她会告发你。也许她并不想告发你，但是怕你先告发她，她自己被揭发罪加一等，不如先下手。你也会有这样的提防。所以最好是大家守口如瓶，一点风声都不露。不过外面并不安静，到处是锣鼓喧天的宣传队。一面是绝对的静，一面是绝对的闹，形成鲜明的对比。一个人不能说，最好也不要想，免得出问题。

　　再看看农村里的人过的是什么日子。农民最大的苦恼是如何能够吃饱饭。改革开放前，粮食问题从来没有得到解决。如何喂饱这几亿人始终是人民政权的最大挑战。统购统销，以粮为纲，全民学大寨，口号一个接一个，政策加强再加强，可是粮食产量始终上不去。1956年时人均粮食产量为310公斤，1960年自然灾害时下降到215公斤，到1978年恢复到人均产量320公斤——徘徊了22年。现在年纪大一点的农民几乎没有没挨过饿的。最可怕的是农民没有流动的自由，只能待在自己所在的村庄里。粮食不能自由买卖，不能自由进出口，再加上人口不能流动，这才造成了那么大的损失。

　　农民在公社地里干活，由队长记录出勤。壮劳力干重活，每干一天记10分，年轻妇女记7分或8分，其他情况记5分到8分。到了年底，队长公布各人所挣的工分，再用全队的总工分除一年中卖余粮所得的收入，得出每一个工分能够分多少钱。社员们劳动一天的平均收入只不过两三毛钱。差的还不到一毛钱，个别的甚至出现负的工分值。劳动一天不但没有收入，还要倒贴！农民唯一的收入就是卖余粮。经营好的队，有一些副业收入，分的钱能多一点。总之，农民的现金收入少得可怜，根本不够买衣服、缝被子。我在农村时要淘汰一条穿了多年的破棉毛裤，屁股上已经快磨出洞了。隔壁的小伙子盯着我，想要我这条破裤子，天天跟我唠叨裤子的事。后来我把裤子给了他，他得以少挨一些冻。另外几个小伙子对他羡慕不已。

　　对农民而言，最大的问题还是如何吃饱肚子。大多数公社分的粮根本不够吃，大人一天能分一斤粮食就算不错。幸亏公社给每家每户一小块自留地。这是农民吃粮的命根子，他们竭尽全力把自留地种好，施肥浇水，不遗余力。所以，自留地里的单产比公社地里的高出很多。这说明土地的产出有很大的弹性。多投入就能多产出。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有了生产的自主权，产量上去了，成本降低了。粮食吃不完，连年出口。大家吃得比中国几千年以来任何时候都更饱、更好。这样的对比太明显了。

　　要说改革好不好，比一比改革前后最清楚。

盛大林:有必要设立“体育节”吗？

　　28日，18名在渝全国人大代表将签了名的《建议书》正式委托市人大常委会寄往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书》建议，将8月8日设为"中国体育节"。对此，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代表联络处副处长孙泽均表示，这个建议很好，市人大常委会将予以支持。（据8月29日《重庆商报》）

　　这个建议真的很好吗？我不这么认为。

　　节日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民族的传统节日，比如春节、清明节、中秋节等；一种是纪念性或倡导性的节日，这种节日大都是国际性，比如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六一儿童节等，我国也认可这些节日并规定了法定的假日，但这在很大程度是是从善如流、与国际接轨。当然，我国也有一些全国性甚至是地方性的节日，比如我国不少地方都规定了"环卫工人节"。不管范围大小，这些节日大都具有倡导某种价值、保护弱势群体权益的主旨或功能。可是，"体育节"能宣示什么？

　　也许有人要说，设立"体育节"是为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然而，体育的重要性还需要一个"节日"来强调吗？而且，"德、智、体、美"向来都是并重的，如果设立"体育节"，是不是也要设立"德育节"、"智育节"和"美育节"呢？如果不是，那么厚此薄彼的理由是什么？难道体育比德育智育都重要吗？

　　8月8日是北京奥运会的开幕日。重庆媒体及人大代表建议将这一天设为"体育节"也正是这个原因。应该承认，北京奥运会确实是一次历史性的国际体育盛会，值得在中国历史上记下一笔，但国家是否有必要专门设立一个节日纪念这一天则大可商榷。奥运会已经举行过29届了，还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将奥运会开幕日设为"体育节"。有些国家，比如美国，曾多次举办奥运会；即使是中国，以后也可能再办奥运会，如果依奥运而设"体育节"，真不知该设哪一个。若论重要性，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被公认为韩国腾飞的标志，其对国家的意义绝不亚于北京奥运会，但韩国也没有将开幕日设为"体育节"。北京奥运会无论多么"无与伦比"，都已经是过去的荣耀，何必用节日将它定格下来呢？

　　国家设立新节日，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既然设立节日，国家和政府就必然作出相应的安排，甚至每年都要举行例行的活动。因此，设立"中国体育节"必须谨慎为之。

Friday, August 29, 2008

邵宗海:北京奥运展现的软实力

　　中国在奥运之后，企图以「软实力」来影响世界，或来改变世界对中国的看法。

　　首先，北京奥运开幕式，让现场10万观众与围在电视机旁观赏的27亿民众叹为观止。我们只看欧洲各界对开幕式的赞赏为例，就知道中共如何成功的运用奥运的平台，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软实力」的渗透之道。Richard Pascoe是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主任，他看完开幕式后曾说「通过北京奥运会，我们英国人和欧洲人学习到很多」。法国《费加罗报》社评则称，本次奥运会的政治意义在於改变了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作者的结论是，开幕式传递给世界的更深一层信息则是：中国不会像美国和其他西方悤国那样，用硬实力征服世界，中国企图用「软实力」来影响世界，从而建立一个和谐的国际秩序和经济关系。

　　其次，是中国在本次奥运会上总共夺得51金牌，首次超越美国的36面，这是中国自1984年参加洛杉矶奥运以来夺金最多的一次。重要的是，中国取代了美国成为本届奥运金牌榜的首位，象徵覑国际体坛龙头的易位。

　　告诉国际：中国和平崛起是机遇不是威胁

　　美国从1996年开始，在夏季奥运会的金牌数上虽有升降，但从来没有掉到过第二位，即使一直面临俄国的抗衡，也只有受到威胁而已，也从来没有想到会把金牌榜主位置拱手他人，而且居然就是中国。

　　这正验证了中国网友所说，「奥运会的金牌从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兴衰」。不只是北京奥运，2010年的广州亚运、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以及尚有许多尚没在本文载列的国际活动，将会说明，中国尚要展示它的经济力以及「软实力」的影响力，为的就是要告诉国际社会：中国的和平崛起，是个机遇，而不是个威胁。

　　其实，大陆并非盲目在自满成功之处。中共内部实际已经有了对「软实力」反省的声音。如果大陆民众在奥运主办之后，尚懂得目前的软实力仍然落后欧美各国，也了解自己的软实力不是所谓的文化产业，那麽正表示在中国大陆，还是有不少有识人士正在思考覑重新检讨所谓的「软实力」。

　　但是，已经在展开而且颇具成效的「软实力」，仍不容我们去低估中共对台潜在的压力与威胁。仅举两个例子就可充分来说明中共「软实力」的发挥淋漓尽致：

　　孔子学院全球吸收近2000万学生

　　1、「孔子学院」将成为体现中国「软实力」的最亮品牌。

　　中国从2004年11月在韩国首尔建立第一所孔子学院至今，中国国家汉语对外教学办公室相继在韩国、德国、瑞典、非洲和美国等64个国家设立了200多所孔子学院，2007年更是以「三日一校」的速度迎来了开办孔子学院的高潮。当初「在2010年之前建设100所孔子学院」的目标也准备增至500所，可在全世界吸收近2000万名学生。这对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传递，不得不谓之「伟大」。

　　2、另一种「软实力」和谐外交政策的形成。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访问学者乔舒亚．柯兰齐克（Joshua Kurlantzick）撰写的《魅力攻势：中国的软实力是如何改变世界的》，该书主要是论述中国在近10年中如何利用援助、贸易、投资等软实力外交策略来打消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的疑虑，并与这些发展中国家建立和巩固彼此间的友好关系，尤其是同东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中国的软实力外交不但使其国际形象明显改善，民意测验和对中国的新闻报道都证明中国软实力外交的成功。这对台湾来说，在水银柱作用下，就会相对压缩自己的「国际空间」。

　　作者为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大陆所教授

Thursday, August 28, 2008

黎民观:中美俄三国演义

　　奥运吸引全球目光，以致美俄在格鲁吉亚问题上的冲突，显得不那麽惹人关注，但这件事可能是世界大局的新动向。（chinesenewsnet.com）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苏东波」事件后，共产主义阵营大解体，俄国国力一落千丈，在世界政治、经济和军事角力场上，也明显处於劣势。从那时开始，美国和欧盟步步进逼，俄国节节后退，近年不但东欧不少国家倒向美国和欧盟，甚至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都建到俄国的家门口来了。（chinesenewsnet.com）

　　俄国出兵格鲁吉亚，实际上是俄国一次绝地反扑，退无可退了只好出手。再说，美国陷入伊拉克泥沼，对伊朗亦已经有点力不从心，不可能在格鲁吉亚再开一个战场，俄国佬就是看准了美国的这个弱点，一於博一铺。基於此，俄国新任总统敢於说，他们不惜再面临一次冷战。（chinesenewsnet.com）

　　俄国近年来韬光养晦，积聚了一点实力，骨子军事大国的傲慢还在，被人欺侮了这麽多年，一直忍气吞声，也到了拍案而起的时候了。大家都在侦测彼此的底线，虽然美国与欧盟警告俄国不要玩火，但这一次，显然只好让俄国人得手。（chinesenewsnet.com）

　　美国视中俄为假想敌，因为真正能与它争世界霸权的，也只有这两个前共产国家。六十年代中国实行远交近攻，与美交好，与苏交战；九十年代以来，美国一国独大，中俄只能在边缘求生，现在中俄的病体复原，三国鼎立之势又隐然重现。（chinesenewsnet.com）

　　中国在美俄矛盾之间作隔岸观火，两不得罪，应该是最现实的策略。奥运催生了「鸟巢」新一代，更开放、更现实、更包容，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以中国新人类，来玩新时代的三国演义，应该更有看头。

　　来源：东方日报

陈风:重刑主义者的立法幻象

　　报纸上说，中国最高立法机关２５日开始审议刑法修正案（七）草案。这一草案拟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最高刑由５年有期徒刑提高至１０年有期徒刑，并扩大了受贿罪的主体。专家表示，这意味中国有关方面正通过完善相关法律制度，进一步加大反腐败的力度。

　　看到这则消息，确实难得高兴起来！想通过修改刑法来惩治腐败，无疑是在方式上本末倒置了。原因很简单，行为人在进行腐败活动时，肯定不会去研究刑法条文，去预设他该受到怎样的处罚的。刑法对社会的调整作用，总是在事后才得到发挥。而这时，犯罪已经发生了。明代朱元璋最狠贪官，行"剥皮实草"之酷刑，不过，客观效果并未与主观愿望一致。甚至这位和尚皇帝在时就已痛心地发现："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所以，探讨犯罪如何能得到预防，远比事后如何进行处罚要重要的多，而且意义更大。

　　对于如何预防官员和党员腐败，世界上法治发达、政治文明的国家已经有了非常好的制度经验。关键是看我们愿不愿意去借鉴，是不是还想搞所谓"中国特色"一类的东西。

　　总结文明国家的经验，无非就是新闻自由，充分发挥第四权力的外部监督；要求对官员的财产进行申报制，实行"阳光法案"；再就是司法独立，排除一切外力干预，让司法者忠实于法律。现在只要看看台湾前总统陈水扁的海外帐户案，就可以知道新闻监督与司法的力量有多大了。

　　再者，从学理上讲，目前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罪名设置上是有问题的，与刑事诉讼法的无罪推定原则有着内在的逻辑冲突——因为它要求被告人自己证明自己无罪！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矛盾，关键就在于中国现阶段缺乏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如果能够课予官员一项义务，即任职前必须申报自己的个人与家庭财产，否则就构成违法。如果要求其交代财产来源而拒绝之，则构成"拒不说明财产来源罪"。所以，我们目前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其实应该是"拒不说明财产来源罪"。要重构此罪，必须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这是设立"拒不说明财产来源罪"的前提，而且"拒不说明财产来源罪"与无罪推定原则是相通的。所以，从学理上看，现在对该罪的修正仅仅是在刑期上加重了，而没有从法理上来建立其他的基础制度来完善，这样，错误依然没有得到纠正，制度仍然没有完善。

　　所以，仅仅想加重刑罚来惩治腐败，绝对是重刑主义者的一种天真的幻象罢了。

茅于轼:政府该花多少钱为人民服务

　　我们经常在讲为人民服务，但是服务是有成本的。最大的为人民服务的机构，就是政府。人民需要政府的服务，所以愿意交税，用以购买政府的服务。这里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人民愿意花多少钱来买这个服务？大家需要吃饭穿衣，这些是购买私人用品，不需要研究，每个家庭会作出决策，会尽可能合理地分配他们的收入，用于衣食住行以及旅游、教育等等。但是应该花多少钱用于公共服务，或者说合理的税赋应该是多少还很少有人去研究。税收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越来越高，从九十年代初的不到10%增加到现在将近20%，也就是说全国人民所创造的财富中有五分之一用在了公共服务方面。以后应该是多少为宜，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研究的人很少，不是因为不重要，而是因为研究的困难，既有技术上的困难，也有政治环境上的困难。天则经济研究所在研究的技术方面作出了某种突破。

　　我们从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开始讨论。假设有一条马路需要安装路灯，这路灯该不该装，从经济学来判断，取决于所花的成本和所得的效益的比较。如果成本太高，或者效益不大，就不值得装。成本比较容易计算，只要把要用的人工、材料等等的价钱计算出来就行了。难是难在效益如何测量。经济学家提出的办法是把这公共用品当作私人用品看待，了解各家各户对这路灯所提供的服务愿意出多少钱。可以预料，各家各户对道路所提供的服务的评价是很不相同的。有的人家晚上根本没有人进出，也没有客人来访，他们的效益评价是零。有的人家有人要上夜班，很需要路灯的服务，他们的评价就高一些，更有的人家晚上有女职工出入，他们对路灯的评价就更高，愿意出更多的钱修路灯。更何况各家的收入不同，收入高的人家愿意多花钱买公共服务，而收入低的人家由于经济紧张，想多出钱也不可能。所以各家各户愿意出的钱数是很不同，又很难得知的。这就是公共服务的一个难题。正因为如此，世界各国没有用上述的经济学方法来决定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的。路灯的问题一般是由居委会和地方政府协商决定。对于全国的公共服务问题一般都是由代表民意的国会议员在议会上讨论，决定税收的增减。这样的结果显然过分粗糙。

　　能不能通过调查研究准确确定公共服务的合适水平呢？比如对每一个家庭做询问，你按照你们家的情况，愿意为路灯花多少钱？如果每个家庭都能说实话，这个办法应该是行得通的。然而问题就在家庭未必能说实话。如果只是调查一下，并不要求按照所报的数字出资，他们一定会朝多里说。多一个路灯总比没有好。大家报的数越多，路灯越有可能安装起来，反正是别人出钱。但是如果每个家庭要按照所报的数字出资，他们又会朝少里说，这样自己可以少出点钱，让别人多出点，搭别人的便车。结果很可能本来应该能安置的路灯因为大家报的数少了而建不成。所以用调查的办法有不说实话的问题。

　　北京东城区装备了一套城市管理的数字化系统，将城市管理中涉及到的事项全部列入计算机系统。管理中心能够随时了解到本区内的状况，比如路灯亮不亮，马路上的井盖有没有丢失，交通信号灯工作是否正常，有没有乱贴小广告，有没有乱扔垃圾，小商小贩是否占用了马路摆摊等等。东城区内每时每刻都有人员在巡逻，发现情况立刻通过手机向管理中心报告。中心接到报告后立刻指派相关部门赶赴现场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给中心，这套系统投入巨大，但是效果也是明显的。现在的问题是居民是否愿意出资建设这样一套系统。或者说政府投入的钱是比老百姓享受这些服务所愿意出的钱多还是少。天则所通过大量问卷和访问，经过分析计算，得出回答，百姓所享受的福利增量超过了政府的投入。而且得出数字结果。

　　这些数字包括：由于东城区的数字化管理为本区55万居民以及大量外来从业人员和旅游者带来的新增福利每年至少为1.6亿元。而原来的城市管理体制每年有约一亿元的福利亏损。而且由于数字化管理提高了生活质量，每年还有1.6亿元的土地收益增量（因为环境改善而导致的房地产升值）。本成果是可以推广的。如果全国660个城市都采用管理新模式，每年可以带来1460亿元的总成本节约，和575亿元的福利增量，并且创造46万个就业机会。

　　我们国家正在向建设和谐社会而努力，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提高公共服务的水平，建立友好型的生活、生产、学习和居住环境。究竟要达到一个什么水平算合理，跟当地人民的人口密度、收入水平、原有基础等等有关。天则所提供的研究方法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给出正确的答案。

陈风:金牌再多也还是东亚病夫

　　晚清鸦片战争，外国人输入了鸦片。吃了的人身体嬴弱，一副病夫模样。电视剧〈霍元甲〉里就有这样的镜头，相信很多人记忆犹新。从那个时候起，中国人就获得了东亚病夫的称号，这是个耻辱。人们自然就想到了体育，想通过体育的强盛来摘掉这个帽子。

　　但是，人们的身体的强健真的可以甩掉病夫的帽子吗？鲁迅在日本学医，看到电影记录片里外国人在砍中国人的头颅时，大群中国人在围观，在喝彩。这让他的精神大受刺激，于是弃医学文，想通过文学来改造国民的思想。无疑，鲁迅是对的，人的本质的存在是其精神，否则，人无异于动物。

　　晚清时代，国弱民穷，其根子在专制制度的腐朽。专制制度最大的特征就是在整个国家，只有一个人是主子，其余的都沦为奴才。由此而形成了一种奴性文化，锻造出了一个个的奴性人格。其危害之大，可以导致社会倒退于野蛮时代。今天，哪怕你穿的是西装革履，用的是internet，但是脑子里一定皇上万岁一类的东西。

