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真的缺少敢说话的知识分子么？我看未必。作为中国平均年龄最小的一个城市，深圳人——包括深圳知识分子——具有年青人的朝气和勇气，并且，与其他城市相比，深圳人的公民意识与权利意识都比较强，因此，当自身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或看到公共空间发生的一些不合理的事件时，绝对是敢于站出来说话的。不过，他们未必采用在媒体公共空间争夺自己的话语权这种方式，而更多的是通过投诉、法律等正式的渠道与其他非正式渠道——因为毕竟能写会道，并且能在媒体上侃侃而谈的知识分子毕竟并不多，而且写作也需要时间和心境，可深圳快节奏的生活却剥夺了大部分人的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并且使他们不能安下心下，静静地思考一些问题。至于那些有在媒体上发表自己见解的能力与时间的知识分子，也不乏敢说话的。就在8月21日的《南方日报》上，人大代表吴立民还对市民中心的节能效果不好提出了直言不讳的批评，指出深圳市民中心如开展节能评比可能倒数第一。这种实名的对政府部门的公开批评，在其中国他城市恐怕并不常见，而在深圳的各类媒体——尤其是南都的深圳新闻版与奥一网——却不乏类似的言论。因此，笔者以为，深圳并不缺少敢说话的知识分子。
但是，却也不能不说，深圳的知识分子不可能成为中国的思想先锋和意见领袖。为什么这样说呢？主要是深圳缺乏孕育这种知识分子的土壤。因为思想是一种灵魂的探险和艰苦的劳动，并非"应该"有就会有的，而作为思想的直接现实的说话（语言）——尤其是说真话，不但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与能力。
一般来说，要成为思想先锋或意见领袖，或者西方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必须满足以下五个条件。一是有闲，二是有钱，三是有天赋，四是有研究问题的兴趣和心境，五是有发表意见的平台。就算深圳本土为知识分子搭建的说话的平台尚不够充分，可作为中国的思想先锋和意见领袖，完全可以也应该利用其他地方的媒体空间发表自己的言论来弥补这一不足。深圳的知识分子之所以成不了中国的思想先锋和意见领袖，并非由于深圳的知识分子缺乏这种潜质，而是深圳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与高强度的生活压力大大地限制了这种潜质的生长和发育——就算在深圳的院校、媒体、作协、文联等文人聚积的地方，都很难找到有闲、有钱、有天赋、有研究问题的兴趣和心境四者兼备的知识分子。
深圳的知识分子大部分都是各行各业的行业精英，而并非专业的社会观察者与思想者，因为在中国目前这种社会文化环境下，尤其在深圳这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且相对来说比较功利的城市，知识分子单靠思考与写作是不可能谋生的——这种知识分子生活于其中的语境必然会限制他们的视野及思考问题的深度、广度与创造性；因此，他们的思想往往有点类似于佛经里说的"野狐禅"——或者不得要领，或者只能解决某个具体行业中的小问题，或者显得大而空——不可能对政府的重要决策或公民的日常生活产生什么实质性的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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