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献"应该进行权力强制"？王教授的一番话实在是石破天惊。
此前，出现了"全民共讨"加"消费抵制"式的"逼捐"，很多有识之士都认为过火。现在，王教授认为"逼捐"还嫌不够，竟然主张"强制"了！
"自愿"是捐献的基本原则，是慈善的天然属性；一旦与"强制"挂钩，那就不是真正的捐献和慈善了——即使是被冠以"慈善"之名。我敢说，在全世界的慈善史上，绝对没有过"强制"的记录。难道王教授要让中国打破这个记录吗？
当然，王教授为自己的观点设定了一个特殊的语境，那就是"非常时期"。无非是说，正常情况下，捐献不应该强制，但"非常时期"就可以了。可是，汶川地震后的中国能算是"非常时期"吗？
是的，四川汶川大地震给灾区群众造成了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也给全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都带来了心灵的创伤。因此，震后的中国确实不太寻常。不过，几万平方公里的灾区之于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只是很小的一部分，灾区几千万群众以及几千亿的财产损失之于13亿人民以及全球第三大经济体也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以中华之物力、以政府之财力，依靠灾区群众的自力更生，加之完全自发自愿的捐助，中国完全有能力应对这一自然灾害。
一个国家是否处于"非常时期"，关键要看经济社会是否还在正常运转，是不是到了不采取非常手段就不能渡过难关的程度。很显然，现在的中国虽然一时为悲情所笼罩，但从来都没有失去秩序。从中央到地方，政府也已经扛起了抗震救灾的大梁，而且足以让人放心。相对于唐山大地震发生的文革时期、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以及以前的战争年代，汶川大地震给中国带来的冲击和考验实在算不上很大。
退一万步讲，即使中国确实处于"非常时期"，就应该"强制捐献"吗？也不能。如果政府的财力实在不能应付巨大的危机，而且民间自发的慈善也不能提供足够的帮助，那么经过立法机关的授权，政府可以采取一些"非常措施"。但即使如此，政府所能强制的最多也只能是通过征收"特别税"等形式来筹集资金，而不能搞什么"强制捐献"。从某种意义上说，"强制捐献"就是一种"抢劫"。
谈论这个问题，人们很容易联想到"特殊党费"。这确实带有"非常"的味道。不过，"特殊党费"只是针对特殊群体的一种组织行为。这个群体的道德水平普通较高，理应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而且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曾作出过"无私奉献"的承诺；即使如此，"特殊党费"也是以"自愿"为原则的，而不是依靠权力进行强制。从理论上讲，党员都可以在"特别党费"和退出组织中进行选择；事实上，到现在为止，全国近7000万名党员中也只有3420万名交纳了"特殊党费"。
当被问及个人收入与捐献的比例如何确定时，王教授说："国家不可能做这么细的规定，这个靠经验的积累——老百姓心中都有杆秤……"可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秤，那么最后"强制捐献"的时候以哪一杆秤为准呢？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北大的教授都很牛气，有机会四处"走穴"，当属高收入群体。我心中的这杆秤认为，王教授应该捐款10万，那就从王教授开始"强制"执行——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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