　　可是东亚病夫的帽子让许多人耿耿于怀，国家更是不遗余力，把运动员养起来，进行专门的训练，以期于大拿金牌来证明帽子已经被摘了。但是，我们只要看看，早上、晚上锻炼的都是老头老太太，年轻人都在呼呼大睡，肥胖的孩子多了起来，班上的近视眼多了起来，补习班多了起来，我们就知道，体育健身的理念仍然是缺乏的。全民健身的理念也仍然是喊一喊的口号。想一想05年山西长治发生的特大交通事故吧。因为学生没有操场进行正常的锻炼，于是就组织学生到马路上进行晨炼，结果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大案。一个学校，竟然连提供给学生的操场都没有，这说明了什么？金牌拿的再多，又真能证明什么呢？

　　上面说的仅仅是物质的一面，对人们的精神一面而言，可能问题更大：先来说体育方面的。从上个世纪发生的围绕何智丽的"让球风波"就可以看出，公平竞争的体育精神在我们的体育界也是缺乏的。我们可以为了抽象的国家荣誉，而公然违背公平竞争的体育精神。教练组要求何智丽给队友让球，以确保金牌落入囊中。但是在正式的比赛中，何智丽没有遵循教练组的安排，以自己的实力为自己争得了尊严和荣誉。可是也由此导致她在88年奥运会的资格选拔赛上受到了排斥，于是就愤而出走日本，远嫁东赢。再看看今年的国奥队，在球场上赢球无望之时，竟然使出下流手段，把比利时球员狠狠的铲伤！真不知道让人说什么好，惟有一声叹息：哎！

　　再来看社会其他方面的。现在社会上崇尚的是如何把官做大，如何把钱赚多，有权的以损公肥私为荣，有力的巧取豪夺为乐。社会上流行的不是公平竞争的理念，而是以破坏规则来证明自己的能耐为时尚。这样的一种流氓文化是这个时代的流行病。

　　所以，如果在我们的精神面，制度面，不建立起一种真正的体育精神——fair play（公平竞争），那么，我们的身体依然是缺钙的，我们的精神仍然是奴化的，我们就仍然是东亚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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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新生:应解散中国的国家体育总局

　　中国在北京奥运会上金牌第一，固然令人兴奋；但考虑到绝大多数人无法享受政府的体育补贴，又令人感到惶恐不安。这不是一个投入产出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公平的问题。在经济发展问题上，我们已经改变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树立科学发展观，在体育领域我们同样应该改变"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思维定势，坚决落实科学发展观。

　　体育运动投入无非政府投入、社会赞助、企业经营三种模式。政府投入的目的不是为了夺取金牌，而是为了强身健体。美国政府鼓励企业赞助奥林匹克运动，实际上是鼓励全民健身，从而巩固竞技体育人才基础。在美国许多城市，企业经营的俱乐部向全社会开放，每一个有志于从事奥林匹克运动的居民，都可以加入到俱乐部中，从事系统性的训练。作为民间体育组织，美国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接受来自四面八方的捐款，但始终保持自己的民间色彩，从来没有像中国这样，花费国家如此多的钱财。

　　奥林匹克的民间化，不等于奥林匹克的市场化。奥林匹克的民间化是指，鼓励业余选手参加奥林匹克运动，并且在公平的竞赛场上一试身手。奥林匹克强调公平竞争，强调世界各国的广泛参与，所以，那些竞技体育人才相对不足的国家，也可以派出代表团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是奥林匹克运动的魅力所在，也是今后中国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方向。假如借口反对奥林匹克市场化，而坚持举国体制，把国家的财政资源投入到少数竞技体育人才的身上，那么就是在浪费国家资源。中国足球之所以失败，不是市场化的结果，更不是奥林匹克民间化的结果，恰恰是举国体制所造成的。可以设想，假如真正尊重各个足球俱乐部的意愿，自行组建中国的足球协会，协调全国性的足球比赛，并且负责选拔参加竞技足球比赛的选手，那么，中国的足球也不会一败涂地。

　　现在某些体育界人士一方面享受国家公务员待遇，另一方面却从奥林匹克市场化中获得巨额收入，这是一种不合理的制度安排。所以笔者建议，应解散中国的国家体育总局，由奥林匹克体育基金委员会负责全国性的体育竞技比赛。国家教育部或者国家文化部成立体育运动协调小组，负责全国高等院校、职业院校、中小学校的体育工作，彻底改变中国当前不合理的体育管理体制，让举国体制成为历史。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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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云飞:中国有不纳税的人吗？

　　纳税人的概念，在中国充满许多尴尬。一方面，你必须纳税，但你只有无穷无尽的义务；另一方面却没有得到与你纳税后相匹配的权利。中国人赋税之重而享有之权利是如此之稀少，即使得中国税收不合理程度，稳居世界前列。但官方和传媒却继续一直沿用"纳税光荣"等忽悠性词汇来进行洗脑性宣传，使民众不知纳税可以不必"光荣"，但一定要享受相应之权利。拿了我们纳税人的钱而不替我们办事，有时不仅不办事，或者把事办得更坏，甚至采取诸种敲榨态度，此种做法实与抢劫之土匪一般无二。有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用我们纳税人的钱所养的公权力机关，其门难进、脸难看、理难讲、态度横、易枉法是他们的常态。有时甚至感到他们不刁难纳税人，他们似乎就找不到做官或者运用公权力的快感似的。非得让纳税人低三下四，脸都给他笑烂，他才可能稍发善心，做一点本属他自己工作份内的事。这种严重的官民倒置——即本该官服务于民，却让官骑在民之头上——就是因为许多纳税人不知自己的权利何在而造成的。

　　韩寒是八零后中颇有识见的作家，他与白烨之争、评文坛老作家的文章里，以及日常许多文章里，都不乏一定的见识。但前两天我在读他《可怜的运动员》一文的时候，偶然看到他说："我在现实生活里看到两个小孩在聊天，关于刘翔的问题，大意是一个说刘翔就算给我爬也得爬过终点，像个逃兵算什么。另外一个的立场是，刘翔是用纳税人的钱培养的，他要退赛还得问问广大的纳税人同意不同意。当然，抱有这种观点的人基本上从来没纳过税。"我对刘翔因伤退出比赛完全理解，并致以很深的同情。但在中国这种花纳税人钱的举国体育培养体制下，在各种商业利益的夹攻下，"体育政治经济学"正使刘翔的退赛变得绝不像外界公布出来的那般简单。刘翔退赛既不是逃兵，也不必纳税人同意——因为受伤是个实情，这要从科学来考虑，而此点不由纳税人决定——但纳税人兼体育消费者，有相当之知情权，这里面有纳税人兼体育消费者的利益。各方利益都要受到保证，那么纳税人兼体育消费者难道就不应该受到保护吗？对比姚明受伤后的全方位报道，刘翔退赛这种忽悠纳税人兼体育消费者就不能自解。你说又不是他想用纳税人的钱，但问题是你用了纳税人的钱，同时你也被官方绑架到用纳税人钱培养你的体育机制中来了，所以你不能只在这种绑架中得到好处，却不承担相应为纳税人兼体育消费者公布真相的义务。

　　刘翔退赛问题，已不是本文的重点。更有可商之处在于，韩寒说"当然，抱有这种观点的人基本上从来没纳过税"。这种说法，至少违背纳税常识。在一般人的日常印象中，好像是只有挣钱的人才纳税，只有商人才纳税，只有有工资的人才纳税。换言之，所得税这个概念在一些民众心目中已经比较清楚，即挣钱和拿工资的人都在纳税。但不挣钱的人，只是纯粹的消费者如婴儿、小孩是否就没纳税呢？他也是纳税人，只不过这钱是其父母代缴。与所有民众有绝大关系的税种并不仅是所得税，联系更为深广的是流转税。通俗地说，流转税又称流转课税、流通税，指以纳税人商品生产、流通环节的流转额或者数量以及非商品交易的营业额为征税对象的一类税收。基本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关税等。尽管近年来所得税越来越多，但流转税依旧是中国政府的主要税收主体。别的且不说，单是消费税，就是任何一个叫人的动物都免不了，除非你是《鲁滨逊漂流记》中的"星期五"，没有任何人不是纳税人。所以说，所有只要不是像"星期五"一样特定环境下的人，都在纳税，都是不折不扣的纳税人，连乞丐都是如此。他乞讨得来的钱拿去兑换和购买所需品，就已然成为纳税人。有鉴于此，我认为有以下几点必须明确，以让更多的人明了自己作为纳税人在尽了义务后所得之权利，这种权利意识的觉醒才是民众之福。

　　一：所有人都是纳税人，任何人都不例外。大家都应该享受作为纳税人的诸种权利，如罗斯福的四大自由。

　　二：纳税与光荣无关。纳税是一种公民义务，与光荣与否无关，只与我的利益有关。任何一种用光荣来混淆政府收了纳税人的钱后应负之责，都是一种忽悠。

　　三：商品应该价税分开，明确标明，让消费者一目了然。即购物时，应该让消费者知晓商品价格和税价各为几何？总价是多少，以便让民众时常知道自己是纳税人。

　　四：应该把纳税人权利与义务对等的知识编入中小学课本中，作为公民课本之一，让人们从小都知道自己的权利，而不是藉此不让他们知道，进而忽悠他们的利益。

　　五：政府是纳税人养的，所有官员都是纳税人所养，为每个纳税人服好务，是他们应尽的本职工作。我们先且不说"无代表不纳税"的权利，但我们应该知道政府并不高尚，如抗震救灾中尽了点应做的本职工作，就开足马力自我表扬，这是对纳税人权利的糟塌与糊弄。何况他们所做的许多工作连尽本份都没有做到，更不用说做得多么好。

　　六：没有谁是共产党和政府养的。有不少人振振有辞，说我们是共产党养的，你拿共产党的钱还骂共产党。这完全是不长脑子混淆视听的愚民说法。公务员不是共产党和政府所养，更不用说普通民众。公务员包括警察、军人都是纳税人养的。所以军队若不国家化而只是党派利益的维护者，这就是对纳税人最大的损害。

　　七：税收征收应该依法行事。最近为了因应经济放缓和CPI冲高，减轻企业的压力，把一些行政规章性收费取消，这是非常应该的。事实上，政府除了依法收税外，不应该在此之外收受任何行业和部门收费。而开征税收，开何种税种，税率多少，范围多宽，这些都应该通过合法的程序来解决，不能领导拍板，税收部门暗箱操作。凡是不经广泛讨论和利益博弈，并且不合法的收费包括税收，民众都应该有权拒绝。

　　八：税收使用应该公开透明。财政预算和税收使用，都应该及时公布，让民众随时都能知晓，并经受各方面的审核。税收使用的不公开导致纳税人权利大规模的受损。这几年疯狂增长的税款，由于监管不力，使用不透明，造成了大量的贪污腐败，给民众带来无穷无尽的困苦，也给整个社会带来汹涌澎湃的官民冲突。政府和整个社会的有识之士，应该深以为虑，并切实推进政治制度的改革，让民众真正能享受到自己的权利，否则任何忽悠只会一时得逞，却最终会给整个社会增添不必要的麻烦和动荡。

　　2008年8月28日8：42分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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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August 27, 2008

韦大林:陈独秀民主思想初探

　　陈独秀是中国的普罗米修斯。陈独秀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才是民主主义势力的真正代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不应当实行无产阶级独裁，而应当扩大民主主义；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专有物，而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民主的实质是由民主义，而不是民本主义；民主制的核心是承认并保护个人的自由和权利。

　　中国号称有五千年文明，但这个文明最缺乏的就是人类文明必须具备的两种元素：民主与科学。这就是中华文明长期在"黑幕层张，垢污深积"（陈独秀语）的泥淖中徘徊不前的根本原因。

　　陈独秀是一切专制和蒙昧的死敌。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率先喊出"民主与科学"的时代最强音，犹如在沉闷而黑暗的长夜中划过一道闪电，照亮了中国人前进的道路。陈独秀说："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民主与科学—引者注），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1〕这是何等的眼光，何等的勇气和襟怀。陈独秀果然履行诺言，终其一生，五次入狱，政治上屡受迫害打击，但他从未停止过对科学和民主的追求。即使到了晚年，他在贫病交迫中仍在对如何实现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民主问题，进行最后的艰难的思考和探索。

　　帕斯卡说："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2〕科学使人正确地思想，民主使人自由地思想，思想惟有自由方能达到正确。陈独秀一生为之奋斗的就是使中国人有人的尊严，能够自由地正确地思想。

　　陈独秀生前坎坷困窘，死后还背负着种种恶名。普罗米修斯盗取天火给人类，陈独秀即是中国的普罗米修斯，他把民主与科学的"天火""盗"给了中国人。所不同的是，普罗米修斯遭受的是天神宙斯的惩罚，而陈独秀遭受的却是他为之挣脱奴隶枷锁的中国人的诬陷、迫害和冷落。这固然是陈独秀个人的悲哀，但更是中国人的悲哀。

　　本文对陈独秀的民主思想进行了粗浅的阐述，用以缅怀这位"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毛泽东语），伟大的民主主义先驱者和战士。

　　一、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应当建立人民主权的民主国家

　　列宁说：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由民主主义者变成社会主义者的，所以他们仇恨政治专横的民主情感非常强烈"。〔3〕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也提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4〕然而，他们两人却在《哥达纲领批判》等文章和书信中对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提出的要建立"自由的人民国家"和实行普选、人民直接立法等民主制进行了严厉批判。认为都是"民主主义的陈词滥调"，因为"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存在了"。〔5〕

　　马克思、恩格斯当时认为，只要还存在着阶级、还需要国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和自由。当时的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生产力已达到了可以使人类进入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的程度。无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是为了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进行最后也是最激烈的阶级斗争，然后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 .无产阶级不是要在无产阶级专政期间实现民主自由，而是要在无产阶级专政过渡期结束，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消亡之后的共产主义社会实现完全彻底的民主自由。（参阅列宁的《国家与革命》）

　　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不是为了自由"的观点就成为后来斯大林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个人专制独裁工具和"四人帮"在"文革"期间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封建法西斯专政的理论渊源。

　　实践证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很快可以进入无阶级、无国家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论断显然带有很大的空想性。人类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都将需要国家，而国家的民主化、建立人民主权的民主共和制国家已经成为世界历史进步的潮流和人类追求的崇高目标。恩格斯在晚年已有所醒悟，他说："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6〕

　　陈独秀在晚年对斯大林的个人专制给予了严厉斥责，他说："现在德、俄两国的国社主义及格柏乌（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引者注）政治，……是现代的宗教法庭。此时人类若要前进，必须首先打倒这个比中世纪的宗教法庭还要黑暗的国社主义与格柏乌政治。"〔7〕陈独秀认为，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不实行民主制，就变成了"比中世纪的宗教法庭还要黑暗的"的法西斯专政。

　　陈独秀也是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他信奉马克思主义，是因为他相信"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的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的专有物"。〔8〕陈独秀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就是为了通过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把民主这个"资产阶级的专有物"变成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共享之物。陈独秀认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就应该立即实行广泛的民主制。因为国家权力本来就应该为"全国国民所共有"，〔9〕而不应该为某一人一派所独占。无产阶级是人民大众根本利益的代表者，"只有无产阶级才是民主主义势力的真正代表"。〔10〕民主主义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是目的不是手段。……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并不是抛弃民主主义，而是扩大民主主义"。〔11〕无产阶级的政权如果不实行共和民主制，而过于强调其阶级性，实行排斥异己的"无产阶级独裁"，无产阶级专政就必然会蜕变成个人独裁统治。因为"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制度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12〕

　　在陈独秀看来，判断一个政权在历史上是进步的，还是倒退的，不是看它的阶级属性，而是看它的民主化程度，"大众民主取代资产阶级民主是进步的，以德、俄的独裁取代英、法、美的民主是退步的"。〔13〕无产阶级专政没有民主，就会"比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议会还不如"。〔14〕

　　二、民主既有阶级性也有人类性，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专有物，而是人类的共同财富

　　民主的问题说到底是人的自由的问题，是与人类的基本特性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说："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15〕人有意识使人成为主体，因而有了自主自由的要求，自由就成为人与生俱来的一种天赋权利和最高价值。"没有一个人反对自由，如果有的话，最多也只是反对别人的自由。可见各种自由向来就是存在的，不过有时表现为特殊的特权，有时表现为普遍的权利而已"。（马克思语）〔16〕民主就是人的自由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体现。亚里士多德说："人在本性上是政治动物"，〔17〕政治自由是人之为人的起始要求，没有政治自由，也就根本谈不上什么人的自由。一个社会，当大多数人没有政治自由，政治自由只是个别人或少数人特权的时候，就是专制社会；当政治自由是大多数人或全体人民的普遍权利时，就是民主社会。在阶级社会里，民主有具体的阶级内容，但这并不能改变民主同时也是人类自由本性的体现。正因为君主专制剥夺人的自由，马克思才说："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来说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18〕

　　陈独秀依据西方天赋人权的思想，大声疾呼国民应该"脱离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惟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19〕陈独秀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也是要通过阶级斗争来实现人的自由和社会民主。

　　因此陈独秀认为："民主主义乃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形成各阶级的内容和形态"，〔20〕但归根结底，民主主义是人类"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21〕"近代民主制……不尽为资产阶级所欢迎，而是几千万民众流血斗争了五六百年才实现的"。〔22〕他热烈地赞颂，近代民主制可以与科学和社会主义并称为"近代人类社会三大天才的发明"。〔23〕民主绝不是资产阶级的"专有物"，而是由人类创造出来并为人类所共享的共同财富。

　　三、民主的实质是由民主义，而不是民本主义；民主政治应当是国民政治，而不是政党政治

　　民本主义是中国古代儒家维护君主制的一种策略思想。《尚书》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和孟子所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就是民本思想的经典表述。在这里，民相对于君，是以承认君主统治为前提的。虽然承认"民为本"和"民贵"，有仁民、爱民、为民的一面，但这是从高高在上的君主的视角看待民的，归根结底是为君主统治更加巩固而设计的一种策略。中国古代儒家"为民作主"的民本主义与近代西方"人民作主"的民主主义显然有着本质的区别。

　　陈独秀针对有人把民主主义与民本主义混为一谈的谬说，尖锐地指出："夫西洋之民主主义乃以人民为主体……，所谓民视民听、民贵君轻，所谓民为邦本，皆以君主之社稷——即君主祖遗之家产为本位。此等仁民、爱民、为民之民本主义，皆自根本上取消国民之人格，而与以人民为主体，由民（by the people）主义之民主政治，绝非一物。……以古时之民本主义为现代之民主主义，是所谓蒙马以虎皮耳"。〔24〕由民主义就是政府直接产生于民众的民治主义，是林肯民有(of the people)、民治(by the people)、民享(for the people)思想的中心环节。

