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则消息，确实难得高兴起来！想通过修改刑法来惩治腐败，无疑是在方式上本末倒置了。原因很简单，行为人在进行腐败活动时，肯定不会去研究刑法条文，去预设他该受到怎样的处罚的。刑法对社会的调整作用，总是在事后才得到发挥。而这时，犯罪已经发生了。明代朱元璋最狠贪官，行"剥皮实草"之酷刑，不过，客观效果并未与主观愿望一致。甚至这位和尚皇帝在时就已痛心地发现："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所以，探讨犯罪如何能得到预防，远比事后如何进行处罚要重要的多，而且意义更大。
对于如何预防官员和党员腐败，世界上法治发达、政治文明的国家已经有了非常好的制度经验。关键是看我们愿不愿意去借鉴，是不是还想搞所谓"中国特色"一类的东西。
总结文明国家的经验，无非就是新闻自由，充分发挥第四权力的外部监督；要求对官员的财产进行申报制，实行"阳光法案"；再就是司法独立，排除一切外力干预，让司法者忠实于法律。现在只要看看台湾前总统陈水扁的海外帐户案，就可以知道新闻监督与司法的力量有多大了。
再者，从学理上讲，目前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罪名设置上是有问题的，与刑事诉讼法的无罪推定原则有着内在的逻辑冲突——因为它要求被告人自己证明自己无罪！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矛盾，关键就在于中国现阶段缺乏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如果能够课予官员一项义务，即任职前必须申报自己的个人与家庭财产，否则就构成违法。如果要求其交代财产来源而拒绝之，则构成"拒不说明财产来源罪"。所以，我们目前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其实应该是"拒不说明财产来源罪"。要重构此罪，必须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这是设立"拒不说明财产来源罪"的前提，而且"拒不说明财产来源罪"与无罪推定原则是相通的。所以，从学理上看，现在对该罪的修正仅仅是在刑期上加重了，而没有从法理上来建立其他的基础制度来完善，这样，错误依然没有得到纠正，制度仍然没有完善。
所以，仅仅想加重刑罚来惩治腐败，绝对是重刑主义者的一种天真的幻象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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