　　民主主义要求人民自己决定和管理自己的事务，但全体人民不可能都直接来参加公共事务的管理。这就需要实行宪政，通过立法和普选，按照一定的法定程序把权力委托给某一政党来管理社会公共事务。但受委托的政党只是代表人民行使权力，而不是权力的主体。权力的真正主体应该是全体人民，人民拥有对行使权力的人最终的选择权和决定权。因此，陈独秀认为民主主义的宪政应当是国民政治，而不应当是政党政治，"宪政实施有二要素，一曰庶政公诸舆论，一曰人民尊重自由，否则虽由优秀政党掌握政权，号称政党政治则可，号称立宪政治则犹未可，以其与多数国民无交涉也"。〔25〕"吾国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也"。〔26〕"立宪政治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多数国民之自动，惟日仰望善良政府，贤人政治，其卑屈陋劣，与奴隶之希冀主恩，小人之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无以异也"。〔27〕

　　四、民主制的核心内容是承认并保护个人的自由和权利

　　马克思说："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28〕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时代，由于生产力的落后和生产方式的封闭保守，各种自然的血缘和宗法关系使单个的人"成为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29〕那些定于一尊的专制统治就是从这种人身依附关系的"狭隘人群"中产生出来的。

　　资本主义的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30〕使人成为独立而自由的个人，就造成了尊重个性多样化选择的资本主义民主制的前提和基础。列宁说：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始终受到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狭窄框子的限制，因此它实质上始终只是供少数人、供有产阶级、供富人享受的民主制度"。〔31〕"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彻底实现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民主化，因为实行这种民主化，就会使工人成为这个制度的主人"。〔32〕无产阶级革命不是要消灭民主制，而是要打破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狭窄框子"，使民主制能够供全体人民享受。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控制了自己的生存条件和社会全体成员的生存条件的革命无产者的共同体中，……各个人都是作为个人参加的"。〔33〕可见，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的民主制同样也是以独立而自由的个人为前提和基础的。这种由独立"个人"组成的社会，就是马克思常说的自由人的联合体。

　　人民是国家权力的主体表现为人民能够对国家权力依法加以监督、批评和制约，对国家权力的监督、批评和制约是人民个人自由的题中应有之义，是从人民的个人自由中派生出来的一种权利。没有个人的自由，就没有人民的国家权力的主体地位，就没有民主制。民主制的先决条件就是保护个人的独立和自由。诚如胡适所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34〕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权力"总是相对于各个人而独立的"，〔35〕要实现个人的自由，就必须"把国家由一个高踞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36〕使"一切官吏对自己的一切职务活动都应当在普通法庭面前遵照普通法向每一个公民负责"。〔37〕

　　权力的本性是要求支配他人、剥夺他人的自由。为防止国家权力威胁和侵害个人自由，人民主权的民主国家就必须通过立宪和立法保护个人自由。同时实行分权制，用权力制衡权力，限制和规范国家权力，使之始终服从于宪法和法律。"在自由的国家中，法律便应该成为国王"（托马斯●潘恩语），宪法和法律是人民公共意志的体现，国家权力服从于宪法和法律，就是服从于人民的意志，这当然是人民主权的民主国家的基本要求。

　　1840年的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陷入亡国灭种的危难之中。陈独秀受西方民主主义思潮的影响，认为国家衰亡的根本原因在于君主专制制度，这种制度"把国家大事，都靠着皇帝一人胡为……，大家不问国事，所以才弄到灭亡地步"。〔38〕救亡的根本出路是推翻君主专制统治，建立国家权力归"全国国民所共有"的人民主权的民主国家。

　　儒家的"三纲之说"是君主专制统治的政治道德观念的基础，"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39〕三纲之说造成"全国人民，以君主之爱憎为善恶，以君主之教训为良知。生死予夺，惟一人之意是从。人格丧失，异议杜绝。……民德，民志，民气，扫地尽矣"。〔40〕要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就必须首先破除三纲之说，进行政治道德观念上的启蒙，使国民成为独立而自由的个人。

　　个人的独立和自由是建立民主国家的基础，而民主国家的首要任务就是保障个人的独立和自由，即保障人权。因此，建立民主国家"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41〕"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所向往，国家之所祈求，拥护个人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思想言论之自由，谋个性之发展也。法律之前，个人平等也。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42〕"所谓民权，所谓自由，莫不以国法上人民之权利为其的解，为之保障。立宪共和，倘不建筑于国民权利之上，尚有何价值可言？"〔43〕个人自由最重要的是思想自由，"窃以无论何种学派，均不能定为一尊，以阻碍思想文化之自由发展"。〔44〕

　　列宁说："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知道，除了资产阶级自由和资产阶级进步的道路，便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道路可以使无产阶级和农民得到真正的自由"。〔45〕民主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人类（包括资产阶级）为争取个人自由，与专制权力长期斗争经验的结晶。其基本的制度设计和法律规定，对于保护个人自由，防止国家公共权力蜕变成专制权力都是必不可少的。因此，陈独秀认为，资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民主"只是实施的范围狭广不同"，其具体内容"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46〕只有"保持了资产阶级民主，然后才有道路走向大众的民主。"〔47〕陈独秀最终所向往的，还是要实现"无产阶级民主制以至全民民主制"。〔48〕

　　马克思说："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49〕"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就是公共权力合法规范，个人自由受到尊重和保护，每个人都享有平等自由权利的民主的社会形态。这大概就是陈独秀所向往的"无产阶级民主制以至全民民主制"的理想社会吧。

　　注释：

　　〔1〕、〔9〕、〔19〕、〔24〕、〔26〕、〔27〕、〔38〕、〔39〕、〔40〕、〔41〕、〔42〕、〔43〕、〔44〕《陈独秀文章选编》（上）318页、40页、74页、353页、107页、108页、39页、103页、93页、148页、98页、347页、169页。

　　〔2〕《思想录》164页。

　　〔3〕、〔32〕、〔45〕《列宁选集》1卷93页、103页、601页。

　　〔4〕、〔30〕《共产党宣言》（单行本）48页、30页。

　　〔5〕、〔36〕、〔37〕《哥达纲领批判》（单行本）34-35页、23页、34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2卷，595-597页。

　　〔7〕、〔13〕、〔14〕、〔23〕《给西流的信》，转引自张宝明、刘云飞著《陈独秀的最后十年》297页、302页、302页、302页。

　　〔8〕《陈独秀文章选编》（中）9页。

　　〔10〕、〔11〕、〔20〕《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转引自唐宝林著《求真集》156页、156页、156页。

　　〔12〕、〔21〕、〔46〕、〔47〕、〔48〕《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转引自唐宝林著《求真集》158页、157-158页、158页、159页、159页。

　　〔15〕《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53页。

　　〔16〕、〔18〕、〔4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卷167页、411页、443页。

　　〔17〕《政治学》7页。

　　〔22〕《给西流的信》，转引自朱文华著《陈独秀评传》315-316页。

　　〔25〕《独秀文存》（四）12页。

　　〔28〕、〔33〕、〔35〕《德意志意识形态》（单行本）16页、66页、63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6卷（上册）18页。

　　〔31〕《列宁选集》3卷245页。

　　〔34〕《胡适文存》4集613页。

　　（本文作者系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副编审）

　　作者电子邮件：jygdy(at)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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宕子:深圳缺乏敢说话的知识分子么？

　　在青春深圳主题系列论坛上，就知识分子群体的培育问题，参与论坛的嘉宾对深圳寄予厚望，他们认为，"深圳应该在知识分子和意见领袖上，成为中国的先锋。" 但也有专家提出，深圳缺乏敢说话的知识分子。（8月19日《南方都市报》）

　　深圳真的缺少敢说话的知识分子么？我看未必。作为中国平均年龄最小的一个城市，深圳人——包括深圳知识分子——具有年青人的朝气和勇气，并且，与其他城市相比，深圳人的公民意识与权利意识都比较强，因此，当自身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或看到公共空间发生的一些不合理的事件时，绝对是敢于站出来说话的。不过，他们未必采用在媒体公共空间争夺自己的话语权这种方式，而更多的是通过投诉、法律等正式的渠道与其他非正式渠道——因为毕竟能写会道，并且能在媒体上侃侃而谈的知识分子毕竟并不多，而且写作也需要时间和心境，可深圳快节奏的生活却剥夺了大部分人的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并且使他们不能安下心下，静静地思考一些问题。至于那些有在媒体上发表自己见解的能力与时间的知识分子，也不乏敢说话的。就在8月21日的《南方日报》上，人大代表吴立民还对市民中心的节能效果不好提出了直言不讳的批评，指出深圳市民中心如开展节能评比可能倒数第一。这种实名的对政府部门的公开批评，在其中国他城市恐怕并不常见，而在深圳的各类媒体——尤其是南都的深圳新闻版与奥一网——却不乏类似的言论。因此，笔者以为，深圳并不缺少敢说话的知识分子。

　　但是，却也不能不说，深圳的知识分子不可能成为中国的思想先锋和意见领袖。为什么这样说呢？主要是深圳缺乏孕育这种知识分子的土壤。因为思想是一种灵魂的探险和艰苦的劳动，并非"应该"有就会有的，而作为思想的直接现实的说话（语言）——尤其是说真话，不但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与能力。

　　一般来说，要成为思想先锋或意见领袖，或者西方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必须满足以下五个条件。一是有闲，二是有钱，三是有天赋，四是有研究问题的兴趣和心境，五是有发表意见的平台。就算深圳本土为知识分子搭建的说话的平台尚不够充分，可作为中国的思想先锋和意见领袖，完全可以也应该利用其他地方的媒体空间发表自己的言论来弥补这一不足。深圳的知识分子之所以成不了中国的思想先锋和意见领袖，并非由于深圳的知识分子缺乏这种潜质，而是深圳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与高强度的生活压力大大地限制了这种潜质的生长和发育——就算在深圳的院校、媒体、作协、文联等文人聚积的地方，都很难找到有闲、有钱、有天赋、有研究问题的兴趣和心境四者兼备的知识分子。

　　深圳的知识分子大部分都是各行各业的行业精英，而并非专业的社会观察者与思想者，因为在中国目前这种社会文化环境下，尤其在深圳这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且相对来说比较功利的城市，知识分子单靠思考与写作是不可能谋生的——这种知识分子生活于其中的语境必然会限制他们的视野及思考问题的深度、广度与创造性；因此，他们的思想往往有点类似于佛经里说的"野狐禅"——或者不得要领，或者只能解决某个具体行业中的小问题，或者显得大而空——不可能对政府的重要决策或公民的日常生活产生什么实质性的重大影响。

　　作者博客：http://lihuidzdevil.tianyablog.com ， http://user.qzone.qq.com/611994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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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August 26, 2008

冉云飞:从公正对待杨佳开始

　　杨佳袭警已是天下昭然的事，正如赵牧兄所说"其结果可料，实际进展不知"。什么是结果可料？就是在目下死刑尚未废除的情形下，他连杀六警，伤及多人，这样的一个基本事实，就可以使他领得死刑。但死也要死得有尊严，死得明白，死得一切尊重法律，无论从程序正义还是实质正义，都经得起考验。否则，用冤枉一个杀人犯的代价，来糟塌法律，实不明智。有人说，一个杀人犯我们要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这当然是说起来很痛快的事。但杀人犯就应该不配享有相当之尊重和公民之权利吗？在他犯法没有定案之前，均只能用犯罪嫌疑来处置他。而在处置他的过程中，也只有并且只能是法律才能裁决他，任何因其袭警而因情感和所谓的民愤极大，来判定他的罪行，都是另一种"杀人"，哪怕这个人是杀人犯。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杨佳的母亲已失踪多日，而警方未能向外界透露她接受调查的进一步细节。按中国法律，杨佳母亲有协助调查的义务，没有至亲免于互证其罪的豁免权。但问题在于杨佳母亲王丽（化名）协助警方调查，但警方没有将其软禁之权力。从目前的情形来看，警方似难逃此种嫌疑，知法并犯法，执法而枉法，此种中国公检法之恶习不除，必然带来更多的冲突。公安局的傲慢，法院的无理，检察院的滥行公诉，律师的无耻，公正的丧失，正是不少人如杨佳最终采取暴力的根本原因。中国的普通百姓善良克制，胆小懦弱，慎言谨行，不到万不得已，绝不施用杀人八百，自损三千的事。杀人偿命这个基本判断，再没有文化的人，都是知道的。实在是看不到出头之日，看不到公正判决的希望，他们才会最终用命来赌博，这种"血酬定律"不到万不得已，是绝不拿来实施。

　　杨佳母亲至今为止没向外界公开过任何被调查的细节，传媒在这方面也没有足够的报道，使得杨佳的行暴活动，进一步因其母的冤情而使得整个社会同情，这一点正是公安局的傲慢与失策。本来有不少的人同情警察，但他们这样对待杨佳母亲，而不使信息公开，民众将同情就转向杨佳他们弱势一方，这对公正解决此案，同时让民众正确认识暴力活动甚至包括恐怖活动，极其不利。杨佳母亲受不公正对待如威胁如软禁，使得这个社会的相对统一的价值观正在撕裂，本来人们对恐怖活动有着自己清醒的认识，但由于警方对杨佳母亲不明智做法，而模糊了这样的基本认识，这使得民众对警察这个职业的恶感进一步加深，于社会的和谐有极大的不利。

　　最为不能容忍的是上海闸北公安局的律师谢有明，他身为受害当事人单位所聘律师，居然来强行代理杨佳的案子。利益相关而避嫌这样一个基本原则，他都不懂，或者说因公安局想从重从快解决杨佳案，而违犯职业操守来参与此案，成为杨佳的"辩护律师"，实在是天大的笑话。在一个丛林社会，我们当然并不指望谢有明独善其身，但他这样明目张胆地违法以及违背基本职业操守，实在是比杨佳杀人还令人发指的行为。中国的法律就是被公检法和律师的违法所糟塌，而且这种糟塌是一种公然的蔑视公众智商和法律常识的行为。这种有害的影响，坏的榜样，无论怎样估计都不过份。如此这般地对待杨佳及其母亲，只会激起更多的杨佳出来采取近乎恐怖活动的暴力行为，最终整个社会为此埋单。如果判决不公，如不能公正对持杨佳及其母亲，上海闸北公安局和谢有明对整个中国社会的恶劣示范作用和影响，可谓有目共睹。如谓不信，将来有更多的警袭案发生，那么不仅应该怪罪于我们的司法不公，也应该怪上海闸北公安局和谢有明极坏的榜样作用。

　　要建设真正的和谐社会，要让民众看到司法的公正，请从公正对待杨佳及其母亲开始。一个能给犯罪嫌疑人（哪怕是犯人）以尊重以公正的司法判决，才是值得我们遵守的。对一个基本上没有异议的死刑犯，对一个近乎必死无疑的人，能公正判决，其意义不亚于一场微小的社会变革。请上海警方和谢有明学会尊重杨佳及其母亲，以给民众一个正确的期待，否则你们就是另外一种被缺席判决的"罪人"。

　　2008年8月27日7：17分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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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卫江:文明冲突中的中西人权论战

　　(一)

　　中国人很难理解，围绕北京奥运会的召开，西方人何以会那么起劲地"妖魔化"中国，频频施展"强权舆论"的攻势，始终揪住中国的人权问题不放手呢？

　　这正是表明，异质的文明相聚一起就会引起激烈的价值观交锋，就象不同的地质板块相挤压就引起地震冲击波；带有异性电荷的云块相接触产生闪电雷暴一样，尽管处于价值观交锋守势方的中国极不情愿提及文明冲突。

　　1993年夏，塞缪尔.亨廷顿宣称：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将不再是意识形态的分歧，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主旋律将是"文明的冲突"。

　　十五年来的历史进程看，亨氏的论断大体上是正确的，只是有些偏差。且不说俄罗斯现今依旧在诸多方面展示与西方政治相异的价值趋向，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还时时掣肘着西方的行动，呈现出由苏联时代意识形态积淀成的国民集体无意识的特征来。正如船大掉头慢那样，大国的传统可谓积习深厚，即使体制转了型依然余音绕梁，苟延不去。更突出的冲突是，当今时代，于奥运会召开之际，中国和西方之间围绕人权的问题争论互不罢休，从而将意识形态的分歧推向风口浪尖。

　　在我看来，亨氏理论的一个缺陷在于，它将意识形态与地域种族文化断然相分离，二者似乎是平行独立而互不相干的价值体系。其实，文化是在国家或民族层面上，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社会历史积淀物，它涉及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诸多方面。文化的广义内涵必然包含进意识形态的内容。

　　(二)

　　"社会主义"一词源于拉丁文，一说由socialis（同伴的、同伙的）一词引出，一说由socius（喜欢社交的）一词引出，原有社会的、共同的、集体的生活之意。至于现时代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建构，其价值核心就是集体主义。由此可以理解，"社会主义"体制的实践，为什么唯有在东方国度里，才会牢固地生根发芽？详析之，生根的牢固程度与地球上的经度从东到西的之间似乎成了一个等级梯度的正相关函数，大体上讲，地域越是往东方，文化上的群体主义价值观越是强烈，"社会主义"也就越能与东方群体意识所萦绕的民粹主义产生共鸣而找到最广泛的受众，从而滋润到肥沃土壤所提供的养料。反之亦然，欧洲中世纪时从经院哲学中产生出的具有个体意识的"唯名论"，也只有在最西边的英伦之地找到沃土；至于创建共产主义理论的马克思，是个犹太人，在欧罗巴人眼里，是个"东方人"，因此其血液中多少流淌着东方人种秉性的群体主义情愫。正如黑格尔在《小逻辑》中分析实体关系时候，所指出的：斯宾诺莎的哲学所缺少的，正是西方世界里所贯有的"个体性"的原则，这是因为他是犹太人，有东方人种的缘故。

　　再说，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低层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阶级及其他劳苦大众予以无限的同情，乃至过分地认为：唯有他们才是真正的劳动者，资本家的资本投资、经营管理、知识创新都算不上有"劳动"意义的贡献。而劳动者通过四肢躯体所施展体力的对象也当然只是物质性的东西，所以得把劳动对象都"唯住"了，以免让上层管理阶层的"不劳动者"沾上"劳动"之光，这就是"唯物主义"和"实践论"产生的"阶级斗争论"根源。这种偏见对于广大东方落后国家中下层民众的低级知识素养阶层的具有特强的诱惑力和感召力，这就为意识形态纷争提供了地域文化的依据，只要地域种族文化以及东西方相互之间的显著差距稳定不变，意识形态的纷争就会长久地持续下去。因为广大东方第三世界总体上处于知识信息缺乏，智慧禀赋也低下的地位，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当西方的工业化起步时与殖民扩张同步进行，在世界范围内，西方工业化发达国家与非西方的传统的农牧业国家之间在经济上形成了"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之中，发达国家作为资本和技术输出方的"劳心"与落后国家作为提供生产劳动方的"劳力"与西方社会中的资本主义劳资关系如出一辙般地形成了同构对应。

　　不要以为马克思主义的"剥削论"现今已经被国人淡忘了，但至少在我们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在谈论国际政治经济事务时候还很有市场。所以，关涉"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纷争，还渗透着一个民族、阶级、阶层、组织、集团的内在气质，即对于知识性、精神性高贵事物追求和认同的秉性状况，秉性低俗者自然会认马克思为"教父"，其门徒无疑地以东方人种中低级知识群体居大多数。民族的气质秉性是社会文化历史积淀的产物，是通过习得性遗传（拉马克）获得的一种先天性心理定势，人的基因中内藏着预设的"编码程序"，能对于行为主体的后天社会实践施加影响。可以理解的是，这次围绕奥运会的人权争论，连海外的许多华人也纷纷加入到"爱国"行列之中，作为对比，一些深入欧洲腹地的前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如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国家，尽管人民饱受了半个世纪的左倾思想调教，但当政治体制转型之后，都无保留地加入到西方阵营中去，与中国在人#权问题上对立争论起来。这是因为习得性遗传对于人的内在气质的改变需要有许多个代际的遗传来加深、强化，而华人去西方社会"洋插队"的历史还是太短暂。

　　那么属于西方欧罗巴大种族里的东斯拉夫系俄罗斯民族，为什么会青睐东方色彩的群体主义、对于专制-奴性意识也有相当的钟情呢？这可运用历史积淀说来解答。在文明史的早期，俄罗斯先民不断受到来自东方的匈奴人和阿瓦尔人为首的好战游牧民族的攻击，于是一定程度上沐浴了东方文化，其后拜占庭帝国将东正教传入基辅罗斯公国，与传播于西欧的罗马天主教不同的是，东正教具有东方人种群体特性的"大一统"色彩。到了公元13世纪，更是受到文明程度相当低下的东方蛮族部落成吉思汗大汗国的侵略和压迫，长达近三百年。其后在与东方文化粗俗性的长期交融中，俄罗斯人学习到了蒙古人的军事文化，使自己也变得强盛了起来，然后"以其人之道还以其人之深"，大举向东方扩张，如此便与突厥、鞑靼等东方阿尔泰语系民族过多地打起交道来，这样在文化互渗中，使得俄罗斯人的民族秉性里，深深地烙印上了东方人种的群体主义的人文遗传因子。当然俄罗斯在进入近代历史纪元后，也同样倾心学习西欧的先进科学技术，再辅之以幅员辽阔、矿产丰富和人头众多的数量优势，却壮大成为强盛的军事帝国，位列欧洲列强之中，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竟然走上了工业化道路。这个样板也是自上世纪本土"五四"新文化建设以来，为苦苦求索国家强盛之道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左派分子所特别倾慕和鼓舞的，受"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情愫抒发，便自然地"以俄为师"。

　　俄罗斯文化，就象莫斯科克里姆林宫里的双头鹰标记那样，兼有东西方的双重秉性，是属于欧亚文化之间的过渡类型，俄国领导人自称为东西方文化之间的"桥梁"，起到文化交流上的"中介"作用。可以想象，五四时期，一般的中国知识人士理解马克思主义，大都经过俄罗斯人的转手"倒卖"而得到；而今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近朱者赤"，也必定在某种程度上带有苏俄的色彩（如计划经济在北方较完善，特别是东北三省），无法想象能以马克思的原著精神为纲领来构造，因为马克思的思想，尽管怀着强烈的道德义愤去构建群体主义的大同理想，但毕竟是西欧文化、尤其是德意志文化的产物，它的高度逻辑性、思辩性、反思性、批判性却是与中国文化的禀性格格不入的，文化跨越太大，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不是属于中国的"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今天创建台湾共产党的黄老养据说就是从来不读马克思的书的。这样的事实说明，关涉"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论争有着深刻的文化根源，其实质还是文化板块的碰撞；反过来，文化的论战、文明的冲突在某些场景是以意识形态的符号形式显露出来。

　　(三)

　　在我看来，当今中西人权之争，是关涉到意识形态的文明冲突，其人#权争论的价值核心在于东方人热衷的"群体/集体主义"，而这正是在文化/文明的发展水平上的较量出高低级别来，从而增加了交流的复杂性和对话难度。因为文化的差异性不仅体现于横向的跨地域地理分布上，而且在于纵向的时间进度坐标上拉开了的差距，由于处于不同等级的文化进步阶梯上进行交流与对话，从而使得各方的理解能力也大不一致。譬如，处理一件复杂的社会事件，对此首先要有很好的理解能力，为此需要积累起丰富的书本知识的阅历以及大量的社会经历体验心得，这样的要求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方可做到，假如这个社会性事件又牵涉进大人与小孩之间关系的利益纠葛，即交互的主体性关系，一般说来，前者理解后者要相对容易些，反之则难。正是由于此，就算前者对于后者的理解已经比较好地做到了，但由于是单方面的，双方的相互沟通并未能真正解决，因此问题的复杂性就纠缠于偏见、误解之中。

　　大人和小孩的年龄都是客观明确的，一般讲，书本知识的阅历和社会经历的体验大人要比小孩多也是具有相当的客观性的，但是比要这复杂得多的事情是，在对于中西方民族之间的人权问题之争上，西方人理解中国人要相对容易些，中国人要理解西方人就难得多，因为这里呈现出的正是文明发展水平和进程的差距来，这个事实要得到落后民族的自觉地认同，却是异常地困难。

　　因为问题的复杂性还纠葛于另一个要害：说起某人头脑愚蠢、神经失常、脑子病态、人格低下，是很冒犯的，中国古人曰："知耻者近乎勇"就有这个意思。因为处于交互主体性之中的各个主体，对于对手的主体素质作出价值评价再反馈自身被对手再评价，绝不是个简单的客观性的问题。按照符号互动理论，在信息的交流反馈之中，人们是通过"镜中我"来评介自我及对手的，主观性成分大增。同样，说起某个文明的优劣、文化的高低，涉及到主体的尊严，也必定是件非常忌讳的事情，倘若有谁站出来宣称：中国文明处于比别人低级的形态，我相信，国人中绝大多数定会愤愤然，国学家会反唇相讥，至于愤青们大概会怒发冲冠地跳将起来，横眉冷对千夫指。然则，为了真理的终极，为了大美的崇高，为了道德的正当和善，为了追寻彼岸世界的无限完美，驱使良知尚未泯灭的我们拿出直面人生、正视社会现实的勇气，而"鸵鸟政策"则不足取，如有的学者宣称："文化无高低"（秦晖）那样。

　　不管主观承认与否，文化，总是在历史的意义上动态地发展着的，它同人的基因作为社会生物学原理协同进化着，靠人的创造性劳作使成果不断地积聚累加，最终积淀而成的产物，它成为人类历史中的一系列进程的"站点"，因而呈现总体进步的大趋势。但是，就如每个人的创造智慧能力很不一致那样，由无数个人组成的宏观社会当划分成以国家或民族为主体标志的时候，各个主体的创造智慧程度也肯定是各不一致的，其创造性劳作成果累加的速度也肯定不会有一致性可言，所以在这点上，不同文化/文明的进步在其发展速度和成果进度上势必拉开了各自的差距，从而在历史的时间坐标尺度上呈现出高低差别来。

　　中国的文化注重调和、中庸、合群、模仿、关系、形象思维、处世圆滑，是偏重于阴柔性的，阴柔特性的女性化思维和人生观怎能去担当创造性劳作的重任，使大力推进文明的进程从而与西方文明去争雌雄？

　　人类社会进步的通则，诚如黑格尔论述的：是那种以利益为基础而联结起来的市民社会，使得其中的人与人之间联系，摆脱了配偶血缘等的自然纽带成份，从而走向了那种属于更高一阶层的精神的联系。

　　可是东方民族如汉族者，就是太执著于人际关系的亲近因素而抱团合群粘贴一快，自古以来各种表述名目实在繁多：天人合一、主客一体、物我不分、心物不二、民胞物与、兼爱尚同、家国同构、公私合营、官商不清、党政不分、政企不明、打成一片、适应环境、搞三同、相结合、划等号、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保持一致、万物归一、祖国统一、集体主义、全国一盘棋、一元化领导、民主集中制（注意：意义的重心在后边）、一切行动听指挥，等等等等。

　　反映在哲学上，就是"合一"、"集中"的偏执狂，而万分恐惧于"异端"、"对立面"。尽管儒家主张阴阳"一分为二"，而后又得"合二而一"（王夫之），如此则陷于历史轮回的循环之中，难见进步的蕴涵。按照黑格尔的理解，"同"和"异"这一对子，相当于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所适用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概念，通过个体性这个否定性环节返回自身。在《小逻辑》中他论道："概念的普遍性并非单纯是一个与独立自存的特殊事物相对立的共同的东西，而毋宁是不断地在自己特殊化自己，在它的对方里仍明晰不混地保持它自己本身的东西。无论是为了认识或为了实际行为起见，不要把真正的普遍性或共相与仅仅的共同之点混为一谈，实极其重要。"但是中国文化过分强调"和合"，实在缺少"否定性"这个环节。

　　这些文化由汉民族禀性所表现出的，实属于事物尚未充分分化的状态。其实质乃是"精神"的本质——"自由、对象化存在与自我意识"（舍勒）的匮缺，换言之，缺乏那种扬弃性质的主体性——"'是人'，就是说，给这种现实回敬一个强有力的'否也'"。（舍勒：《论人在宇宙中的位置》）

　　人类的各项社会活动如政治、经济、伦理、法律、艺术、宗教等等都是呈现出行为主体的目的倾向性的，因而都是价值内容，价值是可以划分为高低、优劣、好坏等级的。舍勒的现象学价值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的道德规范以及其他文化价值内容的描述都是受"爱的秩序"来支配的，它以各种价值的高低、优劣、好坏排列为基础，价值有着先验的本质秩序，即等级结构，舍勒把先验关系中最重要、最基本的等级秩序归纳出来，称之为价值"样式"：它们由于低到高级排列，划分成四个基本等级大类：1）感觉价值；2）生命价值；3）精神价值；4）神圣的和非神圣的价值。

　　在舍勒看来，这几个不同的价值样式反映着不同的价值层次或等级，而衡量它们等级高低的基本标准主要有五个方面：1）持久性，2）不可分性和不可见性；3）相对独立性，"满足的深度" 一种"较高的"价值渴望一种较深刻的满足，而满足乃是一种"完成"的体验，5）对经验情感主体之生命体的依赖程度。这种依赖程度越高，价值愈低级，反之亦然。

　　价值越是低级的越是接近于动物的、甚至是植物的本能特征，因而越是呈现生命共享的性情，比较低级的价值则在文明发展水平低级的民族精神气质中也大都共同享有，反之，越是高级的价值越是体现人的主体性特征来，相应的文明水准也越呈高级，因而也难以为秉性低俗的民族所企及，譬如个人主义就是如此，舍勒认为："个人的价值是最高的道德价值。"

　　根据这种价值秩序学说，特别注重于道德关系的中华文化放置于世界范围里衡量，其实处于并不高级的发展水平上。譬如国人处世的圆滑两可，和稀泥，不求甚解，都是属于舍勒划分的：1）感觉价值；或2）生命价值，两个行列中的等级。

　　而中国老子的人生理想更是使人回归于自然的状态，即让人退回到植物般的无知无欲的生存："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只落入起码的1）感觉价值。

　　从舍勒列出的价值等级序列来剖析中国文化。最高等级"神圣的和非神圣的价值"，舍勒阐释是，关于绝对对象的价值，属于宗教领域——这太不符中国人的性情了，中国文化向来不作超然终极的"绝对"之念。

　　再看次一级的价值：3）"精神价值"，这其中，又细分为三个级别：从到低高依次列出：a."纯粹的真理认识价值"；b."正当与不正当价值"；c."审美价值"。试想：本土价值的经世致用秉性怎会去追寻"纯粹的真理认识"？再次一级的价值"正当"（das Recht）有正义之含义，恰是中华民族的阙如之品（后面将详述），惟有"审美"才算是吻合我们的性情——可见中国文化之品位。

　　对于人生观价值等级的高低排位，中国学者也思索过。冯友兰将人生境界划分为四种由低向高排位的等级秩序阶梯：自然、功利、道德和天地的，境界的提升靠得是人的"觉解"，亦即精神的创造活动。

　　那么国人是否"觉解"多了就会导致人生境界的超升？这里的问题恰在于，就如冯所说，最高级的"天地境界有超道德价值"，但是实证科学早已表明，人本已经成为了宇宙的精灵，爬上了进化阶梯的顶端，是否就得回过头去重温老路，去效法"天地"——这种所谓"最高级的"，却并无可指明前进的方向、未有能往上爬升到彼岸世界 "无限"的、未有大美大德的发展之路，即以无最高存在理由的自然之属性——以宇宙中的平庸有限之物"天"和"地"为人生模式去打造自身，从中怎么会有"超道德价值"产生呢？

　　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人有着"精神"，而这"精神"的本质在于自由、对象化存在和自我意识之中，人的进化正是从与周遭生存环境于浑然一体（"天人合一"）中摆脱出来的过程，对于环境能说强有力的"不"，人甚至还能够超越于自己，用"爱"的动姿直接奔向上帝基督，所以，"人是比他自己和世界都优越的存在物"。（舍勒：《人在宇宙中的地位》）。然而国人最为推崇的"天人合一"恰是消除掉"精神"的这三点本质的，以比附于宇宙低级属性的有限存在物为乐事。结果，以"天人合一"为最高审美旨趣和伦理境界的中国传统文化，与人的进化南辕北辙，"觉解"愈多，"精神"愈失，人愈浑噩。以至于儒学追求的所谓至高境界、作为人生论的"中庸之道"，其"刚健中正，居中不偏"，"和为贵"等等，反映的正是国人秉性的圆滑和人生的庸碌，却美其名曰："极高明而道中庸"。折射于当代，难怪"躲避崇高"便成了一部分知识分子时髦的人生观，至于寻常百姓当然地只需于奢侈攀比之中安身于福禄寿便足矣了却人生。

　　事实上，中国文化呈现浓厚的现世取向，经世致用，使人把生存的意向都集中在世俗中，莫如犹太教和基督教那般，追求来世的天国，具有形而上的"超越"、"拯救"和"终极关怀"的蕴涵。尽管中国也有自己的道教和外来的佛教传统，但是民众仅热衷于进香火拜菩萨，只是为了消灾祈福的迷信而已，连功利境界都未曾企及，更遑论"超道德"乎？所以，舍勒认定中国宗教中缺乏那种向上超升的神性意识。

　　所以，那种西方人的彼岸意识的"绝对对象"，那种西方人的救赎情结，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绝对是个书呆子话语。子曰："不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我们这里只有将"福，禄、寿"之类的人生理想推向顶峰，这三者都只是在这个世俗中的"拯救"。"寿"就是在这个世界中的长生的理想。"禄"就是亭尽富贵荣华。至于"福"则是享受天伦之乐，尤其在颐养天年时享受儿女的照顾，更可以说是"有福气"。这种完全在这个世俗中获"拯救"的方式，使中国人成为世界上最"形而下"的民族。（孙隆基：《缺乏拯救：中国人的生活最形而下》）

　　(四)

　　尽管儒家文化极富有道德情怀，但由于中国价值体系的中庸调和趋向，只求稳妥平安，所以难以企及至高级形态的价值目标，典型的如"正义"这样一个范畴。

　　翻开西文各类典籍，从古希腊时期到今天，涉及哲学、社会、政治、经济、法律等等广泛学科，可以发现，有一个词"Justice"出现的频率是极高的，这证明西方的价值体系里，Justice的概念早已是广泛、深化了的理论形态。然而中国的情景是，据说晚清时候的翻译工作者在碰到这个词的时候，颇感头疼，因为中国典籍中难以找到对应的词，后来参照日文的译法才使用"正义"一词。时间渡过了一个世纪，即使结束了文革之后进入了改革开放年代，我国的伦理学话题还是相当长久地回避着正义和公正问题，这种实践状况恰是可以看作成中国文化的传统，从中显见中西文化的高低差距之巨。

　　有关价值观念问题的争论向来都是很有歧义的，我们在此讨论只得采用歧义尽量小的价值标准和定义，因而采用国际社会公认的由文明成就高，即社会综合发展指数高、程度比较完善的西方自由世界的价值观来阐释，曰：正义或公正，其基本精神是"应得的赏罚"（desert），即是说，一个人如果给了某人应得的或应有的东西，那么前者对后者的行为便是正义行为，或曰实现了正义。在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上，你为社会或他人贡献了多少，正义的要求是，你就应该为之得到多少的报酬和荣誉；或者你为社会或他人损害了多少，正义的要求是，你就应该为之得到多少的赔偿和惩罚；公平、公正的要义就是合理地取得"均衡"。正义的意义还原在生物学进化论上的作用，我个人理解为，优胜劣汰的机制。所以在正义匮乏的地方如中国，国人常常可感受到"精英淘汰"的悖理性。

　　亚里士多德在《尼可马克伦理学》第五部中说，正义或曰公正，是在伦理学体系里处于统摄、整合的地位，一般说来，正义是能够等同于合法性的。因此，他得出结论，按照广泛的意义，正义是德性的全部，是集一切德性之大成，一个正义的人是对待他人道德地行为的人。

　　可见，正义是一种高级形态的范畴，就其形态的高级而言却难以为低级文明的人群所能领悟。尽管有人论证说，中国伦理观也很早具有了"公平"的观念，因为"公平问题由来已久，它涉及到一个社会的政治生活的平衡、和谐与稳定，也涉及到政权结构的合法性问题。任何一个社会，或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朝代，为了避免社会动荡，寻求社会安定与稳定，或者为了统治者自身计，都要设法解决社会的不公，或者说都要正面地回答什么是社会的公平，怎样才是公平的。"（李大华：《论先秦中国社会的公平观念》）。我以为，作为一个历史悠久而又为巨大人口所承载着的文明，总有其自身的价值"逻辑"，不大会太过分地偏离社会历史所该赋予了起码程度（低级形态的文明底线）的正义要求，不然，文明早就衰败消亡了。可是另一方面，正义作为道德哲学理论的探究，作为政治、法律和道德形态的实践，中国人确实比西洋人差了一大档次，不然，中华文明史怎么会长期停滞不前的呢？

　　且看，中国古代最为详细地解释公平观念的《荀子.王制》云："故法而不议，则法之所以不至者必废。职而不通，则职之所不及者必队。故法而议，职而通，无隐谋，无遗善，而百事无过，非君子莫能。故公平者，职之衡也，中和者，听之绳也。有其法者以法行，无其法者以类举，听之尽也。偏党而无经，听之辟也。故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传》曰：治生乎君子，乱生乎小人。此之谓也"。——这些在今人看来，谈论的"法"、"偏"、"善"等都是些主观随意性很强的概念，相当模糊粗糙不确切，与同为轴心时代的亚里士多德所论述的正义之精细严密全面相比，更本不在一个档次上。而儒家伦理的主观性意向就是明确地导入"礼"序社会等级之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并无西方传统所理解的正义须有完美之全体，即对于社会总体之善须有贡献的蕴涵，而社会总体之善的正义内在地要求有人格、尊严、权利和机会的平等对待，概括为人#权的价值观。究其实质，儒家之"公平"，就是使得社会政治秩序处于非公平的大框架之下来谈论其内部低级形态的生存秩序的公平与否，那么即使达到了如此之"公平"，在某种意义上说，对于正义的高级形态的目标就是南辕北辙，这正如老子批判的"大道废，有仁义"，其对于中华民族造成的后果是：群体主义逐步强化，创造力趋于退化，而专#制集#权则巩固了。

　　我们有机会看到：二片巨大的云团各自带上相异的电荷，在经历了漫长的漂浮路程后，双方都积聚了越来越多的电荷量，现在终于相碰了！

　　且看，来自西方的奥林匹克精神，她的特出之点正是公平或公正，唯其如此，奥林匹克盛会方可将运动的本质特征：竞赛，合理、合法地开展起来，竞技运动才有意义。正因如此，西方人将奥林匹克运动的盛会视作为正义精神的发扬广大和价值理念的体现，因此，理应将其精神扩展、推广至社会的各个方面，理应是富有价值意义的事情。现今，既然由中国人来筹办该项目，也理应将正义的精神种子播种在中国的大地上，可是中国人怎能理解奥运会精神呢？

　　本来，奥林匹克运动诞生于古希腊的奥林匹亚，体现了古希腊人对于全人类的贡献，作为古希腊精神传承的现代西方人，尤其是在法国人顾拜旦创立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规则后，作为直接传承法国大革命和奥林匹克双重精神的法国人民，更以输出人#权为自豪，认作为自己的天职，正是在正义观的驱使下，他们觉得有荣耀、有资格去参与进奥运会主办国家的人#权事务建设之中。而主办国进行奥运会实际上也就是分享了西方人所贡献的民#主制度所带来的精神欢乐和经济利益，既然如此，作为正义价值的合理均衡，主办国理应多为世界承担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义务，为国内外的民#主和人#权事业的改进而多加一把油。可是中庸的秉性决定了只满足于与自身周遍环境相适应的中国人当然不会理解、也不会感恩于来自他乡的高贵的精神性事物，更接受不了来自外界对于自身的人权事务关怀，对于西方人士的批评意见，却说成是西方人、特别是法国人天性傲慢无礼的缘故。

　　再说，奥运会举办权的授予，并非是上苍的恩赐之物，而是按照由古希腊人开创的民#主选举制度形式，在国际奥委会上进行数轮投票评选的结果，当某一个国家被选举出来获得主办权后，并非一劳永逸地命定了终身，从而可以自行其事、罔顾他人，而是须继续置于西方民#主制方式的监督之下行事，就如西方国家通过民#主制度被选举出来的政客一样，不断地受到选民的质疑、批评、被错误地评头评足，甚至有可能被弹劾，这样的情景同样应该反映在奥运会上，并且有历史先例可遁的，如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被抵制就是，这些在西方人看来是再也正常不过了，可中国人无法理解，认为是"西方敌对势力妖魔化中国"。

　　事实上，我们的党和政府早已设想得多么美好：奥运会将给予了中国一个大展示的机遇，一面让世人看到中国迅速崛起的经济能力和现代化成就，同时又让国人相信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从而使奥运会变身成为对中共政权合法性提供足够依据的项目，正如广泛宣传的：奥运会的举办成功便是中国政府和人民的丰功伟绩。为了这件头等大事，在申办时候宁可采取丢卒保车、丢车保帅手段，破天荒地向世界承诺开放从未开放过的新闻自#由，可是今年四月份当在西藏拉萨出现了突发事件时候，并未有诚意去兑现承诺，还是继续用惯常的封锁手段，阻止外国记者去采访，这样的做法当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不满，这种不满情绪通过大量的负面报道了表现出来，而因西方一部分人士怀有不良的情绪倾向，使得报道确实歪曲了诸多关于西藏的事实真相，这样就挑起了中国民众的不满，于是又加重了中西方之间的对立情绪，处于这种对立情绪之下，直至奥运会进行阶段中国都远未兑现关于新闻自#由的承诺，尽管在北京城里开放了三个公园，象征性地用作示威游行的场所。但是站在公正的角度讲，不开放新闻自#由这个问题的性质要远比在新闻自#由的环境中有部分的媒体进行歪曲事实报道的问题性质来得严重，而中国人却习惯性地将西方有部分媒体进行歪曲报道的事实取而代之成西方整个舆论界有歪曲倾向的问题了，并且总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以低级文明去度量高级文明：将西方部分民营媒体的观点倾向理解成该国政府的立场了——这本身也算是一种歪曲吧，可惜在以"一元化舆论"的歪曲对抗多元化之中有部分歪曲的舆论战之中，国人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群"被大大地激发了起来，问题就在于：中国人怎能理解公正？

　　西方媒体即使有歪曲中国事实真相的现象，在一定的程度上也许可以作谅解的。回过头来看历史，那么多年来，中国宣传工具对于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社会的歪曲报道、妖魔化可谓实在多得很，说什么：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人民是生活在"饥寒交迫"、"水深火热之中"啊！"西方国家总是在剥削、压迫发展中国家"。"看看当时的政治口号，当时的中国，但凡重大的节日或重要场所，比如首都国际机场，最醒目的口号有："打倒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打倒以苏联为首的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丁学良：《走出敌人遍天下的困境》）。可是，当年这样的对外妖魔化又怎能引起今天国内的愤青们反省从而重新审察自己的观点呢？

　　文明之间引起正面对决的，还在于：价值等级认识的显著差距。质言之，西方人认同精神的高贵性，而中国人认为低级趣味的物质器具了不起！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局面：西方人用他们认为是正义的方式输出他们的理念：自#由、人#权、民#主等，结果被中国人认为是傲慢无礼的"妖魔化"、"干涉"而拒之门外。

　　且看当今时代，中国年轻一族流行奢侈时尚，借高消费以炫耀自身，以显示在社会等级秩序排位中的人伦情状，亦即通过奢侈消费来获得身份认同和角色定位，以表明自身不落伍于激烈竞争中的社会等级秩序排位。而炫耀的东西不外乎是物质性的生活用品，有流行的时尚手机、数码相机、手提电脑等，从而显现出低级肤浅的自然和功利的境界阶段，当然无法获知：生产出这些高科技产品，从最初的原材料制备算起每一个步骤和过程，都需要有多么广泛深厚的科学技术知识的积累，而开拓广泛深厚的科技进步还得需要有更广泛、更深厚的、相配套的政治法制文化背景，譬如须有良好的知识创新环境，而科技创新环境的培育又须有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个性的环境，为此，还必须有自#由、民#主、人#权、甚至还有基督教的博爱和兢业精神，以及制度建构，以吻合于相应的知识创新环境氛围，如此宏大复杂的社会大系统建构显然是、也仅仅是西方人民的伟业。对于技术性专利，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必会支付相应的费用，可是对于上述巨大的精神文明贡献，发泄"民族主义"咆哮的愤青族会感恩吗？！

　　这种不公正态度是与其国内不公正的价值体系相吻合的，是其内在的低级文明群体主义庸人价值观的必然延伸。前一些日子有人提出，在西藏问题的国际争论中，我们"需要精致的话语，需要请超脱的顾问来设计"（蒋兆勇）——岂不知，引起国际社会的不满而争论西藏人#权与国内缺少超脱的顾问这二者，本是同一性质问题的不同侧面，说前者是由后者决定似乎陷入了逻辑上的循环论证或同义反复。

　　有鉴于此，在西方人看来，一个国家，如果不顾个人权利而起劲地高杨"集体主义精神"，必定具有邪恶性质的，罗尔斯在《正义论》里论证过：个人自由的优先性被破坏，必是"恶序社会"，"恶序"是对社会公正的破坏，它会反过来瓦解业已获得的各种成就。可是当今中国的经济和军事长期快速在增长，这使西方人对这种发展模式颇感困惑。他们担忧的是，"龙"的图腾下，"外儒内法"的政治法术令人难以捉摸，它必将成为对世界和平与进步，特别会对自由世界构成一个可怕的"威胁"，为此必须"遏制中国。"

　　西方人能够直面人生，能正视社会现实的各个方面，基督教思想深刻地洞见出人的幽暗意识源自于罪的根性，美国基督教神学家尼布尔揭示了"群体不道德"的现象，正是在群体生活中，个人的罪性被混迹于群体之中再显示出来反而被赋予了"神圣性"，因此，凡是高杨"集体主义"的国家或团体组织都是危险可怕的。如今围绕奥运会人权之争，中国的愤青所表现出的狂热的民族主义正是这种"群体不道德"的图象。

　　但中国人却不解，中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中国人的性格是平和而中庸，怎么会去威胁西方？引起的争议恰在于文明发展水平大落差而沟通困难上。在西方人看来，构成威胁的并非（起码不严重）是形下之器层面的核武器或其他物质性装备的征服，而是来自于中国人自认为的形上之道被狂热的民族主义所驱使着，由庞大的人口携带着的"邪恶"欲念，通过合法和非法的移民大军，以及附加在倾销的廉价物品上，源源不断、滚滚而来渗透进西方，用低级的价值观来同化、侵蚀掉高贵的精神形态，由此威胁到西方人的生存根基：正义的价值理念。

　　(五)

　　使文明冲突激烈化的，还在于国内长期来仇外情结的培养。

　　极左时期肆意专政、残暴虐待"地富反坏右"，乃出自于"阶级斗争论"，认定他们是"人民的公敌"。同样地，今天的国人之所以对西方人发出强烈的"爱国主义"义愤，究其原因之一，据国内长期宣传说教，是在近代史上中国饱受了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殖民主义的屈辱。然而，倘若我国的学术是独立自由的，历史资料可以公开的话，人们终究会发现：中国的近现代历史，就象一个小姑娘被任意打扮一样，被肆意篡改得太失真了，这也算得上是本土文明的低级形态表现形式之一。譬如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样板：殖民主义年代上海的外滩公园门口挂着一块警示牌，上面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就是一个典型的造假案例。

　　今天的国人普遍能感受到市场经济带了的物质财富增长的好处，就是不得而知也不愿获知，为了奠基于市场经济的法律秩序和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的建构，中国的数代知识分子为此作出了异常艰辛的努力乃至忘我屈辱的献身（有不少人为此入了狱，断了头，从他们身上流淌出的鲜血还被看客用馒头渍着吃掉了！），就算知道了也绝对不会去感恩的！但却偏要肉麻地歌唱起："春天的故事"——"春天"仅仅是由皇上提供的恩赐品，更无法获知的是，提供有关"春天"的各种信息大都是由西方人原创的。其实晚清时候西方殖民势力进入大清国，就已经在租界地里开拓市场和商品经济了，与此带来各种配套的、相关的先进东西，从物质器具、到科学技术、到政治法律制度、以及思想文学艺术学术等等，多种多样，使得当时尚处于农业文明的中国，竟然在沿海的某些地区能一下子大踏步跨越式进入了工业文明之中。除了北方农村的拳匪恪守中国国粹中的劣质文明之外，南方沿海地区的中国百姓大都明知租界里西洋文明的先进性和优越性，于是纷纷涌入到租界里谋生。

　　当然在洋租界里，中国本地人与洋鬼子老外在尊严和利益的某些方面是有所区别对待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所谓殖民地的屈辱与否以及有多深程度其实是相对而言的。须知，在西方人尚未在中国建立殖民地之前，对于大清王朝的主体臣民——广大的汉族人民来说，本是中华文明的原创者，却已经被迫处于了外来异族的臣服之下，而且是非常屈辱地被远比自己落后、低级的异族用十分粗俗、残暴的方式所统治，看了鲁迅先生的《辫子的故事》才知道，有许多汉族男人为了抗议蛮族耻辱的留辫被砍了头。满鞑子侵入文明发达的江南水乡后，大发兽性，留下了丑名昭著的历史篇章："扬州十日"、"江阴三日"、"嘉定三屠"，其残暴程度远比日本军人1937年在南京的屠城为烈，可是今天国人为什么只提日军的暴行而沉默于清兵的暴行呢？答案是：清朝与红朝中国隔了代，清兵从未与共军交过手，所以，清兵即使非常非常不"人#权"，也无法为现行执政党的合法性提供任何依据或添加少许作料，再说满鞑子用残暴和鲜血完全奴化了汉族人，使得被征服的汉族愿意与双手沾满鲜血的征服者以及他们的后裔融合成一个中华"大家庭"，塑造成具有凝聚力的"民族大团结"，而该凝聚力恰是抵御当代西方"人#权"攻势的有力武器。

　　事实上，晚清时期中国内部的民族矛盾是相当尖锐的，要不然，孙中山闹革命怎么能用"驱除靼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动员起来广大汉族民众？当西洋人进入中国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租界后，情况有变化了。在洋租界里名义上还是大清王朝臣民的汉族人发现，他们的行政主子已经更换了，现在的洋主子比满族人要文明要开明得多了。所以，当有了租界和西洋殖民者的存在后，民族矛盾决不是简单地划分为中华民族对抗西方殖民者的二元论，而是即使粗糙作区分，起码也有着三大对立阵营：满族人、汉族人和西方人。当时凡是接受过现代西式教育的汉族人都会觉得：汉族同胞所受的苦难和压迫就来自"靼虏"，而不是西方殖民者，同时西方殖民者也并不赞同满族人用低级落后野蛮腐朽的方式统治中国。作为一个有力的例证，章太炎、孙中山、黄兴等人的反清活动起初都是在租界里借助于洋人的大力帮助，后来甚至干脆在英国、美国和日本等国家里展开工作的。

　　再说，即使是汉民族内部，也当然不是什么和睦友好相处，而是由劣根性决定了：内耗、窝里斗厉害。因为我们的群体主义文明决定了个人毫无尊严、地位和合法性可言，在内部争斗中，同胞之间相互煎熬的痛苦感受绝不会比来自西方的殖民压迫好多少。一个例证，中国共产党早期开展活动，大量从产业工人阶层中发展党员，都是利用租界里洋人开办的工厂里得到资源的。并非那里的工人有什么"先进性"，而是大大利用了西方文明（譬如：民#主和法治秩序）的先进性而已！

　　所以，尽管今天中国普通的百姓难以获得真实的历史文献，更缺乏理论思维，但可从观察到的事实中作简单的类比想象：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之前，那里的华人算得上是"二等公民"吧，可就是这些"二等公民"，当他们踏进大陆地方——回到"祖国的怀抱"时是多么趾高气扬噢！那些男性港人可以轻而易举地猎取内地的绝色美女。难怪那些年来，大陆上冒险闯关去香港的偷渡客多的是。反过来，正如留美学者薛涌作证的：既然中国文化那么优越那么伟大，为什么没有一个美国公民愿意放弃自己的美国国籍而加入中国国籍呢？在此试问：我们这些"国家主人"的荣耀何在？"殖民地耻辱"何在？可是中国当今的愤青呵，你们的独立思考又何在？

　　2008-8-20晨

　　江苏省昆山市

　　作者个人博客：《施卫江：正义之声》http://blog.sina.com.cn/swjid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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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成:由“张孟苏事件”想到的

　　7月18日，随着《楚天都市报》一篇自我解嘲式的跟踪调查报道见报，一度沸沸扬扬的"张孟苏事件"基本尘埃落定。

　　事件的缘由即该报于7月13日"要闻版"刊登的一篇名为《新加坡一大学为何录取她》的文章。随后，这个身穿白色T恤一脸微笑的小眼睛女孩子便和"传奇"、"应试教育"、"综合素质"等词汇联系在一起，一次次荣登各大新闻媒体的头版头条。一时间，评论员、专家、学者、普通民众奋不顾身趋之若鹜地从各个角度发表自己的看法，首当其冲者便是高考制度。国人们纷纷抡起"低分高考生被国外大学招收并提供20万元奖学金"的事实大棒狠狠砸向恢复、执行了三十一年的形式单一、腐朽没落并已被国人唾喷多年的高考制度。

　　有数据为证：仅截至7月14日下午5时，就有超过125502人参与某网站关于"你如何看待女生助人为乐被国外大学录取"的调查，91.67%的网友持赞成意见，认为张孟苏被录取体现了素质教育理念，代表着人才培养新方向。随之而来的戏剧性的一幕幕……在此不想赘言。

　　姑且抛开孟苏是否是另一个"周老虎"的话题，也不谈从事件发生后各大新闻媒体（包括国家最权威的CCTV《朝闻天下》）在此事件真相未明、细节不清的情况下，就断章取义地紧抓"助人为乐巧被录取"、"新加坡一所大学"、"20万元奖学金"等一些刺激字眼做足文章时的快感，以及各位评论家表述自己对此原本不一定真实事件的看法时的迫不及待，单是从亿万国人（尤其是自己或亲人经历过高考者）表现出仿佛长年被公婆虐待的小媳妇偶见隔壁大嫂子通过"以暴制暴"取得家庭地位的攀升后那种难以自抑的兴奋，已让我深感不安——漫溢于整个国家的浮躁和投机。

　　这不禁让我回忆起，我所就读的那所当地著名的小学曾经发生过的一件荒唐事。那是我读小学三年级的一天下午，数以百计的家长拥进学校，疯狂地、不由分说地强行带走各自正在上课的孩子。事后才知道，他们是听信了一个谣言，我现在只能模糊地回忆起：有人说，一批外国人将乘直升飞机降临我们学校，给学生打针以取走他们的灵魂。谣言还清楚的讲到，对男孩子打在太阳穴，女孩子打在肚脐。更让家长们恐惧的是，学校校长已经被迫同意了外国人的要求。

　　我可怜的老师只能眼睁睁看着事件不断恶化而无计可施。她的愤然甩手回家却让当时被认为是"优秀生"、"尖子生"的我暗自窃喜。那天下午，我和几个没有家长来接的孩子——我们的父母都因为忙于工作而没有到谣言，在空旷的教室里畅谈"如果这种混乱一直持续下去该有多好"，"我们会不会因为这件事情停止上学读书"等等。然而，我们的幻想尚未持续多久，发现上当的家长就把孩子送回了学校，我们的课程仍需继续。事后，为这件因荒唐的谎言、荒唐的家长而引发荒唐事件埋单的却是我那些被家长接走的同学——他们被老师狠很地批评一通，但我们几个没有被家长接回家的孩子，则无意例外地收获了老师们的表扬和同学们的羡慕。然而，他们哪里知道，在他们一个个离开教室后，我们几个是多么希望事态扩大、严重、不可救药……

　　我尚且不敢确定这些参与抨击高考制度的评论家、普通人是否怀揣着我年幼时的心理，但他们希望用这个现代版的"守株待兔"故事推翻现有高考制度的迫切心情却是不争的事实。他们对"高考制度推翻之后怎么办"的问题不做思考，其内心的浮躁恰似五千中国历史进程中不断涌现的农民起义军：对一朝统治者强烈不满，先五吆六喝地推翻它再说，且不知以后建立的只是一个更改了姓名的法古的王朝，而中国古代历史的进程却依靠他们来推动。这些仍可以原谅，毕竟他们是在追逐更好的东西。

　　不知是我心理阴暗还是事实的真实存在，我总在思考那些一心想要立即推翻高考制度的人群中是否存在着这样一拨：自己或者亲人无法应对现有的高考制度甚至已成为高考失败者，而发自内心的痛恨以至于期待通过"张孟苏事件"引起一场人才选拔制度混乱，并以一种所谓的"素质教育革命"制造更多的投机机会——我们国人的骨子里流淌着投机的血液。

　　因为没有深入探究，我不敢过多评价现有高考制度存在哪些优点和弊端、还是弊大于利还是利大于弊。但人才选拔机制必须确保公平，这是所有人的共识。现有相对公平的高考制度每年都暴料大量投机者疯狂的投机行动，试想，制造、进入混乱状态，并立即采取所谓的"素质教育人才选拔制度"，得益的将会是哪类人？我不禁想到了几个词：干部子弟、内部扩招、金钱交易……自从我们的国人遗弃中医的整体治疗法迷恋西医之后，"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做法便泛滥于各种领域。我不会相信，不对整体教育制度进行大手术仅在风口浪尖上的高考制度上贴一个创可贴就能医治好我们的教育、挽救我们的孩子。

　　暴风雨来的很猛烈，并不是说它能摧毁一切，更不能表示它能建立一个新世界。来势汹汹、沸沸扬扬的事件过后，往往是可怕的平静：《楚天都市报》突然承认"张孟苏事件"有误，让我们面临着巨大的尴尬。我们在接受媒体的道歉，同时也接受自己对自己的歉意。

　　2008年7月29日于象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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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守道:骆驼的悲哀——甲申再读之三

　　1644年的明清鼎革，翻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

　　明朝灭亡之前，无论是军队的人数，还是军队的装备，农民军和满清军与明朝的军队相比，差距都非常悬殊。前者有如老鼠，后者恰似大象。然而，看似庞然大物的明朝，文官不见良谋，武官不见军功，几个回合下来，朱明王朝便油尽灯熄了。读史至此，不能不感叹历史的无情。

　　清朝取代明朝，既在许多人的意料之中，又在许多人的意料之外。说它在意料之中，是因为明朝的败亡，在崇祯初年就已成定局，在万历朝已显征兆，在嘉靖朝已见端倪。明朝的灭亡，只是迟早的问题。说它在意料之外，是因为明朝不是因强大的外敌入侵而败亡，不是因一时的策略失误而垮台。敲响它的丧钟的，是一群没有文化、未经训练、过去只会逆来顺受、皇亲国戚和达官显宦们从来就不屑一顾的农民。而取代它统治中国的，不是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汉人权贵，而是被汉人权贵们称之为蛮夷的满清。

　　明朝之所以如此不堪一击，是因为明朝的皇帝，昏庸到了极点；明朝的官员，腐败到了极点；明朝的政治，黑暗到了极点；明朝的政权，腐朽到了极点；人民对它的愤怒，也到了极点。它已经穷途末路，残喘不可能继续苟延了。明朝最后落得这样的结局，是朱元璋万万没有想到的。而更令朱元璋想不到的是，明朝的灭亡，正是他的以臣民为鱼肉、以臣民为草芥的国策结出的苦果。要了解明朝灭亡的深层原因，就不能不了解朱元璋为巩固朱明政权所采取的措施。

　　明朝，是朱元璋在元末风起云涌的农民大起义中建立的封建王朝。朱元璋出身于农民家庭，但他本人不是农民。他没有农民的那份善良与纯朴，却有着许多农民所不具备的狡诈、奸险与狠毒。他长期接触农民，了解农民。了解农民的处境，了解农民的困难，了解农民的需要，了解农民的性格，了解农民的观念，了解农民的思想。由于有了这种种的了解，他不失时机地发动农民，恰到好处地利用农民。借用农民的力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羽毛丰满以后，朱元璋又打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旗号，利用汉人民族主义的激情和穷苦百姓试图改变悲惨境遇的期望，联合知识分子和工农民众对中国的最高统治权发起冲刺。朱元璋很聪明，硬的不行就来软的，明的不行就来暗的；朱元璋很机灵，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朱元璋有耐心，稳住脚跟，步步为营，各个击破。于是，同样是起义军的武装首领，做工出身的刘福通、捕鱼出身的陈友谅、卖布出身的徐寿辉、贩盐出身的张士诚，先后败在他的手下。他采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和"先农村后城市"的战略战术，逐步取代了自己的上司，打垮了曾经的战友，最后赶走了蒙古统治者，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当年千百万满怀激情、奋勇牺牲的将士和百姓，没有几个人能够想到，他们自己拼死换来的，不是自身的解放，而是一个与前朝政权的腐朽黑暗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朱明的王朝。朱明王朝，集秦汉以来帝王专制之大成，对全体臣民实行前所未有的残暴统治。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皇权无所顾忌、民权剥夺殆尽的全新纪录。

　　朱元璋信奉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理论"。朱元璋认为，自己当了皇帝，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天下就归自己所有。天下的山山水水、天下的芸芸众生、天下的飞禽走兽、天下的一草一木，天下的金银铜铁，天下的奇珍异宝，自己全都享有绝对的处置权。朱元璋家族于是像饿鬼一样，张开饕餮之口，疯狂地吞食：

　　"皇子封亲王，授金册金宝，岁禄万石，府置官属。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万九千人，隶籍兵部。冕服车旗邸第，下天子一等。公侯大臣伏而拜谒，无敢钧礼。亲王嫡长子，年及十岁，则授金册金宝，立为王世子，长孙立为世孙，冠服视一品。诸子年十岁，则授涂金银册银宝，封为郡王。嫡长子为郡王世子，嫡长孙则授长孙，冠服视二品。诸子授镇国将军，孙辅国将军，曾孙奉国将军，四世孙镇国中尉，五世孙辅国中尉，六世以下皆奉国中尉。其生也请名，其长也请婚，禄之终身，丧葬予费，亲亲之谊笃矣"（《明史·列传第四·诸王》）。

　　"亲王，米五万石，钞二万五千贯，锦四十匹，纻丝三百匹，纱、罗各百匹，绢五百匹，冬夏布各千匹，绵二千两，盐二百引，花千斤，皆岁支。马料草，月支五十匹。其缎匹，岁给匠料，付王府自造。靖江王，米二万石，钞万贯，馀物半亲王，马料草二十匹。公主未受封者，纻丝、纱、罗各十匹，绢、冬夏布各三十匹，绵二百两；已受封，赐庄田一所，岁收粮千五百石，钞二千贯。亲王子未受封，视公主；女未受封者半之。子已受封郡王，米六千石，钞二千八百贯，锦十匹，纻丝五十匹，纱、罗减纻丝之半，绢、冬夏布各百匹，绵五百两，盐五十引，茶三百斤，马料草十匹。女已受封及已嫁，米千石，钞千四百贯，其缎匹於所在亲王国造给。皇太子之次嫡子并庶子，既封郡王，必俟出阁然后岁赐，与亲王子已封郡王者同。女俟及嫁，与亲王女已嫁者同。凡亲王世子，与已封郡王同，郡王嫡长子袭封郡王者，半始封郡王。女已封县主及已嫁者，米五百石，钞五百贯，馀物半亲王女已受封者……郡王诸子年十五，各赐田六十顷，除租税为永业，其所生子世守之。"（《明史·志第五十八食货六》）

　　而当时官员的俸禄是："禄米。正从一二三四品官，自千石至三百石，每阶递减百石，皆给俸钞三百贯。正五品二百二十石，从减五十石，钞皆百五十贯。正六品百二十石，从减十石，钞皆九十贯。正从七品视从六品递减十石，钞皆六十贯。正八品七十五石，从减五石，钞皆四十五贯。正从九品视从八品递减五石，钞皆三十贯……吏员月俸，一二品官司提控、都吏二石五斗，掾史、令史二石二斗，知印、承差、吏、典一石二斗；三四品官司令史、书吏、司吏二石，承差、吏、典半之；五品官司司吏一石二斗，吏、典八斗；六品以下司吏一石；光禄寺等吏、典六斗。教官之禄，州学正月米二石五斗，县教谕、府州县训导月米二石。首领官之禄，凡内外官司提控、案牍、州吏目、县典史皆月米三石。杂职之禄，凡仓、库、关、场、司、局、铁冶、递运、批验所大使月三石，副使月二石五斗，河泊所官月米二石，闸坝官月米一石五斗。天下学校师生廪膳米人日一升，鱼肉盐醯之属官给之。宦官俸，月米一石。"（《明史·志第五十八食货六》）

　　亲王的俸禄超过一品大员的五十倍，相当于九品官（正县级）的七百七十倍，几乎是一般公务人员的两千倍。亲王的儿子和孙子享受一品大员的待遇，六世孙的待遇，也远高于一个知县（正处级）。皇室有如天文数字般的俸禄，哪里来的？天上不会掉下来，地下不会冒出来，来源只有一个：老百姓的税赋。王子、王孙年十五，赐田五十倾，这田哪里来的？仓库里拿不出来，作坊里造不出来，来源只有一个：无偿划拨民田。不仅如此，朱元璋家族的生老病死、婚丧娶嫁、嫖赌逍遥以及作威作福的开销，全由老百姓（现在时兴的说法叫纳税人）买单。

　　为维持朱元璋家族的穷奢极欲的生活，朱元璋绞尽脑汁、不择手段地搜刮民财。为了不让一分田逃避赋税，为了不让一个人逃避徭役，朱元璋进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范围的人口普查和土地普查。根据人口普查的数据，编制成"赋役黃冊"，作为征派力役的依据。根据土地丈量的数据，编制成"鱼鳞图冊"，作为征收赋税的依据。"赋役黃冊"和"鱼鳞图冊"每年核实一次，几乎没有人能够漏网。

　　为搜刮民财，朱元璋还别出心裁地发行"大明宝钞"，禁止金银在市场流通。规定民众只能用金银向官府置换宝钞，然后用宝钞进行交易。由于官府大量印制，超额发行，20年后，"大明宝钞"便贬值到原来的千分之二，几近废纸。而民间的金银则大多进了皇家的府库。老百姓也就不可避免地陷入到赤贫的境地。

　　朱元璋搜刮民财，还有冠冕堂皇的理论。朱元璋说："富贵贫贱，神明之鉴焉。有德有行者至于贵；阴骘无疵者至于富；德行俱无，阴骘杳然，刁顽奸诈至于贱。此数说也，宰在天地鬼神，驭在当世之君。"（《大诰三编》）

　　皇室大多妻妾成群，多子多孙。皇室人数成几何级数增长。朱元璋的子孙继位做皇帝的有17人，封为亲王的83人，封为郡王至奉国中尉的，不计其数。徐光启《处置宗禄查核边饷议》中说："洪武中亲、郡王以下男女五十八位，至永乐而在位者百二十七。隆庆初隶属籍者四万五千，而见存者二万八千；万历甲午（公元1594年）隶属籍者十万三千，而见存者六万二千，即又三十年余一倍也。顷岁甲辰（公元1604年）隶属籍者十三万，而见存者不下八万，十年而增三分之一，即又三十年余一倍也。"《明神宗实录》记载，万历二十三年，皇室成员达十五万七千余人。皇室成员的俸禄，多得到了老百姓无法承受的程度。嘉靖四十一年，御史林润奏称："天下岁供京师粮四百万石，而诸府禄米凡八百五十三万石。以山西言，存留百五十二万石，而宗禄三百十二万；以河南言，存留八十四万三千石，而宗禄百九十二万。是二省之粮，即令全输，不足供禄米之半。"

　　朱元璋家族不但在物资方面贪得不厌，在政治上更享有无法无天的特权。朱元璋规定："凡王国有守镇兵、有护卫兵，其守镇兵由常选指挥掌之，其护卫兵从王调遣……遇有警急，守镇兵、护卫兵并从王调遣……守镇官既得御宝文书，又得王令旨，方许发兵，无王令旨，不得发兵。"（《皇明祖训》）。朱元璋还规定，皇室成员犯法，有关部门不得审讯和逮捕，只能实名举报，由皇帝裁决。而朱元璋是这样裁决的："谷王橞（朱元璋第十九子）夺民田，侵公稅，杀无罪人，藏匿亡命，長史虞廷纲谏，则诬以罪而磔之。伊王（朱元璋第二十六子）世子典，多持官吏短长，不如旨，必搆之使去。至御史行部，不敢入城，要而笞之，官吏往來，率迂道疾过，犹使人追入，责以不朝，朝者亦辱以非礼。宮墙坏，奏请修筑，则夺附近民居以广其宮，索郎中陈大壮屋不肯，则使数十人從大壮卧起，夺其饮食，大壮遂饿死。阅河南府城女子，选七百余人，留尤丽者九十余人，勒其家以金赎。宸濠未反時，亦強夺民间田宅子女，养群盜闵廿四、淩十一等劫财江湖间，有司不敢问……此其恣橫无忌，肆害官民，皆由以藩王之尊，居於外郡，莫敢抗拒故也。"（赵翼：《二十二史札记》）

　　当朱元璋家族的全体成员沉浸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欢乐之中的时候，中国的老百姓却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神州大地上流民如潮，饿殍遍野。朱明王朝这样的"政府"，叫人民怎么去拥护？这样的"国家"，叫人民怎样去爱？史料记载，农民对朱明王朝的反叛运动，自明初到明末，从来没有停止过。仅《明史》中零星记录的，就有上百起之多。李自成和张献忠辈，仅仅是压死骆驼的最后那根稻草而已。崇祯末年，马世奇对崇祯说："其实贼何能破各州县，各州县自甘心从贼耳"。人民为什么甘心从贼？从这里不难找到答案。

　　朱元璋本人造反起家，深知权力的重要，深知夺权与反夺权的奥妙。因此，他不能让别人有权，因为有了权就会有政治势力；他不能让别人有钱，因为有了钱就会有社会声望、就会有组建武装力量的物质基础；他不能让别人有非分之想，因为有非分之想就会有反叛；他不能让别人有知识，因为有知识就会有谋略、有主见，就不会对自己盲从，就难以对付；他不能允许有威望、有能力的人物存在，有威望、有能力的人物就有可能成为对手。朱元璋将所有有权力、有能力、有财力、有智力的人，统统视为潜在的敌人。他必须让所有的臣民永远处于没有权力、没有财富、没有知识、没有奢望、没有尊严的状态，成为纯粹为他服役和纳税的工具。

　　出于这一阴暗心理，朱元璋冒天下之大不讳，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大肆屠戮文武官员，将权力全部集中到自己手中。洪武十年之前，朱元璋以"据元相脱脱第宅，僭用故元宫中物"罪，杀了淮安侯华云龙。以"僭用龙凤"罪杀了德庆侯廖永忠。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丞相胡惟庸"谋反"为名，将胡惟庸族诛，从此取消丞相一职，并规定"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皇明祖训》）。接着，朱元璋以肃清"逆党"为借口，十余年间以株连的方式杀戮文武官员及其家属三万余人。其中包括开国元勋李善长、赵庸、郑遇春、朱亮祖等一公、二十一侯。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又借口凉国公蓝玉谋反，将蓝玉族诛，株连杀戮文武官员两万多人。其中一公、十三侯、二伯。洪武二十七年，朱元璋以私藏兵器为借口杀了宋国公冯胜，洪武二十八年，又以对孩子管教不严为借口逼死了颖国公傅友德。明朝的开国功臣，至此诛杀殆尽。清代史学家赵翼对此曾这样评论："明祖，藉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盖雄猜好杀，本其天性"（《二十二史札记》）。洪武九年，由于地方行政机构的统计人员，到中央政府进行年度统计审核时，携带了盖有地方行政机构印章的空白统计报表。这种空白统计报表，印章骑缝加盖，另一半留作存根，统计人员所带的报表上只有半个印章，根本就没有别的用途。统计人员带上它，只是以备临时发现数字需要更改时使用。携带这种空白统计报表，没有违反成文的法规，也不涉及贪污受贿问题，仅仅是为了工作上的方便。但朱元璋知道后，将全国十三个省、一百四十多个府、一千多个县的掌印官（现在叫行政一把手），不分青红皂白，统统处死，副职全部杖一百后充军。制造出一个荒谬绝伦的"空印案"。洪武十八年朱元璋又制造郭桓案，说户部侍郎郭桓贪污粮食七百万石到两千多万石（具体数字朱元璋自己也说不清楚），郭桓所贪污的粮食，寄存在全国各地富裕的平民家里。并说全国所有的十二个布政司（相当于现在的省政府）都参与了作案。这个案件，"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核赃所寄借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明史·刑法志》）。

　　在朱元璋统治下，是与非、功与过、罪与非罪，没有标准。是还是非，功还是过，有罪还是无罪，不决定于你做了什么或没有做什么，而是决定于朱元璋的意见或情绪。他不喜欢你，你就是错的；他要杀你，你就有罪。朱元璋不把人当人。在朱元璋眼里，人与沙子、草芥、蚂蚁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想用就用，想扔就扔，想杀就杀。无故杀人是他的家常便饭。赵翼《二十二史札记》记载："明祖学问未深，往往以文字疑误杀人。当时以嫌疑见法者：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为海门卫作谢增俸表，以表內'作则垂憲'诛；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万壽表，以'垂子孫而作则'诛；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为按察使撰贺冬表，以'仪则天下'诛；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为布按作正旦贺表，以'建中作则'诛；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正旦贺表，以'睿性生知'诛；澧州学正孟清为本府作贺冬表，以'圣德作则'诛；陈州学训导周冕为本州作万壽表，以'壽域千秋'诛；怀庆府学训导呂睿为本府作谢赐马表，以'遙瞻帝扉'诛；祥符县学教谕賈翥为本县作正旦贺表，以'取法象魏'诛；亳州训导林云为本府作谢东宮赐宴箋，以'式君父以班爵祿'诛；尉氏县教谕许元为本府作万壽贺表，以'体乾法坤，藻飾太平'诛；德安府学训导吳宪为本府作贺立太孙表，以'永紹亿年，天下有道，望拜青门'诛。盖'则'音嫌於'贼'也，'生知'嫌於'僧'也，'帝扉'嫌於'帝非'也，'法坤'嫌於'髮髡'也，'有道'嫌於'有盜'也，'藻飾太平'嫌於'早失太平'也。闲中今古录又载：杭州教授徐一夔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则'等语，帝覽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薙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斩之。礼臣大懼，因请降表式，帝乃自为文播天下。又僧來復谢恩诗，有'殊域及自慚，无德颂陶唐'之句，帝曰'汝用殊字，是谓我歹朱也，又言无德颂陶唐，是谓我无德，虽欲以陶唐颂我，而不能也。'遂斩之。解縉疏云：'陛下无几时有不变之法，无一日无有过之人。出吏部者，无贤否之分；入刑部者，无枉直之判。'武臣被戮者，固不具论，即文人学士，一授官职，亦罕有善终者"。

　　为防止老百姓互相串连和成立民间组织，朱元璋在全国范围内实行"里甲"制度。十户为一甲，一百一十户为一里。朱元璋规定，里甲内的村民必须互相监督，人人都有揭发举报本里甲违法犯罪行为的义务和责任。一人犯法全家受罚。邻里知情不报者连坐。规定农民只能在住所附近一里范围内活动，还必须早出晚归，不得在外留宿。每个人每天干什么事，到哪里去，都必须通报邻居，让邻居知道。瞒着邻居的活动概属违法活动，将受到严惩。规定商人和手艺人做生意和打工不能超出离家百里的范围。农民离家一里、商人和手艺人离家百里，必须持有官府开具的"路引"（通行证）。没有"路引"而外出的，以犯罪论处，或判刑，或流放。朱元璋还规定，农民必须缴纳土地税和义务服劳役。土地税每年春季和秋季分兩次上缴。力役則自备盘缠和伙食，到指定地点服役。

　　为保证他的政策能完全贯彻执行，朱元璋制定了《大明律》、《大诰》、《大诰武臣》、《皇明祖训》、《资世通训》、《臣戒录》等严刑峻法，实行恐怖统治。朱元璋的决定，所有臣民，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朱元璋说："朕出是诰，昭示祸福，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徙流罪名，有者每减一等，无者每加一等，所在臣民，熟观为戒。"（《大诰·颁行大诰第七十四》）。"斯上下之本，臣民之至宝，发布天下，务必家家有之，敢有不敬而不收者，非吾治化之民，迁居化外，的不虚示。"（《大诰续编·颁行续诰第八十七》）。

　　《大诰》是一部钦定案例的汇编。其中所列的罪名，诽谤皇帝、结党乱政、寰中士夫不为君用、抗粮、抗差、抗租等占百分之八十以上。"诽谤皇帝"、"结党乱政"两条，根本就没有衡量的标准，朱元璋随时可以把它戴到任何人的头上。《大诰》中"所列凌迟、枭示、族诛者，无虑千百，弃市以下万数"（《明史·刑法志二》）。当时的政治气氛，方孝孺曾有这样的描写："郡县之官虽居穷山绝塞之地，去京师万余里外，皆悚心震胆，如神明临其庭，不敢少肆。或有毫发出法度，悖礼义，朝按而暮罪之，其重名实、辨臧否诚古所未有也。"（方孝孺：《叶伯臣郑士利传》）。其气氛之恐怖，由此可见一斑。

　　为了使所有的人把《大诰》的精神"铭刻在脑海里，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朱元璋在全国掀起了大学特学《大诰》的热潮。背诵《大诰》，可以得到朱元璋的奖励，表现突出的还可以提拔当官。朱元璋在首都多次大规模地接见讲读《大诰》的积极分子。"于时，天下有讲读《大诰》师生来朝者十九万余人，并赐钞遣还"（《明史·刑法志一》）。

　　为了死后仍然能享受生前腐朽糜烂的生活，为了显示他至高无上的权威，朱元璋生前动用十余万匠人和官兵，集中全国的工艺大师，费时二十五年，为自己建造了极尽奢华、规模空前的陵墓——明孝陵。明孝陵地面建筑的宏伟壮丽，许多人并不陌生。其地下部分虽然没有发掘，未见其真面目，但它的奢华程度，是可想而知的。朱元璋死了以后，还丧心病狂地将四十个侍寝的宫女全部殉葬，其中年龄最小的不足16岁。人们只看见南京明太祖之墓，宏伟壮观。有多少人知道它里面同时还埋葬着40个冤魂？当明孝陵享殿上香烟缭绕、钟鼓齐鸣的时候，又有多少人知道40个、甚至更多的无辜家庭陷入在生离死别的悲痛之中？

　　朱元璋没有罪恶感，他不认为任意掠夺他人的财产是犯罪，他不认为随意剥夺无辜者的生命是犯罪，他不认为暴殄天物是犯罪，他不认为毁谤构陷是犯罪。朱元璋没有道德感，他不认为过河拆桥是可耻的，他不认为出尔反尔是可耻的，他不认为恩将仇报是可耻的，他不认为指鹿为马是可耻的。朱元璋有的只是永远无法满足的物欲、食欲、性欲和权欲。利令智昏，权更令他智昏。聪明过头，就走向了反面。

　　朱元璋的一系列措施付之实行以后，整个中国鸦雀无声，万马齐喑。于是，文官不再有良策，武将不再有战功，百姓不再有奉献。中华民族在沉默，华夏大地在沉默。但历史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它的脚步，更没有因此而停止在朱元璋设定的那一个点上。它艰难地、曲折地、缓慢地、顽强地、同时也是不可阻挡地在前进。

　　朱元璋把所有可能的对手除掉之后，一定带着惬意的微笑，进入了甜蜜的梦乡。敌人消灭了，剩下的，算得了什么？朱明王朝这头强壮的骆驼，不在乎背负几根稻草。

　　然而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一根又一根的稻草，像雪花似的降落，终于在甲申年的三月十九日，把这只骆驼压垮，让它停止了呼吸。那一天，北京城万众欢腾，唯一感到悲哀的，就是那只骆驼。

　　作者电子邮箱 zolotang(at)yahoo.com.cn

　　2008/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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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August 25,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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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俊臣:中国的暴富者群体是怎样产生的？

　　——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一点思考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不公、贫富分化的现象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0．4%的人口掌握了70%的财富，而美国则是5%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超过了美国，位居世界第一，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另据统计，2005年中国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国有行业共有职工833万人，不足全国职工总数的８％，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估算相当于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不是由于这些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和社会贡献率高于其他产业，而是因为这些行业能获得巨额垄断经营利润。在失控的工资增长与减少过程中，大量的民营企业员工工资增速很慢，有的甚至于负增长，而国有垄断企业职工工资却一枝独秀，稳居高位。由此，人们有理由认定，中国的贫富差距已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

　　但是，据我了解，老百姓虽然对国有垄断企业职工的过高工资，很是不满，但是大都表现出无可奈何的态度，有的千方百计想"钻"进国有垄断企业享受、瓜分点过高工资。更严重的问题，将引起社会愤怒的问题，动摇国家稳定的问题，是那些不断产生着的暴富者群体。中国老百姓最痛恨的，就是这些暴富者群体；中国社会有可能发生"革命"、"造反"的，将肯定针对的是这些暴富者群体和腐败群体。

　　所谓暴富，是指在极短的时间内，收入上百万、上千万、乃至上亿元的现象。所谓暴富者群体，是指钻了政策和法律的空子，违背社会公德和法律，利用职权而在短时间内发大财的人群。这一人群是社会各界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的，是社会不公、贫富分化的主要责任者。

　　其实，我国社会中的老百姓，对靠勤劳致富、靠能力致富、靠贡献致富，不但不眼红、不愤怒、不反对，而且持理解和支持态度。最近，有记者报道"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为老伴买汽车，网友们就表现出全力支持的态度，几乎一边倒地认为袁院士买什么车都不过分，就是拥有六七驾飞机也正常！更有网友激动地表示，就算我们仇富，也不仇袁隆平！有论者认为仇富不仇袁隆平，这表明被中国部分精英所"妖魔化"的"仇富论"已经破产，国人仇的是具有不正当来源的财富持有者，而不是袁院士这样依靠智慧、双手、贡献和脚踏实地挣钱的"富人"。

　　我国的暴富者群体有多大？国家统计局系统没有统计过，反贪部门没有公布过，学者们的研究因资料不全而难以估计。不过，大家都认为数量不少，以至于要用人群来命名。

　　对于暴富者群体产生的原因，学者们站在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四种概括：一是改革开放原因说；二是改革开放不彻底说；三是法律法规不健全说；四是反腐败不力说等。这四种概括，各有各的道理，目前尚无统一意见。如果认真分析，可以发现，改革开放原因说并没有解释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怎么就和暴富者群体的腐败有机联系了起来，更难以说明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也有相对的暴富者群体、也有腐败的现象，特别是不能说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地区腐败现象反而很少，因而没有说服力。法律法规不健全说和反腐败不力说揭示了反腐败的体制与机制的问题，但是没有揭示出预防腐败的体制与机制问题，以至于腐败越反越多、暴富者越禁止反而越多。

　　而改革开放不彻底说，似乎更能解释这一现象。研究暴富者群体问题，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只有具体地分析了，才能弄明白其中的改革开放不彻底的奥秘，也才能对症下药，也才对深化改革有借鉴意义。

　　如果撇开为数不少的靠依法经营、勤劳致富者外，我觉得，我们当中的差不多每一个人都亲身经历过或听说过自己身边那些暴富者产生"事迹"。现在，让我们不厌其烦地回顾一下。

　　一、价格双轨制造就的暴富者群体

　　所谓价格双轨制，是指在包括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商品交换中，通行着政府定价和市场决定价格的两种价格体系。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中，所谓价格双轨制是无论如何绕不过的一个过程。其原因，一是计划经济的势力相当的强大，坚持计划经济的官员们占据着、把持着国家的主要工作岗位，要让他们放弃计划定价，那是绝对办不到的；二是因农村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放开集贸市场、对企业放权让利等改革的推行，受供求关系的影响，一些商品按照市场定价已是顺理成章，谁也挡不住。这样一来，也就出现了政府定价的低价格，和市场定价的较高价格，相互存在。

　　实践中，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并不是各自在自己的轨道上运行，而是客观存在着交叉，也就出现了有人把低价格的计划价格的商品，拿到市场上以高价格出售，赚取差价发财。

　　现以1987年云南省电铜为例。国家统一出厂价格为每吨5500元，云南省定出厂价格为每吨6600元，最高出厂限价加价额为每吨9920元，最高销售限价加价额为每吨10560元。这也就是说，某人有关系，从电铜工厂买出1吨电铜，转手卖出去就可以赚钱3960元（10560元—6600元），如果倒卖1万吨，就赚3960万元。

　　再以云南省名烟为例。1987年，国家决定放开13种（云南省占9种）名烟的计划价格，即大幅度提高市场销售价格，每箱出厂价约在45000元，而到市场至少翻一倍以上，即赚4500元；如果能批1万箱，那么也就赚4500万元了。当时的不是秘密的秘密是，这样的暴利不能一个人吃，而是有好几个人吃：某人从烟厂批出1万箱，他并不提货，而是在宾馆中就把批条倒卖好几次，每人吃一些，只有最后一个人才真正把烟提出，批发给零售商。那时，昆明市平常有上万人在做烟生意：有用当时云南省不能生产的过滤咀丝束来换烟的；有打着领导同志旗号来批烟的；有通过送礼来搞烟的；有内外联合倒烟的。总之，一部分人通过名烟的价格双轨制，而发了大财。

　　现在，我们看当时的这些紧俏商品的双轨制可能有点不理解，有的认为一下子放开不就得了。但是，当时就是一下子不能放开，其原因：一是如果一下子放开，就被称为前苏联的"休克疗法"，就不是渐进式改革，不但要遭到反改革派们的反对，就是改革派中的多数人也不会拥护；二是当时把计划定价称为"社会主义"，是必需坚持的底线，如果一下子放开，老革命家们不同意，左派们不同意；三是当时的掌权派不赞成，因为如果一下子放开，他们手里的权没有了，没有人找他们批条子了，一方面他们的权力失落感驱使他们不赞成，另一方面他们不紧紧抓住批条子的权，也就没有受贿的机会了。这就是价格改革要"闯关"的背景。

　　二、国企初期的不成功改制所造就的一批暴富者

　　1990年代以前，我国的国企改制经历了包括扩大自主经营权、厂长负责制、承包经营责任制、加强内部管理等。回顾这一改革过程，说明了我们对国企改革的认识，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当然更是实践教育的过程。由于国企本身的理论问题（杜光先生已指出国企不是公有制），我们所能想到的改革方案，全试验过了，始终成效不明显，要么是经济效益不好（盈利不多，亏损不少），要么是社会效益不好（服务态度恶劣）。以至于人们惊呼：中国国企的改革已经走进了"死胡同"。但是，不改革，退回到过去计划经济时期的国家"统包统配"的旧体制，问题更加糟糕。我们在此讨论问题是，每改革一次，都造成国家利益的损失，都使一批人成为了暴发户。

　　先说扩大自主经营权。扩大国有企业自主经营权，是我国自农村家庭承包经营承包责任制后，城市企业进行的第一个重要改革。企业拥有了自主生产与经营权，包括超额生产权、超额生产的产品的定价权和销售权，由于政府机关不能、也不该监督，在社会产品极其匮乏的年代，就成为了市场上的抢手货，厂长、销售人员和市场"倒爷"（二道或三道贩子）中一部分人，便暴富了起来。

　　次说承包经营责任制。国有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是借鉴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经验，而实行的一项"真正"的改革。之前的扩大国有企业自主经营权，严格来说还不能称起为改革。由于政府机关与承包经营的国有企业在谈判时，无一不处于信息不明、情况不熟、被企业耍弄的状态，因而往往被"欺骗"，以至于出现了相对于未承包企业来说，承包基数过低、企业留利过高、企业小"金库"过肥等普遍现象。其中，企业小"金库"除了企业正常使用外，一部分不能不被企业负责人拿去，从而暴富了一部分人。

　　再说厂长负责制。工厂实行厂长负责制，这本来是企业管理的最基本的道理，但是自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代初，这一道理被所谓的集体负责制、党的一元化领导、工人阶级管理等，弄得成了问题，以至于改革开放后还需要学者大力普及厂长负责制这个常识。而实践中，自扩大国有企业自主经营权后超额生产的产品的定价权和销售权，一直延续到厂长负责制，厂长、销售人员和市场"倒爷"（二道或三道贩子）中一部分人的暴富，也延续了下来，直到社会商品供需趋于平衡。

　　改革开放初期的这些改革方案，是在企图绕过所有权这个最敏感性的问题，而进行的不成功尝试，也是改革必须付出的学费。试想，那时曾经把经济学界引进国际上产权理论的人，说成是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就证明了改革的艰巨吗？！

　　三、产权改制过程中造就的暴富者

　　由于扩大自主经营权、厂长负责制、承包经营责任制等，没有涉及企业的产权这一根本问题，所以不能不以不理想而告终。有的人把这叫做失败也是可以的。这时，以明晰企业产权为标志的股份制改造，被决策层接受，成为我国公企（国企乃至集体企业）的主要改革方向与途径。

　　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是我国包括国企改革在内的所有政策执行中的一条经验教训。正如著名学者杜光先生深刻指出："股份制改革因官商勾结，中饱私囊而畸形发展；没有进行股份制改造的重点国有企业更成为权贵阶级的囊中之物。这两种类型的企业诞育了豪强资产阶级和权贵资产阶级，造成了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

　　首先是设置内部股。我国国企和集体企业的内部股，是按照企业内部职务高低而划分为若干等级，每一等级可以划入或认购多少不等的内部股份。例如，董事长、总经理10万股、中层管理干部5万股、一般员工1万股，如此等等。其中，许多国企向主管部门及其领导送内部股，是一个违背不得的潜规则。待内部股一上市股价飙升时抛出，一批富人也就冠冕堂皇的诞生了。

　　其次是管理层收购。所谓管理层收购，是指为调动管理层的积极性，救活公企，由公企管理层把所在公企的一部分或全部股权收购的改革方案与行动。在管理层收购中，管理层一般都没有、也拿不出那么多现钱，怎么办？方法是管理层用公企作抵押向银行贷款。这样一操作，公企也就变成了管理层的企业。由次，管理层也就一夜之间便成为了暴富人群。这也就是有人说的"国有资产流失"。

　　在此的问题是，被管理层收购的那些公企，为什么不选择其他的改革方案，偏偏选中管理层收购的方案？事实上，被管理层收购的那些公企，已经试验过了几乎所有的改革方案，都不见成效，惟有管理层收购这一条路了。这也就是说，是不得已而为之。现在看起来，当时的管理层收购，没有界定公企普通职工的股份，而是"减员增效"式的"一刀切"地把部分普通职工弄下岗了。不过这已是后话。

　　四、国企特别是央企管理层自己给自己定的天价薪酬而造就的暴富者

　　我国的暴富者群体，当首推国企特别是央企管理层。国企特别是央企管理层的天价薪酬，已经引起国人的严重关切和强烈不满。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中，企业管理层的薪酬，是由企业所有者即老板决定的，在股份制企业中具体是由董事会乃至股东大会讨论决定的。按照这一理论，国企特别是央企管理层的薪酬，应由国家（政府）决定。我国现行央企负责人的薪酬制度是在2002年由国资委制定的，年薪结构由"基薪+绩效年薪"两部分组成。基薪是年度基本收入，不与业绩考核结果挂钩，主要考虑企业的经营规模和经营管理难度，兼顾地区、行业和本企业职工收入水平等因素。绩效年薪则属于奖励性质的收入，以基薪为基数，与经营业绩考核结果挂钩。当时确定的负责人薪酬与职工平均工资的比例是12倍。由于国企职工平均工资在10万元（电力行业一个抄表工就是10万元），负责人薪酬也是120万元了。

　　由于国资委的薪酬规定太笼统，又设有一个职能部门负责监督和考核，事实上形成了央企管理层自己给自己定薪酬的中国特色现象。根据经济学理论中的经济人假设，这些国企管理层无一不是经济人，至今没有出现一个刘国光命题中的"大公无私人"，无一例外地是自己给自己定天价薪酬。正如邓隶文先生所指出的：一是出资人或其代表未行使薪酬安排权，造成央企负责人自己给自己定工资；二是对央企经营业绩的真假缺乏科学的确认与评价机制，特别是与经营者薪酬挂钩的"效益数"，在不少央企类似于考生自己给自己判分；三是对薪酬及职务消费未建立披露机制，少数央企存在按"职"分配现象。

　　据统计，我国现有央企155家，每一央企高管按平均数20人计，则有3100人；每一高管年薪100万计，则有31亿元之多。事实上，央企管理层年薪动辄数十万、数百万甚至上千万以上，而大多数非国企员工月工资一两千元，差距悬殊。以中国神华为例，2007年实现净利润213．48亿元，16位高管年薪2404万元，平均每人150．25万元，超过百万元的高管年薪8位，而两位副总裁（郝贵和王金力）年薪均为304万元，是整个能源行业年薪最高的高管。另据3月17日中国神华发布2007年度报告显示：实现营收为821．07亿元，同比增长26．0%，净利润增幅19%.但在比去年同期增加的47.71亿元的营业成本中，人工成本增加了4．59亿元，同比增长35．75%.年报还显示，中国神华2007年其综合毛利率为48．18%，相较于2006年的50．54%下降了2．36%.这种利润下滑，而高管酬金增加，能算正常吗？！

　　央企管理层自定天价年薪，各省、市、区国资委管理的大型国企管理层上行下效，年薪也在50万元——80万元人民币之间。

　　另据报道，国内共有中小企业2000万家，按照中央"抓大放小"原则，其中3%是国企，也就是60万家左右，他们的年薪平均大约在20万元以上。

　　应该说明的是，上述计算的仅是国企特别是央企管理层工资表上的薪酬，并没有计算他们的职务消费，更没有计算他们的灰色收入。据媒体揭露和学者研究，我国的国企贿赂别人和接受贿赂已非常普遍和相当严重。据北京青年报2008年7月12日发表署名若夷的文章，揭发陕西省高速公路建设集团公司原董事长陈双全在职三年受贿1700万元，其经验是"受贿优先考虑国有企业，因为国企比较安全"；而且"国企普遍爱好做假帐，并且精通这方面的业务——'有办法做'，因而接受其贿赂户'比较安全'"。

　　五、资本市场不完善造就的暴富者

　　中国的资本市场开发较晚，很不成熟，从而成为暴富者群体的孕育、诞生的温床。正如吴敬琏先生所指出的，中国股市的"政策市"顽疾并未根除，有权力的人可以大发横财，而普通股民总是利益受损。由于受计划经济分配指标、不喜好信息公开的影响，中国资本市场建造和改造过程中沾染了大量原体制中的弊端，为有权有势的官员们及其亲朋好友暴富，提供了机会和平台。在此常用的有以下手法：

　　首先是市场不完善，暗箱操作太多。最典型的要数王益案。据《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第22期报道，王益有两个违法乱纪行为：一是为其弟王磊谋私。原国家开发行副行长王益，于2007年3月批示国家开发行河南分行，为郑州提供25亿元资金用于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中岳嵩山、少林禅宗、武术圣地为核心的旅游文化产业发展。但25亿元资金只用了2亿元，其他23亿元去向不明，其中王益胞弟王磊从中收取4000万元"高额财务顾问费"，用于购买太平洋证券的原始股份。2007年最后一个交易日，太平洋证券登陆上交所，首日股票涨幅达到了424%，王磊的4000万元原始股份转眼间便飙升至16亿元。二是牵连到太平洋证券违规上市。太平洋证券原是一家三年累计亏损8482万元的绩差公司，按规定根本没有上市资格，但是它却用即将退市的云大科技换股操作违了一次规，又用新代码——即不是借壳也不是新股发行再次违规，特别是它没有经过证监会发审委以及重大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就直接上市，显然与王益有关，并且发现王益在太平洋证券中有大量低廉筹码。王益案表明，国家证监会在监管我国证券市场中有这么多、这么大的漏洞，王益们暴富也才有了机会和平台！

　　再次是非市场化手段。例如较长时间采用上市的配额制，一些省市区为了争取配额，不得不采取送内部股大礼、行贿受贿等手段，贿赂有关部门的官员，甚至于上市评估专家、发审会专家组成员。这样一来，有关部门的官员和上市评审、发审专家组成员，开一次会、行使一次权力，就可以获得上万、上十万、上百万的收入，这不是暴富又是什么？！

　　三是股东同股不同价。例如，流通股与非流通股的设置，就造成了非流通股股东（一部分为自然人——官员、内部人）稳获利益，而流通股股东却要承担股市跌落的损失。再如最近的大小非解禁，就使拥有的股东能获得超额利润，以至于那些要解禁的大小非股东以及上市公司，并不管市场低迷而一个劲地要解禁。

　　四是内幕消息操作暴富。曾轰动一时的广发证券原总裁董正青，通过泄露内幕信息、内幕交易案，在广州市天河区法院进行公开审理。据检察院审查起诉书显示，公安机关查明，2006年2月至5月，董正青利用其个人直接主导广发证券借壳上市的职务便利，多次将广发证券借壳延边公路（深圳交易所代码：000776）上市的消息透露给其弟董德伟，并指使董德伟买入并卖出延边公路股票，共计人民币1亿多元。2006年5月，董正青又将内幕信息透露给赵书亚，赵书亚即利用该内幕信息，通过其控制的股票资金账户，筹集资金200多万元，购买延边公路股票。经中国证监会认定，赵书亚在价格敏感期内买入延边公路股票49．81万股，买入金额247．8万元；卖出29．49万股，卖出金额182．49万元，账面盈利101．73万元人民币。

　　五是所谓"股权分置改革"即"大小非解禁"。就是把大股东和富豪低价买的股票和老百姓高价买的股票，拿到市场上按照同样的价格买卖。中国股票有三分之二是大股东和富豪用不到一元钱买的，有三分之一是老百姓花15元以上的高价购得，条件就是大股东和富豪的股票禁止上市流通，只能在股票市场外面转让，所以称为"非流通股"。当初老百姓花高价买的是流通权，买的是国家对老百姓的承诺。但是，证券监管机构公然蛮不讲理、无法无天地违背承诺，宣布解除对低价非流通股的上市限制。这样一来，羊圈里忽然被放进了一群狼，超过流通股数量两倍的低价股如同决堤洪水般汹涌抛售，中国股民的金融资产如同长江大河般滚滚流入极少数富豪的腰包。这样的所谓"股权分置改革"，无疑像江洋大盗一样是对股民明火执仗地公开抢劫和掠夺。

　　上市公司老总的高薪。2008年7月11日，《福布斯》评选出2008年30位"中国上市公司最贵老板"，这些高管2007年从上市公司领取的薪酬均超过100万元，平均年龄为51岁。其中蝉联年薪最高老板桂冠的是中国平安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马明哲，年薪6616万，2007年他的薪酬比上一年增394%.

　　更为令人不能接受的，是中国股市通过人为的制度安排，大把大把地为境外投资者送钱。据中央民族大学张宏良教授整理的银行资产流失统计，仅2006年由于"银行产权改革"而损失给外国的资产至少一万亿元人民币。2008年4月16日报刊文摘转载《新世纪周刊》4月7日刊登郎咸平教授的文章说："由于次级债风波，美国很多银行都遭受了重大损失。其中一家商业银行，叫做美国商业银行，他们也遭受巨大损失，但他们却公开宣称，承认在次级债风波方面投资错误，遭受巨大的损失，可是却从中国建行上市赚取了1300亿。1300亿是什么概念？相当于每一个中国百姓都为它付出了100元钱。"另如中石油在美上市仅融资29亿美元，可上市以来海外分红累计却高达119亿美元，其中仅2005年就向纽约等股民散掉600多亿元人民币。在国内，给股民分红的仅仅只有国外的十分之一。

　　六、基本建设投资招标投标过程中造就的暴富群体

　　较长时间以来，包括城市建设、交通、能源、环保等基本建设领域，一直是产生暴富群体的机遇、摇篮和平台。虽然我们在基本建设中较早就推行投资招标投标的改革措施，但是有不少人正是在合法的招标投标中，找到了为自己谋利的机会与平台，伴随着内定中标人、多次转包的把戏，也就出现了两个产物：一是"豆腐渣"工程屡屡出现；二是一些人迅速腐败，暴富者群体应运而生。

　　据报道，国家级贫困县――重庆市巫山县交通局原局长晏大彬，被控涉嫌受贿2226．4万元，于7月16日在重庆第二中级法院出庭受审。其妻付尚芳因涉嫌洗钱被同时提起公诉。

　　据检察机关指控，晏大彬现年46岁，自2001年起担任巫山县交通局局长以来的七年间，曾先后63次向17个企业的20多人收取少则单次5000元、多则单次150万元的行贿款项。检方称，"如此长的受贿时间，如此大的受贿金额，在整个重庆都极为罕见，堪称三峡库区第一贪"。据检察机关公诉材料，晏大彬的落马纯属偶然。付尚芳以其弟名义在重庆南岸区高档住宅区融侨半岛风临州购买了房屋，但一直空置。今年1月14日，住在付家房子楼下的邻居忘带钥匙，找到物管保安希望能打开楼上空房，以便从该房窗口下到自己家中打开门。因付尚未入住该房，保安处有空置房屋的钥匙。当保安用钥匙打开房门，准备越窗翻墙时，发现厕所有八个矿泉水包装纸箱，其中一个已被打开，里面有大量人民币和购房合同。于是，保安向南岸区公安局报警。警方赶到现场后清点发现共有现金939万元，并通过购房合同查到房屋业主，随即牵出付尚芳及其担任巫山县交通局局长的丈夫晏大彬，遂将此案交由重庆市纪委。重庆市纪委介入调查后，查出晏大彬夫妇在重庆购有七处楼盘，并在多个楼盘中发现大额现金，其中最大一笔为46．93万元。由于晏大彬夫妻正常月工资额均不超过900元，晏大彬很快被定涉嫌巨额贪污受贿。

　　七、官商勾结大发土地财而产生的暴富者群体

　　土地是最稀缺的资源，也是社会中许多人瞄上的、可以钻空子而迅速发财的资源。按照我国宪法，土地所有权分为国有和农民集体所有两种。能够让一部分人暴富的，是城市国有土地和通过政府征用的农民集体土地。一般情况下运作过程是：政府规划部门先作出规划，标明要征用的地段、面积和被征用户名单；宣传部门来宣传、教育；房管部门准备好搬迁过度房；城管部门来实施搬迁；开发商跟进就开发了。在这个过程中，农民集体土地每亩地被征用的补偿大体上在3——5万元，政府可能作一些水、电、路的"三通一平"，转手就以30万元（小县城）、50——60万元（市、州级城市）、60——100万元（省级城市）的价格，转给开发商了；开发商开发成房地产，就赚了大钱。由于政府要卖的、能够卖的土地不多，地方政府又有政绩的硬约束，其中官商勾结的机会就来了。这从已经揭发的腐败案例中，有大量的证明。

　　问题还在于，在我国，城市居民私有的房屋及其房屋下土地，原来是各有其主的，"文革"中被全部充公，"文革"结束后，部分房屋得以发还或给予了补偿；但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增加了"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的条款，房屋下面的土地从此变成为了国家财产，这就使政府成了最大的"地主"。以重庆"最牛钉子户"为代表的抗拒不公平撤迁者，是在老百姓权利意识产生以后。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改制拍卖和城市开发拆迁，激发和培育了老百姓的产权意识，矛盾才逐渐暴露出来。政府成为这两项"文革"遗产的受益者和拍卖庄家，各种官商勾结的贪腐之弊也由此滋生，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八、贪官暴富

　　目前，我国的以权谋私贪官暴富者，已经从改革开放前的几千元、改革开放初期的几万元，发展到"千万元"级了：北京市海淀区原区长周良洛受贿1600多万；山西临汾副市长苗元礼据传受贿7000万；陕西省高速集团原董事长陈双全受贿1700多万；晋煤集团原供应处处长孙水有2000多万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南宁市政管理局原局长受贿2600余万元；山西贫困县县长崔保红五年敛财近1000万；广西贵港市委秘书长高二刚夫妻贪污千万……。这说明，现有的常规反腐机制已然失灵，反腐利器有待体制创新，而不是小修小补。

　　当前，我国的腐败行为的一个特点，是直接从暗处走到前台，明着进行。媒体曾报道金华市安监局敛财，盖公章、办培训班、年审、处理事故等都成了他们发财的好机会。海南省文昌市锦山镇派出所所长黄萌就有几个公开的敛财之道：一是抓车乱罚款，对骑无证摩托车的农民一天罚款三四次；报废了10多年的矿石运输车在锦山镇有200多辆，一部车一年向黄萌交3000元的"保护费"。二是收"保护费"，锦山镇上的店铺、渔船也要缴纳数量不等的"保安费"，规模小一些的店铺每月交50元，规模大的每月要交100元至150元。三是充当"黑社会"的保护伞。镇上有五六个赌场，每家赌场每天都要"上贡"黄萌500元至1000元。这么一个到处伸手的派出所所长是怎么倒台的？说来有点奇怪：是因为农民围攻派出所引起检察院的调查，才顺便查出了派出所所长这个"毒瘤"。也就是说，黄萌的恶行暴露是上级查处"群体性事件"的一个"副产品"。

　　官员提升晋级也是产生暴富的机会。由于我国的选官制度改革滞后，仍然沿袭着数千年来的"伯乐相马"、"书记定夺"的基本原则，并把这作为不可改变的"铁律"，于是一些要当官者就只有向伯乐们送礼行贿。过去，送礼行贿不过是几条好烟好酒，后来发展成送货币、银行卡；过去，送钱不过是几千元，后来发展到几万、几十万元。安徽省有个县委书记，他手下的各个官职按照"肥缺"不等形成了不同的价格，而且每年都要"轮岗"（借口是锻炼干部），每"轮岗"一次都要收礼。这种暴富，是所有以权谋私暴富中最直接、最快速的形式，以至于书记们乐此不疲、而不愿意改变了。

　　更为人民群众不能接受的是，情妇们依仗贪官暴富。从中纪委、反贪局、司法部最近反腐败斗争公布的材料中能够看到，贪官身边的"女人"个个都是贪婪高手。浙江某市交通局局长的情妇由于跟局长的关系，成功促成一单工程，该企业给了她55万元成功费，这是国内判的第一个女商人因为跟领导成为情人关系而获取了经济利益的案件。还有一个故事，也是一个女商人，40多岁，同时搞定了若干个很高级别的领导干部，借助这些权力空手倒房地产，赚进好几亿。天津宋平顺的情妇徐敏也捞了两个多亿。成克杰的情人李萍就是这样的，反腐材料中说她帮别的企业找成克杰办事，办完了以后这些企业给她钱。托她们帮忙的这些企业里不乏国营企业。

　　令当今世界啼笑皆非的是，包括贪官在内的中国暴富者群体，有不少的的往国外逃，方法是先把子女弄出去读书，接着老婆也办出去，然后自己也就以探亲等名义出去了。在外逃中，美国、加拿大等是首选国，全然不顾我们的左派专家和主流媒体宣传的"美国是资本主义的地狱"，心甘情愿地一个又一个地去享受"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地狱"生活。据环球时报报道，美国加州警方称，中国反贪局和公安部已向美方列出了1000多个外逃贪官，要求协助缉查。在这1000多个外逃贪官中，100%是以权谋私、权力寻租，然后逃亡美国，大部分住在洛杉矶和纽约。例如，曾任浙江省温州市副市长和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的杨秀珠，2003年逃亡美国时，涉案金额2亿元人民币；中国银行"中银开平案"主犯许国俊、许超凡被控贪污、诈骗中国银行约4亿美元。这些逃美贪官的手法，大都是投资空壳公司、开设地下钱庄、以个人名义在美国住册公司、然后用中国资金在美国购买物产作抵押转移巨额脏款。另外，有的以进口公司购买设备为名将巨款转至海外，然后以"美方商业欺诈"的苦肉计报销损失。还有的人先将货物发到在美的家属手中，然后以"无法追讨海外资金"的方式瞒天过海。另据加州地产经纪称，近几年来，在华人聚居的美国圣盖博谷，来自中国的巨额购房款比过去增长了四成左右，并且购买的还都是百万美元以上的豪宅，很多人都是一次现款付清，以至于把当地的高档房价涨了一倍。

　　上述的案例都是人所共知的。从这些案例中，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正是改革开放不彻底、市场经济新体制不完善、残存的计划经济旧体制顽固地起作用，才造就了我国的暴富者群体，才引起了贫富不均。因此，解决我国的暴富者群体引起的贫富不均问题，就只有深化改革。与此同时，扩大社会监督，加强反腐败，也是不可少的。

　　参考文献

　　1．邓聿文：央企高管薪酬为什么失控，中人网2008年7月9日。

　　2．吴敬琏：现在股市出现问题政府救市是应该的，搜狐财经2008年7月23日。

　　3．由珊珊：董正青案一审结束，择日宣判，《财经》2008-08-02 .

　　4．王维博等：王益背后的金融监管，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第22期。

　　5．冯仑：贪官的情妇，中国选举与治理网2008-7-2.

　　6．赵光瑞：权力寻租：一养贪官，二积民怨，中国选举与治理2008-7-12.

　　7．杜光：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得失，天益网2008-07-21

　　8．邓海："三峡库区第一贪"晏大彬案开庭，《财经网》2008-07-17.

　　9．美悬赏追击千余中国贪官，都市时报转自环球时报，2008年7月15日。

　　10．练洪洋：贪官已迈入"千万级"时代，原载廉政瞭望，中国改革论坛2008-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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